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案件处理程序研究 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办案实践为视角

所谓认罪，是指被告人对所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认罪可能发生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各个诉讼阶段。普通程序简化审和简易程序是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两种程序。本文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被告人认罪案件为研究对象，对认罪案件处理程序在实践中的运用情况进行分析，并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为了让人大代表满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主动接受人大监督

我院在2001年年初研究全年工作思路和工作部署时,院党组特别是伦朝平检察长针对区人大代表对前一年检察工作提出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决定把加强与人大和人大代表的联系、沟通和了解,自觉接受人大的监督和支持,作为2001年对外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

检察机关办理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几点思考——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的办案为样本

本文根据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特点,有针对性地介绍办案策略,分析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而提出保障受害人知情权、完善追赃机制、建立审查起诉阶段的被害方诉讼代表人制度等建议。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附条件逮捕程序运行现状

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作为北京市率先试行附条件逮捕程序的检察机关,在实践中印证了附条件逮捕程序有利打击犯罪、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制度优越性的同时,也发现该程序存在适用范围界定不明确、侦查机关重视不足、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等问题,亟需采取相应举措予以完善。

大学校园盗窃特点、成因及预防对策分析——以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2003-2009年5月受理的大学校园盗窃案件为视角

校园盗窃案件一直是大学校园发案率最高的案件类型，且在近年来呈小幅上升态势。这类案件的发生，既严重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学生的财产安全，也是学校安全保卫工作和教育管理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现就我院自2003年至2009年5月受理的海淀区大学校园盗窃案件的基本情况、特点、原因作简要分析，

涉比特币领域犯罪问题审视与司法应对——以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近五年涉比特币案件为样本

近年来,比特币依托区块链技术在全球席卷风靡,该领域犯罪呈“井喷式”爆发态势,已对传统司法构成法律和技术层面的双重挑战。在对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五年来涉比特币犯罪案件进行分类梳理、个案切入、系统探析的基础上,深入挖掘掣肘司法办案的短板要素,聚焦拓宽电子调证、资金追查的实践思路,探索解决价值认定、行刑衔接的实务难点,从激活科技辅助办案的内生动力、提升精准打击犯罪的力度实效、凝聚全流域有效监管的共治力量等维度全面破解该刑事治理难题。

基层院实施民事诉讼法一周年情况分析——以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民事检察工作为范例的分析

检察机关贯彻实施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已经一年有余,效果如何？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立法预期的目标,贯彻中有哪些问题,下一步应当如何改进,以期更好的实现司法改革预期目标。经过一年的运行,海淀检察院的民事检察工作可以概括为四个特点,即多元化监督格局下检察建议占据半壁江山;执行监督、立案监督线索数量剧增;案件总量下降情况下自行发现案件成为重要来源；化解矛盾难度增加亟待配套解决。下一步工作，要围绕提高司法公信力为重心，攻克信访化解难，提高监督效果难，违法行为调查难等三个难题，全面有序推进多元化监督工作。

刑事抗诉实证研究——以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五年来的刑事抗诉案件为视角

本文依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近五年来的抗诉实践,在比较借鉴国外部分国家刑事抗诉制度的基础上,对我国目前的刑事抗诉制度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进而提出了完善我国的刑事抗诉制度的合理化建议。

彝族人盗窃案件的办理研究——以海淀区人民检察院2015年的办案数据为例

基于同一少数民族人员的作案手段在某一地域内呈现同一性,及其所带来的危害性具有不可挽回的特点,我们以海淀区人民检察院2015年的办案数据为基础,对彝族人盗窃案件进行调研,从区域视角深入分析此类犯罪的基本情况,探究办案中的难点,并为本区域的社会综合治理提出建议。

海淀区检察院查办制售假、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调查

2001年至2005年海淀区检察院办理了500余件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近五年来此类犯罪的发展态势、特点成因，以及在司法实践存在的问题值得关注，应针对现有问题完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

