北京市中小学生家长艾滋病知识知晓水平与性教育态度调查分析

目的了解北京市中小学生家长的艾滋病知识知晓水平及其对性教育的态度,为开展家校合作的预防艾滋病的性教育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对北京市102所中小学生家长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相关知识及家长对性教育的态度。结果家长对艾滋病的三大主要传播途径知识知晓率较高,均高于90%;对艾滋病非传播途径和安全套预防艾滋病知识知晓率较低,均低于80%。家长艾滋病相关知识总体得分为(9.01±2.71)分(满分13分),常住人口家长总体得分显著高于流动人口家长(9.17±2.62 vs8.36±3.04,t=76.57,P<0.001)。83.7%的家长认为学校有必要开展性教育,其中93.8%的家长认为学校性教育应该包含艾滋病预防知识;93.7%的家长愿意开展家庭性教育。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常住北京(OR=1.241,95%CI:1.092~1.411)、文化程度高(OR=0.754,95%CI:0.704~0.808)、家庭经济状况好、艾滋病知识得分高(OR=0.904,95%CI:0.887~0.922)的家长更支持开展学校性教育(P<0.01)。结论北京市中小学开展家校合作的预防艾滋病的性教育是可行的。多数家长支持学校性教育,且具有开展家庭性教育的意愿。开展预防艾滋病的性教育,有必要提高家长的艾滋病知识知晓水平,尤其是流动人口家长的艾滋病知识知晓水平。

以正念为基础的认知行为疗法对强迫症患者的效果

目的:探讨以正念为基础的认知行为疗法对强迫症患者的干预效果。方法:采用多基线个案实验设计,先后对6例患者进行以正念为基础的认知行为治疗,采用耶鲁-布朗强迫量表(YBOCS)、症状自评量表(SCL-90)、五因素正念度量表(FFMQ)来进行治疗前、治疗后及治疗结束3个月后的追踪评估,其中YBOCS采用周测施测。结果:多基线个案设计的图形观察分析表明,治疗后所有患者的强迫症状有明显减轻的趋势,其治疗效果在追踪期得到了维持。Wilcoxon相关样本检验发现,患者SCL-90的躯体化、强迫症、抑郁和焦虑因子分及YBOCS总分、强迫思维分量表分、强迫行为分量表分均是后测低于前测,而FFMQ的观察、描述、正念行动和不判断得分均是后测高于前测。结论:以正念为基础的认知行为疗法治疗强迫症有效,未来需要采用大样本随机对照研究进一步探索该疗法的效果。

程序公正、不确定性对公共政策可接受性的影响:情感信任、认知信任的中介作用

为了研究程序公正、不确定性与公共政策可接受性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在其中的中介效应,本研究选取公共政策领域,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随机选取510名北京市民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程序公正与公共政策可接受性正相关,不确定性与公共政策可接受性负相关,情感信任中介程序公正与公共政策可接受性,并对不确定性与公共政策可接受性之间有遮掩效应,而认知信任不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

大学生情绪调节的认知策略、外显自尊、人格特质与社交焦虑的关系

目的探讨大学生在社交焦虑中高、低分组间的性格、自尊、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选择的差异,以及不同的自尊水平、性格和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对社交焦虑的预测作用。方法 540名大学生,完成自我意识量表-社交焦虑分量表、艾森克个性问卷、自尊量表及认知性情绪调节问卷。结果被试社交焦虑得分在性别上没有显著差异,在性格的内外向、稳定程度及部分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高、低社交焦虑组大学生在自尊、性格特征两维度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在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上,自我责难、沉思、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理性分析、灾难化、责怪他人等策略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相关分析发现,大学生的社交焦虑与自尊、人格特征内外向维度呈显著的负相关(r=-0.34、-0.46,P<0.001),而与性格特征情绪稳定性维度呈显著的正相关(r=0.38,P<0.001)。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内外向、情绪稳定性、自我责难策略及重新关注计划策略进入方程的预测变量中。结论不同性别的社交焦虑表现并无明显差异,而高社交焦虑人群表现出内向不稳定的性格特征且低自尊,倾向于选择理性分析的积极策略,沉思、自我责难、灾难化及责怪他人的消极策略。内向不稳定的性格特征、对自我责难和重新关注计划的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倾向,可以显著增加社交焦虑发生的可能性。

