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发作期甲状腺激素水平的研究

目的:探讨不同程度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发作期(AECOPD)甲状腺激素:三碘甲腺原氨酸(T3)、四碘甲腺原氨酸(T4)、游离三碘甲腺原氨酸(FT3)、游离甲状腺素(FT4)及促甲状腺素(TSH)水平的变化及临床意义,比较AECOPD患者甲状腺激素水平与氧分压(PaO2)之间的关系。方法:选择AE-COPD患者组45例(轻中度患者组17例,重度患者组28例),对照组20例,检测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AECOPD患者组未吸氧时抽取动脉血作血气分析。结果:2组AECOPD患者组FT3、T3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轻、中度与重度AECOPD患者组,2组间T3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氧分压正常组及轻度缺氧组与中重度缺氧组T3、FT3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氧分压正常组与轻度缺氧组T3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AECOPD患者可以发生甲状腺激素水平改变,在不同程度上受到PaO2的影响。对血清甲状腺激素水平进行动态监测,有助于评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的病情。

感染性心内膜炎栓塞事件危险因素及风险预测的研究进展

感染性心内膜炎(Infective endocarditis,IE)是发生于心脏内膜表面的感染性疾病,可累及心脏的瓣膜结构、腱索、室间隔缺损部位或心室壁内膜[1]。虽然医学水平和心脏外科治疗技术不断进步,IE仍有较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2],IE的典型生物学特征是赘生物的形成。赘生物主要由大小不等、形状不一的血小板和纤维素团块组成,内含大量病原微生物。不仅可造成瓣膜周围组织破坏,赘生物脱落还可导致血管栓塞、猝死及心力衰竭等。栓塞事件(embolic events,EE)是IE的严重并发症之一,发生率为13%~49%,而神经系统的栓塞并发症常常导致肢体活动障碍,甚至死亡[3]。

血清降钙素原在肺炎诊断及严重程度判断中的研究

目的:评价血清降钙素原(PCT)对肺炎诊断及严重程度评估中的应用价值。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收集肺炎患者51例,检测患者的血清PCT、C-反应蛋白(CRP)、内毒素(LPS)、白细胞(WBC)计数及白细胞介素-6(IL-6)。结果:1.痰细菌培养阳性肺炎组PCT水平较支原体肺炎或衣原体肺炎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较病原学检测阴性肺炎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病原学检测阴性肺炎组PCT水平较支原体肺炎或衣原体肺炎组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有并发症组的PCT水平较无并发症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CT水平在中高危组较低危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CT阳性率在中高危组较低危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血清PCT水平对肺炎的病原学诊断有一定的预测价值,而CRP、内毒素、WBC计数及IL-6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血清PCT作为肺炎患者严重程度的一项评价指标可能具有一定意义。

先天性心脏病合并感染性心内膜炎的临床特点及病原学分析

目的:探讨先天性心脏病(CHD)合并感染性心内膜炎(IE)患者的临床特点,病原菌分布及药物敏感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2016年1月至2019年5月,住院治疗的CHD合并IE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共纳入93例临床确诊CHD合并IE患者,男67例,女26例,平均年龄(40±13)岁。CHD合并IE最常见的临床表现是发热72(77.4%)和心脏杂音67(72.0%)。所占比例最高的CHD类型是主动脉瓣二瓣化畸形56例(60.2%),室间隔缺损15例(16.2%)。93例患者中87例(93.5%)发现赘生物。链球菌属(77.8%)是CHD合并心内膜炎的主要致病菌,葡萄球菌(11.1%)位居第二,本研究未检出肠球菌和革兰阴性菌。革兰阳性球菌对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的敏感率均为100%。结论:主动脉瓣二瓣化畸形是导致CHD合并IE的主要类型。链球菌属依然是CHD合并IE最常见的致病菌,对青霉素敏感率高(78.6%),对克林霉素及红霉素敏感率低。革兰阳性球菌对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保持良好的敏感性。

