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政策梳理、实践经验与发展趋势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设施,是实现基层善治的重要手段。全面梳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政策,准确把握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对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基本立场。在分析借鉴国内外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未来我国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应从满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需求、促进农村基层善治、推动信用建设高质量发展、建设数字乡村等方面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 建设法治中国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改革理论与决策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和创新，进一步明确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思路、具体内容和步骤安排，对于实现国家和民族富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

公共听证的理想与现实--以北京市的制度实践为例

源于普通法之自然正义原则的听证制度,因可为当事人提供意见表达与利益交涉的平台,而成为行政决定合法性的重要制度装置。但与私益听证主要代表消极的防御权不同,公共听证含有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等多种公共价值,是公共决策正当性的重要制度支撑。我国的公共听证理论,未从根本上区分代表防御权的私益听证和代表民主参与权利的公共听证,因此造成了制度建构的诸多误区。公共听证的引入,旨在破解公共决策过程的封闭性、结构化与单向度,为公众参与公共决策提供一种制度化的渠道;在实践中,我国的公共听证程序设计与运作仍然延续了传统科层制习气,与民众之表达和参与意愿相去甚远,公共听证俨然已成为现代行政合法性的制度装饰。公共听证因此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从性质上明确公共听证的定位与价值,充实公共听证的民主取向,理顺公共决策与公共听证的逻辑关联,健全和完善公共听证的操作程序。

新型网络犯罪专题研究

从传统犯罪到网络犯罪:业务犯罪的法理与立法反思我国对涉业务犯罪采取碎片式的分散立法,并“寄宿”在有关不正当竞争犯罪体系内。依托关联罪名进行扩张解释的应急路径已暴露出理论薄弱、立法供给不足等问题。应确立狭义的业务与业务犯罪概念作为专属立法的基本起点。网络业务犯罪活动愈演愈烈,依靠计算机犯罪、网络犯罪生成的扩张解释路径明显吃力。新型网络业务犯罪具有独立属性,与传统业务犯罪既关联、又有别,实质上是网络不正当竞争犯罪,所保护的客体内容是正当、合法的业务。互联网经济以及反不正当竞争立法触发的行刑衔接问题,使涉(网络)业务犯罪的专门立法需求日益凸显。

夯实粮食安全保障的法治之基

《粮食安全保障法》属于宏观和政策性立法,也包含丰富的新规则和新内容,其制定和实施无疑将夯实中国粮食安全保障的法治之基2023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粮食安全保障法》,自2024年6月1日起施行。从此,中国粮食安全有了专门的法保障,粮食安全进入更高层次的法治化时代。

论我国网络安全立法的双重定位及体系构成

我国网络安全立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既有国际背景下捍卫网络空间主权与维护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也有为国家开展网络空间治理提供基本法律依据的现实需求。基于“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捍卫法”与“国家网络空间治理基本法”的双重定位,我国网络安全立法体系构成可以从三个维度观察,其一是网络安全法与国家安全其他领域中涉及网络安全的法律规范;其二是网络安全法与数据安全法的关系;其三是其他法律部门或领域中的相关法律规范。基于网络法制体系的发展健全,未来我国网络安全法将通过更加具有差异化和精细化的设计来凸显“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捍卫法”定位,同时通过提供相应的原则性规范及法律适用链接来实现“国家网络空间治理基本法”定位。

债券虚假陈述中评级机构侵权责任的合理限定

证券评级机构承担债券虚假陈述侵权责任是正当的,其承担侵权责任的基本限度应由评级机构的地位和作用来决定。同时,其责任配置应兼顾两方,单方面让投资者或者评级机构承担过重的责任都会带来问题。近年来,国内外的司法实践中均出现了限制中介机构(包括评级机构)责任的法治转向。结合我国实际并考虑到实践的丰富性,建议适当顾及对投资者权益的维护,并根据案件情况通过多元责任形态分析对证券评级机构实现精准追责。

