膈肌超声在心脏外科术后撤机中的价值

目的:超声评估膈肌功能在指导心脏外科术后有创机械通气患者撤机的临床预测价值。方法:选取2023年1月至2023年11月,在北京安贞医院接受心脏外科手术,同时进行了膈肌超声监测的患者,根据患者撤机后结果将其分为撤机成功组和撤机失败组。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撤机失败的危险因素,床旁超声测定患者的膈肌增厚率(diaphragm thickening fraction,DTF)和膈肌移动度(diaphragmatic excursion,DE),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曲线评估DTF和DE用于预测有创机械通气患者撤机结果的价值。结果:共纳入103例患者,住院死亡率为2.9%(n=3)。撤机失败组12例,撤机成功组91例,撤机失败组患者的肺部感染(41.7%vs.2.2%,P<0.001)、肝功能不全(25%vs.4.4%,P=0.008)及肾功能不全发生率(25%vs.1.1%,P=0.005)均显著高于撤机成功组。撤机失败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机械通气时间及ICU滞留时间更长(手术时间:7 h vs.4h,P=0.001;机械通气时间:47h vs.20h,P=0.019;ICU滞留时间:7d vs.2d,P=0.001)。膈肌功能障碍的发生率为45.6%(n=47)。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膈肌活动度减低及膈肌增厚率减低均是撤机失败的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显示膈肌增厚率预测撤机失败的敏感度71.1%,特异度75%;膈肌移动度敏感度78.9%,特异度83.3%。结论:膈肌移动度及膈肌增厚率均对心脏外科术后撤机有较好预测价值。

纳米颗粒载药系统在心血管病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CVD)是一组涉及心脏和血管病理发展的疾病,主要与心脏代谢、行为、环境和社会等危险因素有关[1],迄今为止,心血管疾病已成为世界各地的主要死亡原因,占2019年全球所有死亡人数的1/3,并导致残疾和医疗费用的巨大负担[2-6]。另外,由于口服及全身给药靶标特异性差,药物局部利用率低而导致患者发生药物源性的如并发症出血[7]。因此,实现心血管局部控释药物治疗,以增强心血管药物局部利用率和减少全身不良反应,成为目前急需解决的临床问题。纳米颗粒基于其可调形状、以及粒子大小和其表面化学性质可实现靶向递送药物,并且通过合理的设计实现药物的控释[8],优化在药物患病组织中的停留时间。纳米粒子载药系统的目标是提高治疗的疗效,并尽量减少药物引起的全身不良反应。

新型冠状病毒奥米克戎株对心脏外科围术期相关因素影响的回顾性研究

目的:探讨新型冠状病毒奥米克戎株(Omicron Variant of Sars-Cov-2)对心脏外科围术期的相关影响。方法:选取自2022年12月12日至2023年1月19日期间,安贞医院心外科行心脏外科手术患者104例,收集患者一般临床资料、围手术期相关情况,根据病原学转阴至手术日之间的天数,并根据天数分组,对新型冠状相关并发症进行回顾性研究,并对其相关性进行探讨。结果:本研究中共出现3例死亡患者,死亡原因2例是核酸复阳导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引发的低氧血症,1例是循环衰竭伴弥散性血管内凝血;转阴<1周组在在呼吸机使用时间及ICU停留时间方面显著长于其他各组;早期手术组呼吸机使用时间、ICU停留时间、二次气管插管及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方面均显著高于晚期手术组。结论:新型冠状奥米克戎株“阳康”早期内行心脏手术可能会影响预后;尤其是病原学转阴<14d患者在呼吸机使用时间、ICU停留时间、二次气管插管及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方面风险显著增加。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心血管外科疾病的诊治流程

