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角色研究——以北京市B区为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党是社会治理的领导者,是启动多元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基于北京市B区的案例分析,将党组织深度介入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所承担的角色分为三类,并且分析了三类角色下党组织与社区治理参与主体的互动形式。当党组织承担搭台者的角色时,会引导组织内部生成规则和自我赋能运行,将可能缺场于社区治理的主体“带入场”。当党组织承担导演角色时,倾向于由社区外部导入资源和规则,以提升社区治理参与主体的能动性。当党组织承担演员角色时,会“投身”于社区治理,以替代居民完成一些社区公共事务治理。

首都基层安全的综合治理体制研究——以社区综治委为研究对象

"社区综治委"是北京基层安全促进工作的一个体制创新。与"安全社区"(目标导向的安全促进模式)、"社区警务"(行动导向的安全促进模式)不同,"社区综治委"是一种组织导向的安全促进模式,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安全促进模式,目前已取得明显成效。不过,"社区综治委"也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从性质、地位、职责、整合能力、工作保障、绩效评估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从而更好地促进首都基层安全,维护好首都安全稳定的局面。

社会安全事件预防研究

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的原则,社会安全事件的应急管理也必须高度重视预防工作。当前,预防社会安全事件,应当以社会矛盾治理为核心,以提升基层能力为重点,不断加强制度化建设。有必要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强化矛盾纠纷化解,培育健康社会心态,从源头上和根本上减少或消除诱发社会安全事件的因素,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策略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应当采取狭义的犯罪预防概念,在预防的环节、对象和主体上突出重点,构建社会预防与情境预防并重的工作体系。

健全完善京津冀协同维稳工作机制研究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中之重。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利益关系复杂,对京津冀地区的社会稳定将带来持续深远的影响。外迁企业、重大工程建设、基础设施配套等多方面会触及区域内居民的切身利益,容易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并进而影响社会稳定特别是首都的安全稳定。尽管京津冀三地的协同维稳工作机制已运转多年,成效显著,但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需要本着“民生问题无小事,群众利益大于天”的原则,坚持源头治理,进一步健全完善京津冀协同维稳工作机制。

完善行政调解运行机制研究

通过加强立法,扩大行政调解范围,建立行政调解联席会,加大行政调解宣传和建立三大调解相互衔接机制等手段,构建完善的行政调解运行体系,发挥行政调解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预防研究——以北京地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情况为研究样本

北京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村干部占多数,贪污受贿案件多,窝案、串案多,涉案金额虽不大,但社会危害性大。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主观上对预防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重视不够,客观上预防犯罪的相关制度过于粗疏,因此,应从推进城乡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入手,进一步健全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预防惩治体系。

法律解决物业纠纷的运行逻辑

本文以北京进入法律程序的物业纠纷为例,运用法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了法律解决物业纠纷的行为主体、行为过程和行为效果,揭示了社会转型期法律在处理物业纠纷中的运行逻辑。

论未成年人强奸犯罪的情境预防——以三省市未成年犯实证调查为分析基础

未成年人强奸犯罪发生时的空间环境多为室内,被害人多为少女和幼女,被害人(或其监护人)在犯罪发生中多具有一定的责任。鉴于以上特点,为防范未成年人强奸犯罪,被害人应尽量避免单身活动或因自身过错招致性侵害,监护人应切实尽到监护责任,成年女性则可以在犯罪过程中采取各种积极措施进行反抗。

破解城市治理困局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的对策

落实城市治理的战略地位，首先要纳入“四个全面”的总体部署。要把城市治理工作纳入“四个全面”总体部署的重要内容并认真抓好落实，

农村治安承包评析

一、农村治安承包的背景及效果 治安承包就是将其整体治安或某项治安或某个要害部位、重点项目的巡逻看护、安全管理，以每年一定价格的方式承包给一个人或几个人，并签订合同，明确责权利，严格奖惩兑现，从而达到维护治安和安全的目的。

城市治理面临的问题及破解对策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不断推进,我国城市的数量不断攀升,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市人口不断增加。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截至2014年末,中国城镇常住人口达74916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54.77%。据估计,未来中国还将有几亿人要进入城市工作生活,城市治理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随着信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