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朱子学的跨时空对话——以蔡清《四书蒙引》对饶双峰的吸收与批评为中心

蔡清《四书蒙引》是明代颇具代表的四书学著作,被赞为“朱注功臣”。而南宋饶双峰对朱注的诠释则以“多不同于朱子”著称,被史伯璿讥为违逆朱注之代表。然而《四书蒙引》却与《四书大全》所引饶双峰说有着深度交流,或正面引用赞赏其说,或批评否定其说,或对其说褒贬兼具。《四书蒙引》对双峰说的批评与接受,表明朱子学内部有着良性的思想互动,从一个侧面证实了饶双峰作为不应被忽视的朱子学重要学者的客观影响,同时彰显出《四书大全》作为朱子学交流平台的枢纽意义。

道之辩——以船山对双峰《学》《庸》解的评议为中心

饶双峰是朱子后学中最为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所关注者。针对《四书大全》所收饶双峰《大学》《中庸》解,王船山集中于与道相关之概念展开批判性诠释,以“忠信即道”反驳双峰“忠信之外有道”;以“道者率乎性,诚者成乎心”的道、诚之分批评双峰“诚即道”的诚道合一;剖析知与道、人道与天道、圣德与圣道、鬼神与道之关系,并就戒惧、慎独、敬等修道工夫对双峰说加以辨析。船山对双峰的批判解析上溯朱子及元代朱子学,体现了对朱子后学思想的重视与吸收,显示出双峰对船山思想的积极影响,表明船山学同样建立在层累式诠释朱子《四书》思想的基础上,而具有浓厚的朱子学底色。研究补充了对《读四书大全说》核心内容朱子后学之评的不足,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船山学,把握朱子学传承发展的思想脉络。

经典诠释视域下儒学普遍意义之抉发与精神性人文主义之建构——以杜维明先生《〈中庸〉洞见》为中心

杜维明的《〈中庸〉洞见》通过对儒家经典哲学意蕴的深刻抉发,阐发了儒学的普遍意义和当代价值,建构起其独特的精神性人文主义,具有多重学术价值和方法论启示意义。《〈中庸〉洞见》把经典文本、哲学诠释、体系建构融为一体,构成一个相得益彰、互涵互摄的有机而立体的整体,生动呈现了哲学之“可爱”与经典之“可信”。既具有世界哲学、比较宗教、人类关怀的全球视野,又坚守扎根儒学、立足经典、涵养文本的儒者本色,体现了掘井及泉的哲学创造的智者之思,展现出儒家经典的诠释创新之活力,堪称经学哲学的典范之作。

异域的回响:朝鲜朱子学对饶双峰《中庸》学的批判与继承

饶双峰《中庸》解以观点新颖、分析精密著称,在《中庸》章节之分、首章工夫论及中和、中庸、费隐、鬼神、诚等概念阐发上,皆多有不同于朱子之说,引发了以退溪、栗谷为代表的朝鲜朱子学者的热烈辩议。朝鲜学者对双峰之说的深入探究和不同观点,显示出朝鲜朱子学在对朱子后学经典诠释的继承与批判中形成和建构起自身对朱子学的认识,体现了朱子后学对朝鲜朱子学所具有的中介和阶梯作用,为中韩朱子学及朱子后学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从中我们亦可以看出,罕为学界所知的饶双峰实为朱子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加强对饶双峰的研究对于认识朱子学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政治传播的哲学基础论证

政治传播在政治哲学研究中似乎属于末端问题,但却是直接面向生活的问题。对政治传播进行哲学基础论证,乃是政治哲学题中应有之义。而这种哲学基础论证内在地含有四个维度:本体论问题维度,是对政治传播之何以可能的根据的追问;认识论维度,即如何认识权力、政治和政治传播;价值论问题,它着眼于政治传播的效用,更执著于为政治传播进行正当性基础建基;实践论维度,探寻不同历史场域下的政治传播。与对政治传播的本体、认知、价值和实践相对应,对政治传播的哲学沉思就相应地分殊为形而上学、意识哲学、价值哲学和实践哲学。由于政治传播是在政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相互构造中完成的,所以关于政治传播之哲学基础的论证,就分殊为传播主体与传播客体之交互关系的哲学基础论证,它们共同贯穿着真理与价值的双重逻辑。

儒家仁观念的思想内涵、超越路径及其批判反思

仁观念渊源于上古三代思想传统,但在孔子那里由爱亲以爱人的主德进一步发展为内在主体性的源德和包容现实诸德的全德,呈现出儒家体用论的基本思维模式。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者在仁观念的形而上超越路径、现实超越路径上有新的发展:一方面,将仁与性及天道合一,建构起了奠基于有机整体宇宙论的仁学本体论;另一方面,将仁由爱亲以爱人拓展到天地万物差异一体的理想境界。今天的中国社会和人的生活方式都在发生剧烈变化,应建构奠基于独立的个人之间的情感感应的实践的、开放的新仁学。

