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淘炼真金NGO——本刊专访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陶传进博士

陶传进，男，1964年出生。198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200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2002～2004年，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做博士后研究，其间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目前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工作。研究方向：民间组织，环境资源，社会公益，社会发展与社会公正问题。

我国洪泛区可持续发展与公共政策

我国拥有广大面积的洪泛区 ,洪灾是制约这些地区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如何适应洪泛区特有的自然水文条件 ,调整区域的土地利用格局和经济发展模式 ,从而实现洪泛区自然、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并制定有效的防洪减灾公共政策 ,是长期以来我们始终追求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 ,就必须实施以谋求人类与自然协调发展、区域土地利用强度和结构调整。

城市家庭贫困程度判定模型的构建——基于北京西城区社会救助工作实践的研究

近年来,北京市对社会救助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如何提高救助审批程序的科学性、减少救助对象和救助额度确定过程中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依据需求理论建立贫困指标评价体系,在与民政工作人员充分沟通、探讨的基础上,运用AHP方法构建了城市家庭贫困程度的判定模型,从而为社会救助的管理和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持。

“为公”之道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社会政策的三维空间

社会政策的决策和实施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一般而言,社会政策旨在推进社会公益和社会公正,但是社会公益的范畴远比经济学所定义的“公共物品”要广。只要存在市场失灵,即使所涉及的不是公共物品的生产,也是社会政策干预的领域。社会政策的平稳实施有赖于多种筹资手段的组合使用,同时也有赖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就公共服务的经费保证建立中央补助金制度。社会政策的实施不能单纯依赖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而是必须在政策工具的创新和多样性上做文章。西方发达国家在福利国家改革过程中开发出多种间接性的政策工具,其广泛使用导致了公共管理的新治理范式,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借鉴。

我国技术标准的制定过程和公共政策分析——以石油技术标准为例

公共政策过程理论是公共政策分析的基础模式,通过不同的政策阶段可以对公共政策有比较系统的分析。我国石油技术标准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它的制定过程反映了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一些特点,本文通过石油清洁生产标准的案例,对我国石油标准的制定过程和利益博弈进行分析,最后对我国的技术标准制定提出有关建议。

中国城乡社会救助项目绩效评价研究——基于筹资水平的横向公平性分析

近30年来,我国社会经济体制逐步转型,新贫困群体出现。我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后对原有社会安全网框架进行了修补,建立起一套常规性社会救助项目,其绩效备受关注。横向公平性指标集中体现了社会救助的公平价值取向,超越了以往的经验型研究,是社会政策评估的新范式。文章以横向公平性为标准,以2003～2005年民政及各省统计年鉴数据为经验材料,对我国城乡社会安全网项目筹资水平的绩效做出评估,并为我国社会安全网项目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公共财政体系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筹资水平研究——促进公共服务横向均等化的制度思考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的筹资主要来自政府补助。对于很多县级政府来说,其新农合筹资来自上级政府(主要是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补助金,这对于新农合的平稳实施至关重要。然而,由于新农合补助金是一种带有配套要求的专项补助,而上级政府大多采用一刀切式的固定金额补助法,这样财力较弱、农业人口比重高的地方政府不得不承担相对较大比重的筹资责任。为了发挥上级政府补助金推进地方政府财力横向均等化的作用,促使财力不同的地方政府为民众提供大体相同的新农合服务,有必要在政府间转移支付上探寻更为制度化的方法。

社会政策创新与中国的策略选择

自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提出以来,我国政府迅速推开了一系列针对贫困人群的社会救助制度,这些措施无疑会对改善贫困人群的基本生活和权益做出贡献,也为社会发展提供机遇。然而,中国的社会政策发展仍面临多方挑战。一方面,一些传统的应对市场经济风险的社会政策工具,在我国的使用效果非常有限;另一方面,由于一些基础性的社会制度的缺陷或缺乏,诸如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的法制环境以及基于民主政治的公共和私人利益的表达和实现机制等,这使我国社会政策的作用和效果也受到了制约。为此,文章认为,中国的社会政策要从基础制度的建立和改善入手,在此基础上从中长期战略的视角出发,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来制定和实施社会政策。

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基本特点及发展轨迹研究

本研究以少管所、工读学校和普通中学的740名青少年为被试,采用回溯调查的方法考察了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类型、年龄和行为特点;通过分析287名少管所青少年成长历程中负向事件的发生顺序,描绘了青少年犯罪的两条发展轨迹,探讨了青少年走向犯罪的过程中可以转变的契机,为预防青少年犯罪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公民社会发展的法团主义之道——能促型国家与国家和社会的相互增权