达托霉素治疗感染性心内膜炎26例分析

目的:探讨达托霉素在治疗革兰阳性球菌引起的不同类型感染性心内膜炎(IE)的临床治疗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6例应用达托霉素治疗的IE住院患者,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结果:26例患者均为补救治疗。以左心IE为主(占84.6%),瓣膜表现以赘生物最多见(占88.5%),近50%患者瓣膜损害呈多种表现(12例,占46.2%)。76.9%患者血培养阳性,其中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居多(占血培养阳性者的70%),甲氧西林耐药菌株为主(仅1例溶血葡萄球菌为甲氧西林敏感菌)。所有入组患者在更换达托霉素前均应用了多种抗微生物药物;更换达托霉素的原因大多因为感染控制不佳(19例,占73.1%),22例患者为联合用药(占84.6%)。应用达托霉素期间,15例患者体温可恢复正常(占57.7%);7例患者体温未恢复正常(占26.9%)。13例患者进行心脏瓣膜手术或更换中心静脉置管及拔除心脏起搏器操作(共占50%)。治愈停药及治疗好转出院继续用药者14例(占53.8%);患者病情仍加重家属放弃治疗自动出院或院内死亡患者共9例(占34.6%)。结论:初步观察达托霉素用于初始治疗失败的IE病例的补救治疗可取得一定疗效。

感染性心内膜炎并发尺动脉假性动脉瘤1例

感染性心内膜炎（infective endocarditis,IE）赘生物脱落造成远端血管栓塞、感染、假性动脉瘤形成甚至破裂是该病的主要危害之一,文献报道约占20%~50%不等~[1-4]。其中左心系统菌栓脱落常累及头颅血管,外周动脉受累较为罕见,国内外仅有数例个案报道。本文报告1例IE合并尺动脉假性动脉瘤病例,以提高临床医师的认识。临床资料：患者,男性,33岁,因＂间断发热4个月＂于2016年8月4日入院。

发生栓塞事件的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临床特点及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发生栓塞事件(EE)的感染性心内膜炎(IE)患者的临床特点及危险因素。方法:纳入2018年至2019年,我院诊断为IE的患者,随访至患者出院。比较IE合并EE与IE不合并EE两组患者临床各项指标的差异。结果:(1) IE患者EE发生率为20.9%,合并EE的IE患者平均年龄为49岁,男性占65.5%,自体瓣膜占79.3%,二尖瓣受累者占51.7%,赘生物大小平均为14.82 mm,病原微生物以葡萄球菌属及链球菌属为主,栓塞部位以中枢神经系统最为常见;(2)单因素分析显示:女性(OR=2.52,95%CI:1.01~6.27,P <0.047)、大的赘生物(OR=1.13,95%CI:1.02~1.22,P <0.001)、WBC≥15×109/L(OR=11.25,95%CI:2.06~61.49,P <0.005)、升高的CRP(OR=1.01,95%CI:1.01~1.02,P <0.001)以及血培养阳性(OR=2.48,95%CI:1.08~5.71,P <0.033)为栓塞事件的危险因素,而MPV增大(OR=0.74,95%CI:0.55~0.99,P <0.05)及高的LDL-C水平(OR=0.66,95%CI:0.46~0.94,P <0.05)为栓塞事件的保护因素;(3)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大的赘生物(OR=1.11,95%CI:1.02~1.20,P<0.05)及WBC≥15×109/L(OR=11.68,95%CI:1.38~98.71,P <0.05)为IE患者EE的危险因素。结论:大的瓣膜赘生物及外周血WBC≥15×109/L是IE患者EE的危险因素。

心脏术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研究进展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是指肺内、外严重疾病导致的以进行性呼吸窘迫和难治性低氧血症为临床特征的急性呼吸衰竭综合征[1-2].迄今,ARDS的发生机制尚未阐明,病死率高达40％[3].2012年发表的柏林ARDS定义[4]其为发生于一周之内的,具有已知的临床诱因或新出现的或加重的呼吸综合征,伴有胸X线片上不能用胸膜渗出、肺不张、结节影、心脏衰竭以及液体超负荷等解释的双肺模糊影.