论个人信息的禁止处理原则——以《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0条的解释为展开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0条规定的个人信息禁止处理原则,以《宪法》“人格尊严”条款及《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为基础,对于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判断、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等有规范效力。第10条所涉规定具有开放性。在解释和适用第13条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规则时,应结合第10条所规定的禁止处理原则进行。个人信息禁止处理原则体现了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优先的理念,但并非禁止个人信息的合理流动。在欠缺明确规则基础的情形下,应结合合目的性、最小化以及比例等原则,判断是否存在个人信息的非法处理。有疑义时,固然应在个案中具体判定个人信息处理合法与否,但应以个人信息的禁止处理原则为基本的出发点和结果约束。

重大传染病疫情网络协同应急初探

信息时代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需要树立网络协同应急观念,发挥网络场域"用治结合"的整体作用效果,以信息化技术手段为支撑,从政务信息化、网络信息服务、网络舆情引导、网络安全保障、网络法治保障五个方面同时推进、协同作用,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高效、精准、科学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形成"线上线下联动、线下应急、线上协同"的整体架构。网络协同应急将推进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管理的精准化和集成化,推进重大传染病疫情网络风险的有效防范和化解,推进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的法治化和制度化。

数字时代下合理使用制度将何去何从?——以二次创作短视频的侵权认定困境为切入点

合理使用制度是著作权法利益平衡精神的主要保障和实现手段。以二次创作短视频的侵权认定困境为鉴,数字时代给传统合理使用制度带来了冲击。作品使用方式多样化和作品市场利益结构变化呼唤新的合理使用制度模式。美国合理使用制度在应对作品数字化中展现出包容性、灵活性优势。中美合理使用制度虽然在立法态度、立法目的、法律文化上存在诸多不同,但这些差异并非不可消除。面对新的时代,中国合理使用制度应当借鉴美国立法模式之优势,在保留中国有益实践经验和以“去粗取精”为原则的前提下,从转变立法态度、调整立法模式、借助准司法途径等路径入手,重构合理使用制度。

利用知识产权服务实施网络诈骗的分析及其防范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成为网络犯罪中增速最快的犯罪类型,不仅犯罪总量不断增长,诈骗场景也呈现多样化趋势,犯罪手段更是升级换代频繁。据腾讯发布的《电信网络诈骗治理研究报告(2019上半年)》显示,与以往“简单结伙”“单兵作战”的作案手法不同,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正呈现专业化、公司化的趋势,犯罪手段也变得更加智能。

虚拟期货交易平台案件的刑法定性

不同于正规的期货交易,虚拟期货交易平台案件不以标的的未来交付为目的,行为人实际上与交易参与人形成对赌关系,交易资金闭环流动,交易结果与真实市场不存在任何关联。无非法占有目的的虚拟期货交易案件可分为“二元期权”模式和价格差模式两类。对于“二元期权”模式案件,司法上多定性为开设赌场罪;对于价格差模式案件,尽管司法上基本形成了以非法经营罪定性的惯性,但这一定性并不能准确包摄此类案件的行为本质。期货交易与赌博的本质区别在于,期货交易与真实的标的资产具有相关性,期货交易具有风险规避和价格发现功能,而赌博除了制造风险供人投机外,不具有经济功能。无非法占有目的的虚拟期货交易平台案件的定性,应回归其行为本质。应当以是否存在操纵交易涨跌行为作为核心标准,拒绝出金等作为辅助标准判断虚拟期货交易平台案件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目的。