现代性与伦理多样性问题

伦理生态或伦理多样性问题,乃一表达德性与规范、行动者与行动之诸多样式的范畴,它发生于相对固定且有别的由社会结构所决定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在一个以家庭、家族、村社为基本交往空间的社会结构中,伦理生态或伦理多样性便不会成为问题,也不存在相互间的承认和尊重问题。当资本的世界逻辑打破地域的限制、抹平文化的差异,将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之下的人们置于同一个社会结构之下时,伦理多样性就成为了一个必须正视也必须重视的问题。就拥有不同信仰、道德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不同人群来说,没有任何人群可以毫无缘由地以自己的伦理体系代替他者。然而由资本的运行逻辑所推动的现代社会,就在于解构任何差异,使其在可公度的功利面前被抹平。于是,一种由他者抹平和自我趋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就会出现。在现代性语境下,如何承认和尊重相异的伦理体系就成为了应用伦理学和民族伦理学不得不重视的课题。过一种整体上的好生活是这种研究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承认和尊重各种伦理文化体系的正当性是这种研究应该坚持的原则。

需求逻辑、消费逻辑与资本逻辑

需求与消费是人生存的条件,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因。在市场和资本出现以前,人的需求和消费是匮乏的,但却是本真的,即需求和消费符合人的本性和本质。市场和资本出现后,人的需求和消费得到了充足甚至超载的满足,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但由于资本逻辑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消费逻辑在一定程度背离真实的需求逻辑,使消费逻辑同需求逻辑发生了一定的冲突,并且出现了异化消费。要解决这一矛盾和冲突,就必须促使资本逻辑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限制资本逻辑的无限扩张,让需求逻辑、消费逻辑和资本逻辑处于均衡与和谐状态之中。

儒家德福统一之实现路径析论

德福关系问题与人生观、价值观紧密相关,德福统一是儒学的基本主张。儒家的德、福观念有其特定含义,与之相应的德福统一路径则涉及现实层面的人际关系、王道政治和超越层面的天道性命。儒家的德福统一论为中国传统社会提供了基本的价值信念系统。现代新儒家融合中、西文化对德福统一论作了新的阐发,但其渊源于传统儒学的基本信念系统仍有待于在变化的社会生活中重新奠基。

心之存在的证明——罗蒂后现代心灵观批判

摧毁人们对于"心"的信任,是罗蒂哲学的任务之一,然而这一任务是否真的完成了却值得怀疑。仔细考察可以发现,他对心的种种解构,并不能消除心的存在。社会实践、相互作用不仅不能消除心,反而预设了心的存在,没有心的社会实践是不可思议的,相互作用的逻辑前提是相互作用项,也就是心。罗蒂等的说法只看到了相互作用的一个方面,即其整体性的维度,而忘记了这个整体又是向个体的内在性敞开的,如果消除了内在性,整体性、外部环境便无立足之地。心理活动和现象的连续性、稳定性表明了心的存在和独立性,心不能被归之于任何生理、神经或物理活动,而具有独立自存性。坚持心与身的区别,未必一定导致二元论。从整体论视角理解心是没有错的,但不能以整体代替局部,承认所有局部(心就是局部之一)的才是整体。以这样的整体论来看,心灵不可被归并为整体或任何其他部分。罗蒂所摧毁的不是心,而是关于心的看法。所以,关键问题应当是我们对于心的认识,而不是有没有心。

儒家人伦观的思想特质与现代转化

人伦观是对人类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的根本性看法。儒家的人伦观奠基于中国传统家庭、家族本位基础上的君主专制主义等级社会,它主张人伦本位,反对以个体独立为基础建构人伦,确立并完善了以君、父、夫为中心的人伦谱系,而对人伦合理性的论证则成为儒家哲学的核心。近现代的中国社会转型对儒家人伦观产生了巨大冲击,批判和维护儒家人伦观的论争在多层面展开。回到人类社会生活实践,实现儒家人伦观的创造性转化,这是儒学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

贫困身与圣贤梦--吴康斋《四书》工夫论及其意义

吴康斋对《四书》的体证,极大强化了作为生命修证的四书学之工夫论意义。《四书》构成康斋强大的精神信念,使其虽身处贫病交攻之境,却始终不坠圣贤之梦。《四书》安贫乐道思想构成康斋自我激励的价值引领,使其在半耕半读的境遇中咀嚼出贫淡如水之味;“日以圣贤嘉言善行沃润之”成为康斋用力《四书》的基本方法,尤其汲取了其中知止安命、素位而行、不怨不尤、识得本心、克己复礼等工夫以对治身心困境,实现了生命践履与经典教化的融为一体,体现了践履之儒的独特品格,证成了经由儒家经典展开自我教化的普遍意义。