父母自主支持、10~12岁儿童的同伴关系与执行功能的动态互动关系:一个发展级联模型

对514名三、四年级学生进行间隔半年的三次追踪,考察学龄中后期父母自主支持、儿童同伴关系与执行功能间潜在的级联效应及其可能存在的发展变化和父母性别差异。随机截距交叉滞后模型结果发现:在个体间层面,儿童执行功能与父母自主支持和同伴接纳/拒绝部分显著相关,且父亲自主支持与同伴接纳显著相关;在个体内层面,执行功能与父母自主支持由双向预测变成执行功能对自主支持单向预测;执行功能对同伴接纳单向预测变为双向预测;仅母亲自主支持与同伴关系存在双向预测。父母自主支持、儿童同伴关系与执行功能三者在学龄中后期存在相互影响的级联效应,且这一效应存在时间变化性与父母性别差异。

儿童分离性焦虑障碍的认知行为治疗效果及影响因素

童年期的分离性焦虑障碍（separation anxiety disorder,SAD）可能增加成年期焦虑谱系障碍及抑郁障碍的患病风险,且可能对个体性心理发展产生影响。国外近年来开展了大量关于儿童分离性焦虑障碍的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behavior therapy,CBT）临床研究,国内的分离性焦虑障碍临床对照研究则相对较少。

创造性认知重评在情绪调节中的迁移效应及其神经基础

认知重评在负性情绪调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针对传统认知重评重构程度不够高、调节效果不明显的问题,研究团队在先前的工作中提出了一种使消极情绪“转负为正”的高效情绪调节方法,即创造性认知重评,这种调节策略伴随着大脑海马的新颖联结形成和杏仁核的积极情绪唤醒。然而这些工作采用“指导式”的重评更像是对重评解读的“理解”而非主动的情绪调节;鉴于主动情绪调节的产生难度较大,造成创造性认知重评在实际应用上的两难困境。基于此,本项目拟指导受试者进行创造性认知重评的学习,通过学习将这种策略迁移并且应用到生活中的负性情绪调节事件中。具体研究内容包括:(1)行为学上,探索创造性认知重评在大学生群体和青少年群体负性情绪调节中的迁移效应;(2)影像学上,探索创造性认知重评迁移前后在脑认知表征模式上的变化。本项目是对已有工作基础的延伸和拓展,为验证和推动创造性认知重评成为一种可学、可用、高效的情绪调节策略奠定理论基础。

北京市6～15岁肥胖儿童行为问题与家庭环境的关系

目的探讨6~15岁肥胖儿童行为问题与家庭环境的关系,为肥胖儿童行为问题分析及其家庭环境构建提供研究证据。方法采用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和家庭环境量表简氏中文版,对北京市2 376名肥胖儿童(肥胖组)和2 376名体重正常儿童(对照组)进行调查。结果肥胖组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21.12%)高于对照组儿童(15.53%)(χ^2=24.93,P<0.01);6~11岁肥胖组女生、12~15岁肥胖组男生、12~15岁肥胖组女生的家庭环境总分均低于对照组(Z值分别为-2.44,-2.98,-3.38,P值均<0.05)。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对于6~11岁的肥胖儿童,母亲教育程度高(OR=0.78, 95%CI=0.69~0.88)、家庭凝聚力高(OR=0.75, 95%CI=0. 67~0.84)和家庭冲突少(OR=0.81, 95%CI=0.75~0.87)与行为问题的发生呈负性相关;对于12~15岁的肥胖儿童,家庭凝聚力强(OR=0.79, 95%CI=0.70~0.90)和家庭冲突少(OR=0.78, 95%CI=0.71~0.86)与行为问题的发生呈负性相关。结论未来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应关注家庭环境对肥胖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增强家庭凝聚力和减少家庭冲突可能有助于减少肥胖儿童行为问题的发生。