2019年12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陆续出现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病例,疫情持续蔓延至湖北省内乃至全国各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给心血管外科的临床诊疗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门急诊需要加强对就诊患者特别是发热患者的筛查。疫情期间严格把握手术指征,推迟择期手术;急诊手术,术前完善术前准备的同时进行COVID-19标本留取,术中严密防护,术后隔离治疗,并严格开展手术消毒隔离措施。在住院患者中,积极排查发热及相关症状病例。通过制定相应流程,在心血管外科临床工作中提高警惕,规范操作,科学防治,阻断病毒传播,并发挥自身心肺重症治疗方面的优势,早日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体外膜肺氧合治疗心脏术后难治性心室颤动的临床特点和中远期存活情况分析

目的:探讨应用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辅助治疗心脏术后难治性心室颤动(refractory ventricular fibrillation,RVF)的临床特点及病情转归,并行5年期随访,判断其应用价值和中远期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我院26例因心脏外科术中或术后24h内出现RVF,并应用静脉-动脉ECMO(venous-arterial ECMO,V-A ECMO)技术进行抢救治疗的患者资料,并于2023年1月对出院患者经行电话随访,了解患者出院后生存情况和心脏功能状态。结果:26例患者中的23例行体外循环心脏外科手术,因RVF于手术室中启动ECMO治疗,由体外循环中转为ECMO,另外3例不停跳旁路移植手术(off-pump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OPCABG)患者于ICU发生难治性心室颤动,抢救性放置ECMO;26例均采用切开方式进行股动静脉插管,平均辅助时间(111.5±50.8)h。ECMO前电除颤7.5(5.8,9.3)次,辅助后自动转复16例(61.5%),电除颤转复8例(30.8%)。17例(65.4%)放置主动脉内球囊反搏(intra-aortic balloon pump,IABP),9例(34.6%)行连续性肾替代治疗(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CRRT)治疗。患者术后第1日心肌酶学指标全部明显升高。本组病例数据与ELSO组织2021年公布的因心脏术后心源性休克采用ECMO治疗的多中心大样本注册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对比,撤机成功率分别为88.5%(23/26)和56.4%(4051/7185),存活出院率分别为76.9%(20/26)和41.7%(2997/7185),本组病例撤机成功率和存活出院率明显高于ELSO组织的数据(P<0.001)。ICU平均住院(10.3±6.7)d,术后平均住院时间(18.4±8.0)天。失访1例,随访19例,1年存活率64.0%,5年存活率52.0%。目前存活11例,存活5.1~7.8年,NYHA心功能分级Ⅰ级1例,Ⅱ级7例,Ⅲ级3例。结论:应用ECMO技术治疗心脏术后RVF,撤机成功率和存活出院率较高,中远期生存情况良好。

先天性心脏病与肾损伤相关性研究进展

先天性心脏病(congenital heart disease,CHD)是儿童最常见的出生缺陷。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诊疗护理、尤其是外科技术的进步,更多的CHD患儿得以存活到成年[1]。通常情况下,CHD可以继发多种非心脏并发症,而肾损伤是其中最常见的。研究显示,即使是自然病程的非发绀型CHD,也可能合并肾损伤[2],而心脏手术相关急性肾损伤更是心脏直视手术最常见的术后并发症,与术后患者的死亡率增加密切相关[2-3]。分析有关CHD合并肾损伤的报道,从CHD(发绀型、非发绀型)、肾损伤(急性肾损伤、慢性肾脏病)、手术干预(手术、非手术)等多个角度予以总结回顾,希望给临床工作带来更多的关注及借鉴。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性心肌炎的研究进展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ry virus disease2019,COVID-19)正在全球流行,从该病中分离出的病毒被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a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SARSCoV-2主要侵袭呼吸系统,随着研究深入发现该病毒会对多个器官系统产生影响。心肌损伤和急性心肌炎是病毒感染常见的并发症。然而COVID-19引起心肌损伤以及进展为心肌炎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尚不清楚,发生机制和治疗方法存在争议。