单纯性单侧肺动脉缺如的临床特点及回顾性分析

目的:提高对单纯性单侧肺动脉缺如(UAPA)的认识和早期诊治水平。方法:结合我院2009年经肺血管造影检查明确诊断的1例单纯性单侧肺动脉缺如的临床资料,和国内1999年至2009年文献检索到的13例单纯性单侧肺动脉缺如病例的详细资料,对UAPA的临床特点进行回顾性总结分析。结果:我院患者以胸闷憋气症状就诊,曾于外院误诊为"肺栓塞",行多排CT肺动脉造影(CTPA)、X线肺血管造影(CPA)最终确诊单纯性UAPA。总结14例病例后发现单纯性UAPA病例以成年人多见(10/14),女性8例,男性6例,左侧缺如6例,右侧缺如8例,主要症状为:咳嗽、咳痰、反复肺部感染(9/14),活动后胸闷、气促、喘息(9/14),咯血(3/14),最终以选择性肺血管造影检查和多排螺旋CT肺血管造影确诊病例为最多,分别为6例,5例。在8例有治疗资料中,对症治疗4例(4/14),手术治疗4例(4/14)。结论:UAPA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肺血管畸形,单纯性UAPA更为少见,症状以咳嗽、咳痰、咯血、反复肺部感染、胸闷及气促为主。目前X线肺血管造影仍然是诊断UAPA的金标准。近几年多排螺旋CT肺血管造影、核磁共振(MRI)肺血管造影正逐渐成为诊断UAPA的重要手段之一。目前单纯UAPA的治疗方法主要以对症治疗为主,外科治疗可根据病情选择患侧肺动脉重建、选择性肺侧支血管栓塞和结扎、患侧全肺或肺叶切除术。

细菌生物被膜与导管相关血流感染的关系

在日常医疗实践中,尤其是在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中心静脉导管,血管内置管等已成为进行血流动力学监测、血液净化、安全输液及静脉营养支持等主要的途径。然而,随之产生的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也日益突出,其可致患者住院时间延长,病死率增加,医疗负担加重。研究表明,细菌在上述导管表面形成生物被膜（biofilm,BF）并常对抗菌药物耐药，是细菌BF相关感染控制困难的重要原因。

支气管扩张病因的研究进展

支气管扩张是一组异质性疾病造成的共同结果,病因及病理过程复杂.以往认为支气管扩张不具有可逆性,与此相关的研究一直较少.随着高分辨率CT （high resolution CT,HRCT）的广泛应用使得支气管扩张的诊断率大大提高,也使人们认识到它与临床常见的其他疾病并存,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支气管哮喘,甚至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些进展推动了对支气管扩张的病因病理学研究.本文着重总结目前对支气管扩张病因病理学研究的新进展及HRCT在诊断中的价值.

心脏术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临床特点及预后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心脏术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临床特点及预后危险因素。方法:收集202例心脏术后发生ARDS患者的临床资料,将ARDS患者分为死亡组与存活组。分析比较两组患者术前、术中及术后各项相关因素的差别。结果:心脏术后ARDS的发生率为0.37%,病死率为29.7%。心脏术后ARDS患者平均年龄58.3岁,其中男性占67.3%。16%的ARDS患者为急诊手术,手术类型以单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单纯瓣膜手术及大动脉手术为主。术后确诊ARDS的平均时间为2d。有创机械通气时间为6d,有50%的患者进行了二次插管,1/3的患者进行了二次甚至多次开胸手术,50%的患者出现了严重感染,病情最重期间出现了2~3个器官功能障碍。(2)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死亡组与存活组相比,体质指数(BMI)低[(23.2±3.9)vs.(25.1±3.9)kg/m2,P=0.001]、术前HGB低[(122.3±16.2)vs.(129.1±22.6)g/L,P=0.035]、术后使用持续肾脏替代治疗(CRRT)比例高(46.7%vs.26.8%,P=0.001)、气管插管时间长[232.0(92.8,360.0)vs.115.0(47.0,312.0)h,P=0.009]、术后严重感染发生比例高(60.0%vs.40.1%,P=0.010)、器官功能障碍数量多[(3.5±0.7)vs.(2.0±0.4),P=0.001]。(3)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BMI(HR:0.870,P=0.010)、术后严重感染(HR:2.464,P=0.022)及器官功能障碍数量(HR:5.762,P=0.000)为影响心脏术后ARDS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低BMI水平、术后严重感染及器官功能障碍数量多的ARDS患者预后较差。