正念训练提升自愿者幸福感的6周随机对照试验

目的:探索正念训练提升普通个体主观幸福感的效果。方法:采用随机对照设计,将招募的72名被试分至正念训练组或对照组(每组36人),训练组进入每周1次,共6次的正念训练,对照组等待6周,直到训练组结束训练后1周进入训练。在训练前、后采用五因素正念度量表(FFM Q)、幸福感指数(IWB)量表和情感平衡量表(ABS)进行网络心理测评,用后测减前测的差值来评估干预效果。结果:训练组有效样本17人,对照组有效样本21人。6周正念训练后,训练组FFMQ[(15.1±9.9)vs.(-0.3±6.8),P<0.001]、IWB差值[(0.9±1.6)vs.(-0.3±2.6),P=0.050]均高于对照组,而负性情感的差值低于对照组[(-0.4±1.4)vs.(0.5±1.6),P=0.041]。结论:本研究提示,正念训练能有效提升参与者的主观幸福感。

父母心理控制与儿童自我控制和问题行为：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选取343名儿童及其家长为被试考察父母心理控制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1)心理控制正向预测儿童的内外化问题行为且这种影响受父母自主支持的调节;(2)父母自主支持的调节作用部分通过情绪控制影响儿童内外化问题行为,部分通过抑制控制影响儿童外化问题行为。结论:心理控制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受自主支持的调节,儿童自我控制能力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8周正念训练对负性情绪的改善效果

目的:考察正念训练改善负性情绪的效果以及正念水平提升对干预效果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随机对照实验设计。通过讲座的方式招募存在压力、负性情绪并愿意通过正念训练来缓解的个体参与研究,共招募90人,将其随机分为正念训练组与等待对照组。其中79人完成研究(正念训练组38人,等待对照组41人)。正念训练组参加8周正念训练,在此期间等待对照组不进行干预。采用五因素正念度量表(FFMQ)测量正念水平,简明心境量表(POMS)测量情绪。结果:8周训练后,正念训练组FFMQ总分高于基线[(125.9±11.9)vs.(121.2±12.5),P<0.01],POMS负性情绪总分及紧张焦虑、抑郁沮丧、疲劳维度得分均低于基线(均P<0.01);而对照组各项得分与基线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FFM Q总分的增加对干预所造成的POM S中负性情绪总分(95%CI=-6.24^-0.74)及紧张-焦虑(95%CI=-1.65^-0.12)、抑郁-沮丧(95%CI=-1.63^-0.14)、疲劳(95%CI=-1.72^-0.20)的减少存在中介作用。结论:正念训练可以有效改善参与者的负性情绪,正念水平的提升是干预造成情绪缓解的重要因素。

抑郁应激激发模型的起源、发展与整合

抑郁的应激激发模型(SGM)理论基础源于应激的因果效应理论和应激的持续效应理论。该模型认为个体不是被动地对遭遇的生活事件做出反应,而是个体的易感素质可能影响某些负性生活事件的发生。目前对应激激发模型的探究主要集中于模型中应激发生的相关因素、模型的性别特征以及模型对抑郁的解释效度等领域。未来研究需要完善应激评估方法、抑郁的应激激发模型的跨时段年龄特征以及积极心理品质在该模型中的作用机制等,并在统计方法上寻找突破。

正念训练提升幸福感的研究综述

随着正念训练在健康人群中的普及,正念训练提升幸福感的研究开始受到更多关注。对于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正念训练的提升效果都得到一定验证。在研究方法上也出现了较为成熟的经验取样范式。正念训练提升幸福感的机制研究还存在不足,如幸福感概念的界定和使用存在争议。就国内而言,正念与中国文化价值观下的幸福感可能更加契合,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正念训练可能适用于提升个体的幸福感。

男性长刑期服刑人员攻击性及睡眠质量的6周正念训练

目的:探索正念训练对男性长刑期服刑人员的攻击性及睡眠质量的改善效果。方法:将招募的54名服刑人员分为正念训练干预组(n=25)和对照组(n=29)。对干预组进行每周1次共6次的正念训练,此阶段对照组不进行干预,干预组训练结束1周后对照组进入训练。在干预组被干预的前、后对两组进行五因素正念量表(FFMQ)、攻击性问卷(AQ)和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测评。结果:干预组有效数据19人,对照组21人。经过6周正念训练,干预组FFMQ差值高于对照组(P<0.01),而AQ、PSQI差值均低于对照组(P<0.01)。结论:正念训练能有效改善男性长刑服刑人员的攻击性及睡眠质量。