女性冠心病危险因素的研究进展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重,女性冠心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CHD)发病率、死亡率越来越高[1],严重威胁着女性的身体健康。在以往的研究中,女性CHD的研究存在研究不足、认识不足、诊断不足和治疗不足等问题[2],而且较少有研究关注到女性的特殊生理以及妊娠等相关因素。在冠心病的临床诊疗指南中,也较少纳入针对性别差异的相关内容[3]。本综述对常见女性CHD危险因素与女性特有危险因素的研究做出总结,以期为女性CHD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从而更好的预防女性CHD的发生发展。

心脏术后体外膜肺氧合患者肾替代治疗应用时机回顾性观察研究

目的:探究心脏术后体外膜肺氧合(ECMO)辅助患者肾替代治疗(RRT)的应用时机。方法:2011年1月至2013年12月,因心脏术后心源性休克行ECMO辅助且ECMO辅助时间>48小时患者116例,其中29例RRT患者被回顾性分为指征前RRT组和指征后RRT组,对这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与预后进行比较。结果:116例心脏术后患者应用ECMO辅助住院死亡52例(44.8%),其中29例RRT患者住院死亡18例(62.1%),29例患者中生存患者的平均年龄要低于死亡患者(44.3岁vs.58.5岁,P=0.002),且生存患者中指征前RRT的患者比例要高于死亡组(72.7%vs.33.3%%,P=0.039)。按照回顾性分析中设定的RRT指征将患者分为指征前RRT组14例,指征后RRT组15例。指征前RRT组急性肾损伤(AKI)1期3例、2期10例,无3期患者;指征后RRT组AKI 1期3例、2期4例、3期8例。指征前RRT组的AKI最高分期要早于指征后RRT组(P=0.009),且住院病死率要远低于指征后RRT组(42.9%vs.80%,P=0.039)。结论:心脏术后体外膜肺氧合辅助患者,在发生急性肾损伤的早期进行肾替代治疗,可能改善患者预后,但仍需要前瞻性研究提供更高级别的临床证据。

妊娠合并心血管疾病体外循环手术临床研究

目的总结近年妊娠合并心血管病在体外循环(cardiopulmonary bypass,CPB)下行开胸心脏外科手术的风险情况、体外转机及术后处理方法和可能对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11月至2013年10月期间,体外循环下开胸心脏外科手术的16例妊娠合并心血管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分为存活(n=13)及死亡(n=3)组进行比较。结果存活组左心室射血分数(59±14)%,转机时间(107±53)min,死亡组左心室射血分数(38±16)%,转机时间(215±109)min,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4,P=0.03)。患者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后均立即入心外ICU,存活组入ICU时SOFA评分(9.07±2.50)低于死亡组(12.67±3.51,P=0.05)。存活组1例术前ECMO辅助,因术后并发症死亡组均放置了机械辅助装置。结论妊娠心脏外科手术治疗对患者及胎儿风险均高,术前应尽可能评价和控制危险因素,术中术后的严密监测及积极防治心衰或其他脏器并发症非常重要。

心脏外科围手术期缺血性肝损伤的研究进展

Bynum等[1]于1979年,首次提出了缺血性肝炎(ischemic hepatitis,IH)的概念,现也被称为"缺氧(血)性肝炎"或"休克肝",近年来随着对这种疾病的进一步认识,提出了缺血性肝损伤(ischemic liver injury,ILI)这个更为合理的定义:指在心脏、循环或呼吸衰竭的情况下由于供血减少引起原发急性肝细胞损伤,表现为急性、短暂(5~25 d)的氨基转移酶水平升高(高于正常值的2.5~20倍),可以通过组织学观察到肝小叶中心细胞明显坏死来进一步确诊[2-4]。