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笔会)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计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会议鼓舞人心,引人深思,催人奋进。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李萍所长倡议,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广东哲学学会、广东伦理学学会、广东马克思主义学会、现代哲学杂志社,联合组织了以“新时代·新理念·新格局”为主题的“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视频会议,哲学界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近二十位专家与会,交流学习心得,共商学术大是。这里刊登部分发言。本刊后续还将组织此一主题的专栏文章。

直面政治事实自身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只要有人类存在,只要人们愿意生活下去并意欲过上整体性的好生活,政治事实就必然存在。而在诸种学科或学问中,有关政治事实的理论研究似乎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同样长久,甚至可以说,有关政治事实的学问乃是有关人和社会之最根本问题的学问。那么,什么才是政治的＂是其所是＂呢？约有三种提问方式和追问方式：政治学、政治伦理学和政治哲学。

论自我持存的基本问题——以罗宾森驳帕菲特为例

在近现代形而上学的问题域中,关涉自我持存的“人格同一性”问题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帕菲特在《人格同一性》一文中指出了传统同一性结构的内在矛盾,并采用心理连续性作为存活中重要的事情(what matters)来解决这一问题。罗宾森通过同卵双生双胞胎换脑的思想实验作为反例责难帕菲特的观点,并认为人格是一个“进一步的事实”(a further fact)。通过详细和严格地分析罗宾森实验中的前提,将发现如果把影响实验条件的直觉和预设排除于考虑范围之外,那么该思想实验实际上并不能驳斥帕菲特的观点。帕菲特的视角转变是该问题史中重要的观念革命,其观点不仅在论证上是更稳固的,而且具有启发性意义。

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历史张力及矛盾运动

中国人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时,一种巨大的历史张力就生成于这一历史选择中,同时也孕育着发生两种命运的可能性,这两种命运在中国曾交替出现。现代市场、中国历史文化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并不意味着三方面的独立性的消失,而是它们之间建立起互斥互补、相辅相成的关系,三者的良性互动构成现代社会发展的一大动力。

王船山对饶双峰分析之学的批判与吸收——以《读四书大全说》对饶双峰《论语》解之评为中心

“纠正朱门后学之失”虽被视为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的主要内容,却少有对此加以论述者。今就船山对《四书大全》所收饶双峰《论语》解的评析来看,确乎体现了船山对朱子后学思想之批判与接受。在治学方法上,船山判双峰学为“强为分判,破碎文义,曲为扭合”的训诂分析之学;在理事关系上,船山主张事因理立而事即理在的理事一体,重视形下实践,反对空谈玄理;在三教关系上,船山基于实理实事观,对佛老严加斥责;在思想发明上,船山提出气能为善、性道非一等观点,皆不离以气本、实事为本的思想主旨。在若干观点上,船山对双峰说褒贬兼具或深表认同。总之,船山以其实事实理之学对双峰《论语》分析之学的批判,可视为道学内部之思想对话,见证了船山之学同样置身于以《四书大全》为载体的以朱子后学为主的朱子学学术共同体中展开。在对朱子后学展开批判继承之际,船山自身亦融入朱子学的广阔脉络中。

十九世纪前期基督新教徒的儒学观——以柯大卫《四书》译注为中心

柯大卫对《四书》的首次完整英译,带有鲜明判教贬儒色调。其《四书》译注基于《圣经》诠释视域,较为全面地表达了对儒学宇宙本体论、人性修养论、圣人治化论的批判性解读,具有儒耶经学的比较特色,体现了十九世纪英语世界基督新教徒批儒心态下的儒学认知水平,为全球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儒耶相融互动提供了有益资鉴。

微公益视阈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实践进路

勃兴于移动互联网和电子支付技术的微公益,全面彰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所倡导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与此同时,微公益在实施过程中所呈现的传播载体之"微"、参与主体之"微"、公益主题之"微"也非常契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的实践进路。为了更好地开掘这一"微"进路,我们一方面需要在微公益的实践中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将其作为微公益的行动指南;另一方面也需要深入推进微公益自身的专业化建设和制度化发展,把公民的慈心善行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

自我、他者与世界——重启“天人”之思

如果说近代中国人普遍的“问题意识”是中西古今之争,那么当代中国人的“问题意识”则应当是新的“天人关系”问题。而“自我、他者与世界”,既是天人关系问题得以形成的思想机制,也是它在现代的出场形式;通过这一机制和形式,天人关系问题将如其所是地得到开显,包括它的生成与历史变化,以及传统形态的解构与新的形态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