累及心脏瓣膜的白塞氏病的临床分析

目的:探讨累及心脏瓣膜的白塞氏病的临床特点方法:回顾性分析北京安贞医院,10年间收治的以心脏瓣膜为主要病变的白塞病35例的病例资料。结果:患者中男性29例,女性6例,发病年龄在21~57岁之间。患者中23例(65.7%)累及主动脉瓣;术前明确诊断患者中14例行一次手术,4例行二次手术,1例未手术,死亡2例,第一次手术后4例(22.2%)发生瓣周漏;术前未明确诊断患者4例行1次手术,8例行2次手术,4例行3次手术,死亡3例,第一次手术后16例(100%)发生瓣周漏。发生瓣周漏(PL)患者中激素治疗8例,未进行激素治疗的21例;未发生PL的患者激素治疗25例,未进行激素治疗0例。结论:累及心脏瓣膜的白塞氏病的治疗关键在于术前明确诊断,进行针对性治疗。白塞氏病患者围手术期未进行系统的内科治疗就进行的手术,手术后容易导致发生严重的瓣周漏,危及患者的生命。激素治疗可以有效地减少术后瓣周漏的发生。

隐源性机化性肺炎误诊为社区获得性肺炎1例

临床资料患者女性,70岁,主因“咳嗽、胸闷2月余”于2014年9月3日入住我科。2月余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咳嗽、胸闷,以干咳为主,未予诊治,症状逐渐加重。15 d前就诊于外院,行胸部CT平扫(2014年8月17日,图1):双肺可见多发斑片渗出影及实变影,考虑“社区获得性肺炎”,先后给予左氧氟沙星、依替米星静点抗感染治疗(具体不详),症状好转后出院,但仍感胸闷,间断咳嗽,3d前于外院复查胸部CT平扫(2014年8月31日,图2):双上肺多发片状磨玻璃影,边界不清,外周为著,双下肺见实变影,较前改善不明显,考虑“肺部阴影待查”,为求进一步诊治收入我科。

呼吸道病原体核酸恒温扩增芯片十三联检在肺炎患者中的应用

目的:研究呼吸道病原体核酸环介导恒温扩增芯片法(LAMP)十三联检在肺炎患者中的应用,为临床诊断肺炎患者合理用药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2019年1月至2019年11月期间,收治的肺炎患者269例,留取患者痰标本,分别进行细菌培养和LAMP十三联检,对比两种检测方法检出病原体种类、阳性率、一致性差异。结果:通过McNemar检验发现,流感嗜血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杆菌、鲍曼不动杆菌及嗜麦芽窄食单胞菌,LAMP十三联检检出率高于痰培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Kappa检验显示,两种检测方法在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及鲍曼不动杆菌的检出率具有一致性(κ>0.4),对于肺炎链球菌两种检测方法的一致性较高(κ>0.7),而其他病原体两种检测方法一致性较差(κ<0.4)。结论:LAMP十三联检比细菌培养的检出率更高,在肺炎链球菌、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及鲍曼不动杆菌中检出结果基本一致,且具有敏感性高、检测迅速、准确性好的优点,有助于肺炎患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对临床治疗策略的选择具有指导意义,值得推广应用。