心脏外科手术后脑梗死的临床分析和影像学特点

目的:通过分析体外循环与非体外循环心脏外科手术后脑梗死的临床及影像学特点,探讨其发病机制。方法:将心脏外科手术术后脑梗死患者45例分为非体外循环与体外循环2组。非体外循环组30例,体外循环组15例。比较2组术后脑梗死临床及影像学特点。结果:非体外循环组拔管时间及ICU时间明显短于体外循环组〔P<0.05,(22.8±16.6)h与(50.9±32.6)h,(25.6±14.0)h与(52.6±30.0)h〕;非体外循环组早发脑梗死、大面积脑梗死及双侧脑梗死的发生率明显低于体外循环组(P<0.05,6.7%与40.0%,21.7%与64.3%,4.4%与35.7%);非体外循环组皮层脑梗死的发生率43.5%明显高于体外循环组的7.1%(P<0.05);2组分水岭脑梗死及多发脑梗死的发生率均较高。结论:体外循环手术后易发生早发脑梗死,常为双侧与大面积脑梗死,症状较重;非体外循环手术后脑梗死常为迟发脑梗死,皮层梗死较多;2者分水岭梗死均较多。说明2者脑梗死的发病机制不同,但均与栓塞和低灌注有关。

我国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住院死亡预测模型研究及欧洲心血管手术危险评分系统效能检验

目的:分析并初步建立我国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CABG)风险预测模型,并与欧洲心血管手术危险因素评分系统即EuroSCORE及EuroSCORE对数回归模型对比。方法:回顾性分析2006年1月1日至2007年6月30日,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行CABG手术或CABG合并手术的1637例患者资料。收集影响手术死亡的42个术前危险因素,经过单因素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立独立危险因素,并据此初步建立CABG手术死亡危险评估模型,再对模型进行分辨度、校准度检验,并与EuroSCORE及EuroSCORE对数回归模型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全组患者年龄(61.9±9.7)岁,实际病死率4.03%(66/1637),CABG合并手术3.85%(63/1637),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慢性肺部疾病、外周血管疾病、急性心肌梗死、既往介入治疗(PTCA、溶栓或支架)、心源性休克、主动脉瓣反流及二尖瓣反流为CABG手术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据此建立CABG手术死亡危险评估模型。并与EuroSCORE及EuroSCORE对数回归模型进行对比研究。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OperatingCharacteristic,ROC)曲线下面积:新建立风险模型(0.83)>EuroSCORE对数回归模型(0.82)>EuroSCORE模型(0.81),Hosmer-Lemeshowχ2检验新模型P=0.225,P>0.05,即预计病死率与实际观测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其他2种模型P<0.05。结论:慢性肺部疾病、外周血管疾病、急性心肌梗死、既往介入治疗(PTCA、溶栓或支架)、心源性休克、主动脉瓣反流及二尖瓣反流等7个因素为CABG手术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据此建立的CABG手术死亡危险评估模型具有良好的分辨度和校准度。

体外膜肺氧合辅助院内难治性心脏骤停患者转归的预测指标

目的：总结体外支持心肺复苏（ECPR）治疗院内心脏骤停（IH-CA）效果及风险因素。方法：回顾2004年6月至2014年12月,本中心IH-CA的ECPR患者,按体外膜肺氧合（ECMO）辅助结果分为出院存活组和死亡组,统计分析所收集的基本临床资料,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可能影响辅助结果的预测指标。结果：共46例患者,37例男性（80.4%）,平均年龄（58.2±12.8）岁,平均辅助时间（107.9±56.6）小时。25例成功脱机（54.3%）,其中13例存活出院（28.3%）。ECMO辅助后12小时[（6.2±2.0）vs.（10.6±4.6）小时,P〈0.05]和24小时[（4.6±3.2）vs.（7.2±4.7）小时,P〈0.05]出院存活组乳酸均明显低于死亡组,另外,出院存活组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的发生率明显低于死亡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ECMO后,12小时乳酸是影响ECMO辅助结果的独立危险因素（OR=0.21,95%CI：0.05~0.87,P〈0.05）。结论：相比传统心肺复苏（CCPR）,ECPR可明显提高IH-CA患者的生存率。ECMO辅助早期（24小时内）高乳酸以及辅助期间并发AKI可能与ECPR患者预后有关,另外,辅助后12小时乳酸是影响ECPR患者预后的独立风险因素。

