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设犯罪预警机制 构建学校预防体系——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试发《学校犯罪预警通知书》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然成为一大社会公害，其发展、蔓延的程度已呈愈演愈烈的态势。更令人忧心的是，在校学生涉嫌犯罪的倾向也日益明显，在校生犯罪占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百分比稳中有升。而现有的在校生犯罪预防工作机制却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难以有效地遏止这种现象。在这一严峻情势下，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提出了设立犯罪预警机制，预防在校学生犯罪的设想。目前，该项制度已被提升为该区包括区未委会、区综治办、区教委、区公安分局、区检察院、区法院、区司法局、区交通支队在内的多个机关联合参与的全区的一种预防未成年在校生违法犯罪的工作机制。

新形势下基层检察院做好社区矫正检察工作的几点思考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修订和新修订《刑事诉讼法》以及《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出台,社区矫正检察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迫切需要争取分析其带来的挑战和机遇,需要基层检察机关采取适宜对策,建立健全社区矫正检察工作机制,推动社区矫正工作在我国依法、健康发展。

试议基层检察院检务公开体系的建设

当前检务公开工作存在过度依赖宣传性公开,偏离检务公开制度价值的倾向;检务公开的主要制度价值在于通过引入外部社会监督和社会评价,确保执法公正,以实现检察民主;检务公开以检察权独立为前提,而民众参与应以有限参与、程序参与、被动参与为主要特征;因此在向社会公开、向诉讼参与人公开、兼有型公开三个类型之间,存在向社会公开为前提、向诉讼参与人公开为主体,兼有型公开为少数的关系,基层检察院的检务公开在完善职能宣传的前提下,应主要着力于检察业务工作中的向诉讼参与人公开。

创设犯罪预警机制构建学校预防体系——西城区检察院试发《学校犯罪预警通知书》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然成为一大社会公害，其发展、蔓延的程度已呈愈演愈烈的态势。更令人忧心的是，在校学生涉嫌犯罪的倾向也日益明显，在校生犯罪占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百分比稳中有升。而现有的在校生犯罪预防工作机制却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难以有效地遏止这种现象。在这一严峻情势下，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提出了设立犯罪预警机制，预防在校学生犯罪的设想。目前，该项制度已被提升为北京市西城区包括区未委会、区综治办、区教委、区公安分局、区检察院、区法院、区司法局、区交通支队在内的多个机关联合参与的全区的一种预防未成年在校生违法犯罪的工作机制。

区块链3.0时代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情报分析研究

[研究目的]提出针对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情报分析工具和方法,以增强执法机关打击此类犯罪的能力,旨在响应区块链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日益增多且侦查难度加剧的挑战。[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比较分析和逻辑分析方法,梳理国内外关于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情报相关研究,总结区块链3.0时代虚拟货币洗钱的技术和特点,提炼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情报分析的一般流程与重点技术。[研究结论]混币服务、去中心化交易和跨链技术成为当下虚拟货币洗钱应用的主要技术,应优化情报分析工具、技术和流程:情报分析工具呈现专业化和应用性特点;人工智能在情报分析技术中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情报分析流程应注重一般流程的构建,包括数据收集与预处理、地址间分析、地址与主体关系分析、主体与行为分析,助力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追踪和分析。

论品格证据在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运用

对品格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如何运用这一问题,英美法系国家规定了详尽的规则以指导司法实践,我国立法目前尚没有品格证据的概念,但司法实务已开始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品格证据适用的相关探索,且已经成为处理司法个案的重要参考依据。品格证据制度的建立和适用,将会成为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定罪量刑的重要课题。

关于主任检察官职能定位的反思与建构

主任检察官改革是主诉检察官改革的升华。检察官制度面临的行政化色彩浓厚、责任承担模糊、权力与责任不统一等问题进一步迫使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的深化。在对检察权进行"分权"时,"检察独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检察一体"进行突破,由此主任检察官改革获得了正当性。主任检察官的职能定位是通过主任检察官与检察长、部门行政负责人、普通检察官、书记员的互动体现的。相对于检察长,主任检察官更多地带有"检察独立"的追求;相对于普通检察官、书记员,主任检察官则更多地体现的是"检察一体"。如果改革中不彻底废除部门行政负责人制度的规定,则主任检察官改革也很可能回到"三级审批"的老路上。

自侦案件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之实证考量 以北京市检察机关为范例的研究

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高检院）于2009年9月4日下发了《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上提一级＂规定）。对此规定,有人叫好,认为＂既在宪法的框架内,又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自侦自捕缺乏制约的弊端。＂