6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流行病学与临床特征分析

目的:分析我院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的流行病学特点、临床特征和治疗结果,为疫情防控提供临床参考。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20日至2020年4月1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确诊的6例COVID-19患者的流行病学特征、临床表现、辅助检查结果及治疗后转归。结果:观察期间共有6例疑似患者分别经朝阳区和北京市疾控中心病毒实验室核酸检测证实为COVID-19确诊病例,占同期疑似患者的15%(6/40)。6例患者(4例男性,2例女性)平均年龄54岁,4例有明确武汉旅游或居住史,1例有与COVID-19确诊患者密切接触史,1例无明确流行病学史。发病平均潜伏期2.3 d。6例患者均有发烧和肌肉酸痛、4例咳嗽、2例咽痛。血常规检查WBC总数均正常,1例淋巴细胞计数降低。所有患者流感筛查均阴性。4例患者血hs-CRP反应蛋白水平升高。6例患者均接受胸X线片检查,其中5例回报正常,1例胸X线片显示:双侧肺炎性表现,后经胸部CT扫描证实双肺渗出和磨玻璃影;1例胸X线片未回报异常但CT检查显示双肺磨玻璃表现。综合临床表现和影像学,4例患者诊断为轻型,2例为普通型。6例患者均转定点医院住院治疗并康复出院,平均住院时间为19.7 d。结论:早期COVID-19患者绝大多数有武汉旅游史或与确诊COVID-19患者密切接触;发热、咳嗽和肌肉酸痛为主要症状;本研究患者全部为轻型或普通型,经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和早治疗,预后良好。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特异性IgM抗体假阳性患者的临床特点分析

目的:分析我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特异性IgM抗体假阳性患者的临床特点及预后,为疫情防控提供参考。方法:回顾分析2020年1月至2020年12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的COVID-19特异性IgM抗体假阳性的17例门、急诊及住院患者的流行病学病史、临床表现、辅助检查结果及预后,并与我院6例确诊的COVID-19感染患者相关临床资料进行对比。结果:17例COVID-19 IgM抗体假阳性患者均住院或居家隔离观察,间隔至少24 h的2次COVID-19核酸检测均为阴性,间隔至少1周的3次IgM抗体检测结果均阳性。COVID-19 IgM抗体结果采用胶体金和化学发光两种方法核验均为阳性。其中16例患者为IgM阳性IgG阴性,1例为IgM阳性IgG阳性,5例有自身抗体阳性,7例合并慢性炎症。均否认COVID-19流行病学病史(P<0.001),2例有发热表现,平均体温低于COVID-19的确诊患者(P<0.001)。17例胸部CT均无新冠肺炎影像学特征(P=0.002),17例均预后良好。结论:COVID-19特异性IgM抗体假阳性可能与慢性炎症、自身免疫因素相关,此类患者无COVID-19的流行病学病史、典型临床及影像学表现。

黄杆菌裂解产物对巨噬细胞源性泡沫细胞形成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目的:探讨黄杆菌裂解产物对巨噬细胞源性泡沫细胞形成的作用及可能的机制。方法:将黄杆菌裂解产物与THP-1细胞进行共培养,观察其对THP-1巨噬细胞及泡沫细胞形成的影响,并检测CD14、TLR4、LDLr三个受体mRNA的表达水平。结果:黄杆菌裂解产物促进THP-1单核细胞向巨噬细胞分化,并促进巨噬细胞源性泡沫细胞的形成,上调CD14、TLR4、LDLr三个受体mRNA的表达水平。结论:黄杆菌裂解产物促进单核巨噬细胞源性泡沫细胞的形成,这可能与其上调LDLr表达有关。

肠道菌群与代谢综合征

在人体的肠道内寄居着数以万亿的细菌,这些细菌组成了人体最大的微生物群,即肠道菌群。在婴儿时期影响肠道菌群结构的因素有以下几种,生产方式、婴儿喂养方式、住院接受医疗的情况（包括抗生素的使用情况）以及是否早熟。从婴儿出生后肠道菌群就与宿主作为一个整体一起参与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

103例甲型H1N1流感临床分析

目的:探讨2009年甲型H1N1流感的临床特点及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8月至2010年1月北京安贞医院98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及5例外院会诊重症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本组病例中平均年龄(31.06±13.43)岁。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100%)、咳嗽(88.3%)及畏寒(81.6%)等。重症及危重症患者中病死率为22.2%,并发症居前3位的是细菌感染、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多脏器功能衰竭(MODS),其发生率分别为85.7%、57.1%及28.6%。慢性基础性疾病为重症及危重症病例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结论:甲型H1N1流感以青壮年发病为主,主要临床表现为呼吸道症状,重症病例中多存在二重感染,并有可能存在凝血障碍,呼吸性碱中毒,低氧血症或Ⅰ型呼吸衰竭,且存在慢性基础性疾病更易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