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团伙实证研究

犯罪团伙的组织结构对置身其中的未成年人具有重要影响。根据在北京、湖北、贵州三省市未成年犯管教所进行的问卷调查,未成年人犯罪团伙中半数有成年人参与,一些团伙被成年人操控;团伙规模以中小型为主,规模与危险成正比;团伙成员交往比较密切,组织程度趋于严密;团伙活动以娱乐和不良行为居多,团伙生涯对未成年人影响深刻。

论刑法中的除罪条款

除罪条款是指符合基本的罪刑规范但因某种特定事由而排除犯罪性、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刑法规定。目前,刑法中的除罪条款主要包括第201条逃税罪第4款和第241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第6款。从立法背景来看,除罪条款的设定主要是基于对犯罪客观规律与立法实施效果的事实判断。在犯罪构成理论上,除罪条款可以解释为犯罪构成定量因素在个罪中的具体表现。刑法中除罪条款的意义不仅在于合理划定了犯罪圈,为司法实践中将某些行为顺利予以出罪化提供了制度保障,而且为今后我国刑法的非犯罪化提供了路径选择。

脱离传统社会控制:未成年人犯罪解释的逻辑起点——以三省市实证调查为分析基础

司法统计显示,近二十年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有日趋严峻之势。面对日益严峻的未成年人犯罪形势,有必要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理论研究,探寻未成年人犯罪的深层原因,为开展有针对性的预防工作提供依据。笔者认为,作为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两种社会设置——家庭和学校,对未成年人的正常社会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脱离传统社会控制是未成年人犯罪解释的逻辑起点。家庭控制的疏离表现为未成年人夜不归宿,原因在于家庭结构残缺和粗暴的教养方式。学校控制缺失表现为未成年人旷课逃学乃至辍学离校,原因在于教师体罚的教育方式和未成年人自身学习能力不高。

论购买盗版行为的法律规制

购买盗版行为从本质上看是一种侵权行为,有必要以法律责任的形式进行规制。由于购买盗版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评价达不到现行刑法结构要求的入罪数量标准,因此不宜纳入刑法调整范围。但是,可以通过民事责任和行政处罚来进行规制。

台湾地区“帮派入侵校园”问题防治及其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台湾地区的"帮派入侵校园"问题日益严重。为有效遏制"帮派入侵校园",台湾地区采取了立法加重处罚、持续进行扫黑、制定防治方案、加强综合治理等一系列措施。考虑到我国大陆地区"帮派入侵校园"问题已显露端倪并有日趋严重之势,有必要借鉴台湾地区的防治经验,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贯彻"打早打小"的刑事政策,调动各方力量齐抓共管,防止"帮派入侵校园"问题继续恶化。

“组织未成年人犯罪”的多维探讨

"组织未成年人犯罪"在事实层面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需要和刑事政策的一贯立场来看,有必要对组织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成年人予以重点打击。但是,现行刑法规定却难以合理、有效地处理这一情形。因此,建议在立法上增设"组织未成年人犯罪应从重处罚"的规定。

我国自洗钱行为不独立成罪的原因分析

从理论上讲,传统的行为理论和牵连犯理论不支持单独追诉自洗钱行为;从立法上说,刑法定性+定量的犯罪设立标准、上游犯罪的重刑配置和国际上对单独追究自洗钱行为的非强制性要求使中国刑法无须单独追究自洗钱行为;就司法而言,实践中能够通过将自洗钱评价为提高法定刑档次或从重处罚的"情节"来实现罪刑均衡使自洗钱行为独立成罪缺乏实践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