探索建立检察委员会参谋咨询机制

文章为提高检委会议事决策能力,笔者对检察委员会参谋咨询机制的建立开展调查研究。

未成年人检察案件一体化工作机制之理论依据研究

未成年人检察案件"捕、诉、监、防"一体化工作机制是近年来在检察机关内部建构起一项新工作模式。目前我国多地均已开始推进建设。文章试以北京市检察系统的"捕、诉、监、防"一体化工作模式为例,探究这一制度的理论依据,为该机制更好地运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加强人大监督 促进检察工作科学发展

司法权的正常运行,法律的正确实施,司法公正都离不开人大的监督。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体现了我国的政治体制,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是司法公正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大监督工作有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发展变化:监督的认识不断加深,监督的方式不断创新,监督的深度、广度不断拓展,监督的制度化建设不断发展。做好新时期的检察工作,需要不断深化认识,提高接受人大监督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在初查中接触被举报人“调查谈话权”的定位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拘传权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讯问。但在职务犯罪侦查实践中因法律只规定了拘传权,并没有明确赋予检察机关自侦部门这种"调查谈话权",使得这种"调查谈话权"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文章通过比较拘传权和检察机关自侦部门"调查谈话权",论述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在初查中接触被举报人"调查谈话权"的定位问题。

浅论中西方检察制度之比较

本文从介绍、比较中西方检察制度入手，提炼了中西方检察机关在定位、职权、机构设置等方面存在种种差异，通过进行比较在借鉴外国优秀的检察制度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检察制度存在的客观必然性，进而对推进我国检察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提出了几点意见。

刑事检察中的不起诉宣布教育制度探析

检察机关以"不起诉决定的宣布"为契机,联合多方力量共同对被不起诉人开展释法说理、教育预防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阐述了不起诉宣布教育制度的内涵,以"分工教育"、"主体教育"、"个别教育"理念为出发点,对不起诉宣布活动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和实施步骤进行了规范性设置。

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预防的工作方法

本文从文化、制度、法律三个方面论述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主要途径，启在创新工作方法，使预防工作走向专业化、法制化。同时，明确检察机关在社会大预防体系中如何与党委、人大、相关部门搞好协作，使预防工作从平面预防向立体预防转变，从专门机关预防向与社会预防相结合转变，推动预职务犯罪预防的社会化。

浅析检察机关在社会调查中的地位和作用

检察机关应明确自身在社会调查工作的审查主体地位，认真履行审查职能，对社会调查的主体、调查程序、调查内容等进行审查，并科学运用社会调查报告开展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及犯罪预防工作。

检察机关廉政宣传教育工作探析——以犯罪心理为视角

腐败问题是个全球性的顽症,如何有效预防和遏制腐败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探求腐败发生的根源无疑是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文章认为,要从根本上消除腐败,除了依靠制度建设以外,还必须从心理源头上控制腐败动机。文章结合案例总结了腐败心理的主要表现形式,又从检察机关的角度,分析了廉政宣传工作的现状和完善对策,以求更好地预防和遏制腐败问题。

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配套机制的动态审视及反思

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在参与主体、责任承担、诉讼目的、证明标准等方面与传统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呈现较大区别,且该程序因存在诉前程序模糊、保全措施滞后、审判组织缺乏合理性、责任承担交叉等问题,导致各地裁判结果相差迥异,严重损害司法裁判的统一性和规范性。对此,应在反思该程序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立足立法规定与司法实践的背离,通过完善诉讼程序、加强配套机制的构建,实现惩治污染环境犯罪及生态环境修复的双重功效。

部分试点检察院主任检察官的职权配置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1]总体上，对《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所确定的45项由检察长、副检察长行使的职权，根据权力的性质、特点、影响等，由检察长向不同办案部门的主任检察官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授权。整体上讲，对公诉、诉讼监督、自侦部门的主任检察官授权程度依次递减，行使审查批捕、公诉等职权的主任检察官可以更为独立。对于非终局性的权力如起诉权，由主任检察官独立行使，而不起诉等终局性权力，则不完全由主任检察官行使；对于有重大影响的案件、重大程序性问题，报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其他案件或事项可由主任检察官决定，对于应由检察长决定的事项，主任检察官有权提出建议。

上下级人民检察院工作领导关系新探

实践中,上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领导关系更多地强调"领导与服从"即"集中"的一面,而忽视"民主"即"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的一面,这不利于检察工作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应充分发挥下级人民检察院的主动性积极性:上级人民检察院应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加强和改善工作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增强主体意识,勇于承担责任,自觉接受工作领导;亟需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参与上级人民检察院决策的程序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