在过去 2 0多年间 ,大量新型社团涌现 ,众多官办社团也开始培育其自主性。在教育与学术、工商管理、文化娱乐和专业人士领域 ,社团的发展更加迅速。社团空间的监管体系具有强烈的国家法团主义特征 ,高度强调国家的控制 ,同时在社团的唯一性、代表性、垄断性等方面 ,施加严格限制。推进公民社会发展之道在于打破国家与社会零和博弈的陈腐观念 ,代之以国家与社会相互增权的新理念。国家发挥能促性角色 ,走向社会法团主义 ,推进民间组织在社会公益领域中发展 ,反过来可以有效增强国家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

社会安全网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福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筹资与发展战略

社会安全网的编织,有赖于政府的高度重视。福建省政府以省一级财政为全省4/5的县(市)提供农村低保补助款,其中2/3的县(市)获得了高达75%的农村低保金补助。农村低保筹资的“福建模式”强调制度化,即省一级财政根据地方人均财政收入以确定不同等级的补助比例,从而有助于实现公共服务财政的均等化,让地方财力较弱的地区也能提供同地方财力较强地区相去不远的公共服务。

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递推动态CGE模型构建研究

本文以一般均衡理论为依据,在传统的以经济分析为核心的CGE模型的基础上扩展建立了刻画资源与环境问题的递推动态CGE模型。模型首先改造了传统社会核算矩阵的框架结构,引入资源恢复、污染治理和自然禀赋要素等新的核算账户,然后通过方程的增补和修正将其嵌入到基准模型中,并进一步拓展出资本及能源使用的递推动态模型结构,从而为政策效果的模拟分析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框架,有助于管理决策者全面把握复杂巨系统中的各种作用关系。

现代社会救助制度及其转型正义研究

社会救助是指对因各种原因造成家庭困难、不能维持基本生活，或者遭受急难事故、自然灾害的公民，由国家和社会给予一定物质帮助和服务的制度。它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统筹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健全收入分配秩序、尊重和保障人权等内容的题中之义。

中国社会政策面临的挑战

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中国的社会政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会和挑战。这些挑战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政策目标拓展的挑战,路径改变的挑战,服务和管理能力的挑战以及民主监督的挑战。我国的社会政策是否能够成功地应对这些挑战,对经济持续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有着深远的影响。

发展职业教育需要依靠全社会的力量

要大力发展我国的职业教育，除政府的领导、管理和支持外，还需要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依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事实上，目前在我国职业教育领域正活跃着一批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企业等非政府性机构和组织。文章以一个长期以来在我国职业教育战线有较大作为的群众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例，论述了如何采取措施依靠和发挥全社会的力量。

医疗救助体系与公立医疗机构的社会公益性

医疗费用的超常快速增长导致了低收入人群医疗服务可及性下降。公立医疗机构如何承担社会责任,为弱势群体提供低廉的医疗服务,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然而,要求有关医院单方面承担这一社会责任并不是一个好的制度安排,政府将低收入者医疗保障的投资交给医疗机构来掌控也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因此政府建立医疗救助制度,同时运用定点医疗机构设定的机制,引导各类医疗机构为低收入者提供合理的服务,我们认为就可以是一种模式。

基于自我控制理论的青少年犯罪研究(综述)

青少年犯罪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自我控制理论（Self-control Theory）是近十年来青少年犯罪研究领域影响巨大的理论流派之一。本文就自我控制理论的基本观点及相关研究做一回顾。

中国农村扶贫的政策效应分析——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考察

中国农村制度化扶贫是一种开发式扶贫战略,其政策效应日益削弱: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更为分散;相当数量的真正贫困人口没有能力从扶贫项目中受益;现行的扶贫策略也难以有效针对疾病、教育等致贫风险。现阶段中国扶贫政策在收入救助的同时,更应该注重提高贫困风险人群应对贫困风险的能力。

中国城乡社会救助的横向公平性

作为公共服务,城乡社会救助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实现横向公平,即各地的贫困人群均可获得大体平等的最低生活保障。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实现了这一点,中央政府补助金拉平效应对此贡献良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完全依赖地方政府,其给付水平的横向公平性较弱,但依然在大体平等的范围之内。与此相对照,各地农村传统救济的给付水平呈现高度的不平等性。因此,为了让各地生活在极端贫困状态下的农民平等地享受社会安全网的保护,推动农村社会救助从传统救济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过渡势在必行,而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是不可或缺的。

费用控制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可持续性发展

控制医疗服务费用的上涨,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可持续性发展非常重要。由于缺乏第三方购买机制,医疗机构垄断地位巩固,政府监管措施缺位,农村三级医疗机构追求其业务收入的最大化,导致医疗费用持续上涨,远远超过了农民收入增长的幅度。改变这一状况的关键在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应扮演第三方购买者的角色,正确引导医疗机构的服务行为,同时应在一定范围内促进医疗机构的竞争,并且加强政府对它们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