体外膜肺氧合对心脏术后心肺复苏患者的应用

目的:探讨体外膜肺氧合技术(ECMO)在成年心脏手术后心肺复苏(CPR)困难患者的应用经验。方法:回顾分析2010年1月至2012年9月期间,7例心脏手术后因CPR困难应用ECMO救治的成年患者的临床资料,男性4例,女性3例,年龄42～65岁,平均(54±7)岁,其中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6例,主动脉瓣置换术1例。全部患者均经股动静脉插管建立ECMO辅助。结果:7例患者CPR时间40～65 min,平均(53±7)min,建立ECMO辅助后全部患者均恢复自主心律,ECMO辅助时间36～128 h,平均(85±26)h,监护室停留时间2～8d,平均(5±1)d。辅助24h后患者平均动脉压(MBP)、血乳酸(Lac)及正性肌力药物评分(IS)均明显改善。6例(85.7%)患者成功撤离ECMO辅助,其中3例(42.9%)存活出院,1例患者因无法脱机而死亡,3例成功脱机后因感染及中枢神经系统并发症死亡;4例患者同时应用主动脉内球囊反搏(IABP),3例进行肾替代治疗(CRRT)。结论:体外膜肺心肺复苏(ECPR)可以提供紧急生命支持,挽救部分常规方法复苏困难的心脏术后心脏骤停患者的生命。

冠心病合并中度缺血性二尖瓣反流患者外科治疗围术期风险预测模型的开发和验证

目的:探索冠心病合并中度缺血性二尖瓣反流(ischemic mitral regurgitation,IMR)患者外科治疗围术期危险因素并构建模型,以预测此类患者外科围术期死亡和主要并发症的风险。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9月至2021年10月,北京安贞医院诊断为冠心病合并中度IMR并接受外科手术治疗患者的临床资料。以围术期死亡和主要并发症为终点,随机将这些患者的70%划分为训练集,剩余30%的患者划分为验证集。在训练集中应用二元多因素Logistic回归探寻危险因素,并构建模型,绘制列线图,并在验证集中验证模型的区分度和校准度。结果:本研究共纳入的949例患者,179例(18.9%)患者发生终点事件(围术期死亡或出现主要并发症),训练集(n=664)和验证集(n=285)分别有120例(18.1%)和59例(20.7%)患者发生终点事件。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中枢神经系统病史、术前放置主动脉内球囊内反搏、使用体外循环、体表面积<1.75m^(2)、TnI>0.7μg/mL、LVEF≤40%、肌酐清除率<70 mL/min以及LVEDD≥55mm是冠心病合并中度IMR患者外科术后发生围术期死亡及主要终点事件的危险因素。根据以上8个预测因子构建出的模型在训练集中区分度良好,一致性指数(concordance index,C-index)为0.715(95%CI:0.665~0.766),且模型的准确度较高。模型在验证集中的C-index为0.722(95%CI:0.645~0.798)。在预测的主要终点事件发生风险低于50%的患者中,校准曲线表明预测风险和观测风险基本一致。结论:建立冠心病合并中度IMR患者外科手术围术期风险预测模型,可有效预测此类患者围术期全因死亡及主要并发症的发生率,有助于在此类人群中识别出高危手术患者。