检察机关不起诉权制约之完善

对不起诉权力进行制约有利于防止权力滥用和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我国不起诉权力制约有八种途径，但被不起诉人的申诉权被动接受性强、公诉转自诉案件的权力制约被虚置、自侦案件的不起诉缺乏权力制约。应逐步取消“公诉转自诉”，赋予被不起诉人选择审判途径的权利，改革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不起诉的制约机制，完善不起诉决定的听证制度。

海淀检察院的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

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施行十余年来,面临主诉岗位吸引力下降、主诉检察官不愿独立办案等问题。新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在对公诉工作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使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面临更大瓶颈。在这种情况下,实践中出现了专职公诉人和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改革,从不同侧面就进一步完善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进行了探索,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应坚持适度司法化的改革思路,合理确定主诉检察官的权限,明确办案模式并提供相应保障。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二十八年的历程,走出了一条变迁工作机构、完善运作模式和探索特殊制度的不平凡发展之路,教育、感化、挽救了一大批未成年人。新刑诉法专章设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为进一步做好未检工作提供了动力和保障。为此,在认清和克服诸多挑战和质疑之后,应该解放思想、大胆改革,通过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进一步深化专门机构和一体化工作模式建设,进一步开创特殊制度和社会化辅助体系构筑,进一步加强未检检察官选任和培养工作,进一步推进未检理论研究和成果转化,并推动制定少年法。

中国少年检察官的角色变迁与定位

中国少年检察官的角色变迁一般经历了少年起诉组的检察官、捕诉交叉、捕诉合一、捕诉防一体化到捕诉监防一体化的过程。其中,批捕与起诉职能的整合、预防职能的延伸与定位以及检察官帮教角色的变化则成为少年检察官角色变迁过程中争议的焦点问题,有必要予以厘清。域外少年法院先议权与检察官参与制度的经验表明,少年检察官只有逐渐淡化其追诉犯罪的"国家公诉人"身份,突出其作为触法未成年人的保护者、教育者的角色,才能避免在少年司法改革中被"边缘化";同时,应吸取少年法院先议权在发展过程中的教训,在保护少年利益的同时,也要保护社会利益。

检察机关之刑事和解权论析

基于新的《刑事诉讼法》中刑事和解程序之规定,检察机关被赋予了另一项权力——刑事和解权。刑事和解的思想内核在于恢复性司法,价值旨趣在于宽容、宽恕理念,由此决定了刑事和解权的性质为"程序性权力"。检察机关应当是和解程序之督导者、和解处理之决定者、刑事和解之监督者。和解过程中,应当尽量吸收社会第三方参与其中,并对和解权进行监督,同时权力机关之间以及权力机关内部分工,也对和解权起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

检察改革当中应当注意的三个关系

检察改革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在检察改革中,必须厘清司法责任制与检察一体化的关系,认识二者的辩证统一;必须厘清检察业务与司法行政的关系,分清二者的界限分工;必须厘清授权办案与检察管理的关系,做好二者的定位。

主诉官的智囊型助手——事务检察官

“海淀模式”主诉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为:在现有法律框架内,通过对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的某种调整,及对检察官职责、权限的定位,建立一种在检察长和检委会领导下,在审查起诉部门内部设立若干检控办公室,由主诉检察官、若干事务检察官和书记官组成的办案实体,从而实现刑事检控职能分离的制度。这里的事务检察官(以下简称事务官)是我院不同于其他主诉检察官改革模式的一大特色,备受各方关心和瞩目。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透视 以海淀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的司法实践为视角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明确提出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高检院在《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对如何理解、把握、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海峡两岸建立被判刑人移管制度研究——兼论检察机关应承担之职能

为了适应大陆与台湾地区加强交往的需要,以有效打击两岸跨境犯罪,大陆有必要在台方已率先制定"移交受刑人法"的基础上,以《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为基本框架,充分认识被判刑人移管制度重要价值,借鉴国际间、我国与其他国家间、我国不同法域之间关于被判刑人移管的现行规定,以适当的方式对两岸间被判刑人移管问题作出相应安排,其中,检察机关应当切实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在主要环节对两岸间开展移管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保障移管活动的合法、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