3～5岁儿童基于声音线索的情绪知觉

研究从言语的韵律和语义两条线索出发,试图探讨学前儿童基于声音线索情绪知觉的发展特点。实验一中,124名3～5岁儿童对男、女性用5种不同情绪(高兴、生气、害怕、难过和中性)的声音表达的中性语义句子进行了情绪类型上的判断。3～5岁儿童基于声音韵律线索情绪知觉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提高,主要表现在生气、害怕和中性情绪上。不同情绪类型识别的发展轨迹不完全相同,总体来说,高兴的声音韵律最容易识别,而害怕是最难识别的。当韵律和语义线索冲突时,学前儿童更多地依赖韵律线索来判断说话者的情绪状态。被试对女性用声音表达的情绪更敏感。

情绪调节脑机制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随着脑成像等新技术的运用,关于情绪调节脑机制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近期国外情绪调节脑机制的研究在理论模型上有了新发展;研究关注的情绪调节从有意情绪调节扩展到自动情绪调节;研究针对的情绪、情绪调节策略以及目标群体都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化;情绪调节脑机制的个体差异研究也有了新进展。本文试图对近期国外情绪调节脑机制研究的发展状况进行梳理,并展望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国内研究提供参考。

大学生应激水平与抑郁症状:“最弱连接”因素的调节作用

目的:探讨抑郁的最弱连接因素在大学生应激水平与抑郁症状变化中的调节作用。方法:选取长沙市2所高校大学生520人,进行包括首次取样在内总共6次追踪研究。首次测试采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认知方式问卷(CSQ)、学生日常生活和学业应激量表(SHS)。追踪测查采用CES-D和SHS。根据最弱连接假说,借助CSQ来确定个体认知易感性的"最弱连接水平"。结果:按照Abela等的最弱连接筛选标准,共检出最弱连接抑郁认知易感者60人(男性24人,女性36人),检出率11.1%。在对高校大学生抑郁症状的预测中,首次测查CES-D得分(β=3.72,P<0.001)、最弱连接(β=0.95,P<0.001)、性别(β=-1.22,P<0.01)、最弱连接与应激水平的交互作用(β=0.03,P<0.001)对抑郁得分的变化均有主效应。结论:最弱连接水平可能在应激水平及抑郁水平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

部分发达国家心理健康研究与促进的政策及启示

据世界经济论坛组织测算,到2030年心理疾病负担将超过心血管疾病位居全球非传染性疾病负担之首。为了解主要发达国家已经制定并出台的心理健康促进政策与规划。本文以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政府部门、基金会、权威学术组织和智库等发布的心理健康相关政策框架和研究计划为对象进行归纳与整理。发现发达国家心理健康领域政策主要遵循患病个体与社会环境两条主线,一方面重视科学研究,深入发病机理,研发创新诊疗技术,指向早期精准病因学诊断,发展定制化干预举措;另一方面,借助网络通信和人工智能等技术降低就医难度,优化心理健康服务供给体系、易化高质量服务的获取,就业部门及早介入心理健康体系协助个体成功实现向正常社会角色的转换。当前多管齐下促进国民心理健康已经上升至国家发展战略层面。

大学生作弊：是道德自我欺骗吗？

以往关于考试作弊的研究大都着眼于相关因素,还很缺乏对主体意识结构的分析。本研究以自我欺骗为理论框架,以大学生为被试,通过一个行为实验及与实验有关问题的分析,从意识与潜意识两个层面对大学生的作弊行为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研究样本的31.63%的大学生的作弊属于道德自我欺骗,即作弊时意识与潜意识持有一个相互矛盾的错误信念,具体说就是,在意识里并没有意识到作弊是不道德的,但同时在潜意识里却认为它是不道德的。

不同归因取向的表扬对儿童失败后的影响效应

以103名小学五年级的儿童为被试,考察不同归因取向的表扬对儿童遭遇失败后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1)接受能力取向表扬的儿童在遭遇失败后表现出无助取向的反应模式,接受努力取向表扬的儿童表现出掌握取向的反应模式;(2)接受能力取向表扬的儿童倾向于采取防御性的失败归因策略,将失败更多地归因于测试焦虑,但其对能力因素的归因仍高于努力组和控制组,接受努力取向表扬的儿童更多地将失败归因于努力因素;(3)接受能力取向表扬的儿童表现出自我设限倾向,他们报告更多的测试焦虑,并缩短后测的做题时间和更低的后测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