小切口在成人心脏外科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小切口心脏外科手术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将我科2017年7月至2018年 10月间,实施的小切口心脏手术的25例资料纳入本研究,平均年龄(42. 1±12. 5)岁,12例房间隔缺损修补术中有3例合并三尖瓣成形术,1例部分肺静脉畸形引流矫正术,2例室间隔缺损修补术,2例二尖瓣置换术中有1例合并心房颤动行迷宫手术,2例二尖瓣成形术,2例心脏术后再次三尖瓣手术,4例左心房粘液瘤切除术,上述手术均于于右侧第四肋间小切口(4?5 cm)直视下完成,并与同期传统正中开胸心脏手术58例临床资料进行比较。结果:微创组体外循环时间及主动脉阻断时间均长于传统组[(113. 8±42. 6)vs.(84. 9± 19. 8) min,P<0. 05]和[(97. 2±34. 3)vs.(66. 7± 12. 5) min,P<0. 05 ];微创手术组术后胸腔引流量[(20.8±5.5)vs.(360.5±72.3)mL,P<0.01]、输悬红量[(零vs.(149.9±55.7)mL,P< 0. 01]及术后住院时间[((3. 8±2. 3)%(7. 9±3. 6)d,P<0.05]均少于传统组低于传统组;二次开胸、切口感染、脑血管意外发生率低于略低于传统组,相比无统计学意义;两组均无死亡病例。结论:直视微创手术保持了患者胸廓的完整性、美观且创伤小、术后输血量及住院时间明显减少,手术安全,效果确切。

房间隔缺损合并心房颤动的外科治疗方法及效果研究

目的:探讨房间隔缺损(ASD)合并心房颤动的外科治疗方法。方法:自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对112例ASD合并心房颤动患者行ASD修补+心房颤动射频消融手术(标准迷宫Ⅳ)治疗,观察其效果。结果:所有患者成功完成手术,主动脉阻断和体外循环时间分别为(65±12)vs.(90±11)min,心房颤动射频消融时间为(18±6.5)min,开放循环后窦性心律85例(75.9%),结性心律16例(14.3%),心房颤动心律11例(9.8%),平均术后住院时间(8±2.1)d,术后随访105例,随访3～60个月,平均(28±6)个月,窦性心律65例(61.9%),结性心律11例(10.4%),心房颤动心律29例(27.6%),本组无死亡。结论:ASD修补术同期心房颤动迷宫Ⅳ手术安全可行,疗效确切,不增加手术及体外循环时间。

风湿性心脏病合并心房纤颤的心肌及体液中房钠素浓度的研究

目的:研究风湿性心脏病患者合并心房纤颤(房颤)患者体液(血浆、心包液)、组织(心耳)中ir-ANP与房颤的关系。方法:2006年8月至2007年4月,72例患者根据有无房颤分为2组:A组(风湿性心脏病无房颤18例)和B组(风心病合并房颤54例)。放射免疫分析法(RIA)测定A、B2组血浆、心包液、心房肌组织匀浆液中ir-ANP含量并进行比较,同组的血浆与心包液间ir-ANP含量比较;B组左、右心耳组织匀浆液中ir-ANP含量配对比较。慢性房颤与阵发性房颤患者左、右心耳组织匀浆液中ir-ANP含量配对比较。结果:A、B2组右心耳、心包组织匀浆液中ir-ANP含量无差别。B组血浆、心包液中ir-ANP浓度明显高于A组,B组慢性房颤者血浆中ir-ANP浓度较阵发性房颤低,P=0.023。慢性房颤者左心耳组织中ir-ANP含量明显高于右心耳中ir-ANP含量。结论:房钠素在风湿性心脏病合并房颤发病机制中有重要作用,房钠素可以作为风湿性心脏病合并房颤患者的生物标记物。

心脏二次手术前应用冠状动脉影像评估粘连程度的研究

目的:探讨冠状动脉影像对心脏二次手术粘连程度的评估价值。方法:选取2014年1月至2015年1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88例心脏二次手术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患者二次手术前均接受冠状动脉成像技术(CTA)检测,粘连程度分成紧密组(18例)和疏松组(88例),两组比较分离粘连时间、出血量、并发症发生率及病死率。结果:疏松组患者分离粘连时间、出血量明显少于紧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紧密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及病死率与疏松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