域名买卖合同的客体定位及其履行规则——以《德国民法典》的修订作为比较

域名转让规则存在争议。域名是持有人与域名注册及管理机构的债权债务关系,还是作为归属于持有人的无体动产,有不同的理解。基于对域名客体属性认识的差异,域名的转让是买卖合同还是事务处理合同,是动产买卖还是权利买卖或者债权债务的概括移转,有不同的观点。我国的司法裁判观点将域名作为动产,并适用动产买卖规则。这与欧美国家的主流学理和司法裁判观点不同。这种差异的合理性需要反思性的论证。在域名适用动产买卖合同规则的路径下,如何理解域名的交付以及所有权移转义务,域名买卖合同与归属权变动的关系,也需要结合我国的交易实践,基于司法裁判观点以及法律实证规定澄清、反思和确定。域名买卖合同的客体定位和履行规则,对《民法典》买卖合同客体规则的体系化也有意义。

在“垃圾现场”创建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基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垃圾分类是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重要行动,也是实施“双碳”国家战略的重要任务。垃圾分类是一场需要人人参与、久久为功的“全民马拉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引导公众养成生活垃圾分类习惯,督促和指导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违法所得投资收益的追缴:判断标准与追缴范围

按照是否是违法行为直接取得的标准,可以将违法所得分为直接所得和间接所得。前者如盗窃、诈骗行为直接取得的财物,后者是指对违法行为的直接所得加以利用所取得的利益,即违法所得收益。关于违法所得收益,有观点认为可以将其分为违法所得的孳息、用于违法活动产生的收益(如用违法所得放高利贷得到的高息)、“射幸”活动产生的收益(如用违法所得购买彩票中奖的奖金)和投资收益(如用违法所得投资股票、期货等)四类。

论名誉权保护的刑民协调必要性——以行为人主观状态为中心

我国刑法与民法对名誉权的保护存在差异。在损害他人名誉事实非真实性的主观状态上,刑法采“故意捏造”标准,而民法采“合理核实义务”标准。虽然法律部门差异和刑法谦抑可作为解释理由。但我国的刑民差异与美、德等国不同,这些国家均有其实现刑民协调关系的机制。就体系性而言,我国诽谤法律调整的刑民差异导致法秩序整体的不协调。就价值判断而言,刑法的标准导致言论自由处于优势保护地位,在民法上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则处于同等的位阶,刑民差异与宪法价值秩序统一原则相悖。就实际效果而言,刑法将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不实言论排除在外,将造成名誉权刑法保护的畸轻或畸重。刑法与民法均以合理核实义务标准为基本规则更可取。在涉及公众人物或公共利益以及多次转发等情形,刑法与民法对于名誉权保护也存在协调的必要性。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 推动人才工作创新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我党历史上首次以法治为主题，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进一步深化、发展了依法治国的重要内涵，将其确立为我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和方式。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立足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际，直面我国法治建设领域的突出问题，明确规定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对依法治国的五个体系和六项重大任务等进行了集中阐述，推出了关于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观点、新举措，对新时期人才工作创新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

污染环境罪中“非法处置”的司法认定

近年来,我国一直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刑法》呼应《宪法》和环境政策的要求,强化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严厉打击各类危害生态环境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出台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解释》),2016年又对此解释进行了修改,明确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构成污染环境罪的司法认定标准。对于“非法处置”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

诉源治理: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形式

诉源治理是我国国家治理的重要形式,其完善与发展必然要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路径,进而实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诉源治理是我国国家治理发展的必然结果,充分彰显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建构逻辑。诉源治理对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推动自我革新、提升效能的独特价值。

新冠疫苗接种异常反应的补偿机制

我国区分免疫规划疫苗和非免疫规划疫苗,两者实行不同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机制。新冠疫苗是否及如何纳入免疫规划疫苗,由国家卫健委报国务院作出决定。如将新冠疫苗明确为免疫规划疫苗,则由省级人民政府按照既有的法定补偿机制办理,也可专设特别的补偿机制。如将新冠疫苗纳入非免疫规划疫苗,则由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承担异常反应的补偿,并可通过政府采购合同、商业保险等完善补偿机制。新冠疫苗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机制的完善,有利于为新冠疫苗接种提供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