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深度融合中的“突破式创新”

我们正处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时代转型期,其间充满着创新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谓的“断裂式发展”和“破坏式创新”。所谓“断裂式发展”是指按照传统逻辑画延长线的做法已经难以为继,传统模式的发展已经中断和终结,因此创新就成为发展的不二之选。而“破坏式创新”则意味着新的发展机遇必须建立在对于传统发展的规则、模式和逻辑的充分“破坏”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行为传播学:未来传播学学科构型的核心范式

进入数字时代以来,传播学学科体系面临着碎片化、复杂化及难以解释巨量传播现象的危机。如何站在全局与时代发展的高点上对传播学进行统摄性的学科重构、构造适宜未来传播的研究范式,是当前传播学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构造以“传播—心智—行为”协同要素为关注对象的行为传播学范式,是破解传播学学科发展困局的关键路径。在行为传播学范式的视野下,传播研究不可脱离行为,行为研究也不可脱离传播的中介,需要将行为作为分析人类及其实践环境的关键指标。具体而言,行为传播学范式以环境、人类、行为作为研究的三重基本维度,以创新概念视角、提升诠释视点、细化效果分层作为主要研究路径,旨在通过关注行为聚合当前的传播学主流研究范式,回答“传播如何构造社会”这一学科核心问题。

社交媒体大V营销的价值与传播路线图--基于大众人际传播模型的分析与探讨

聚焦社交媒体大V营销传播实践,从传播而非营销效果角度切入,在借助大众人际传播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修辞说服、共同体和人际关系等理论资源,形成社交媒体大V营销传播逻辑框架和操作策略,为大V营销传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学术性与实战型相结合的参考。

行为传播学或将成为未来传播学学科发展的基本范式

传播学的学科危机来自学科理论的内生危机(碎片化、复杂化、不同范式间难以沟通)和来自媒介实践的外部危机(传播理论难以有效解释“元宇宙”“深度媒介化”等传播现象),其关键在于,传播学的学科建设缺乏一个共同的基点。由此,本文认为,聚焦“行为”或是传播理论是走出学科困境的关键要义。本文论证了传播行为是透视人类与环境全局要素的根本性视点,并分析了行为科学与未来传播研究的契合之处,对行为传播学的两项范式使命展开了论证,即一是它将革新传播学科的研究范式,二是它为传播研究的社会科学范式和诠释范式搭建桥梁,构建超模式。而行为传播学改造经典传播学科的行动路线是:认知重构、诠释升维、效果分层。

生成式AI浪潮下平台型媒体的迭代升级与认知争夺版图的扩展

在生成式AI浪潮席卷下,平台型媒体的迭代升级以及对于认知版图的扩展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本文分析了不同发展阶段平台型媒体的不同特性,以及不同发展阶段平台基于自身的功能与价值可供性对于人们社会认知图式的影响及深化其对于人们认知层次的竞争。认为,生成式AI平台型媒体上的认知竞争不同于以往平台是对于信息、观点和态度的竞争,而是关于思维模式和价值准则的争夺。未来生成式AI下的认知竞争的本质是占有并调用人们更多的认知资源,从而结构性地规定着人们行为的边界。

从“点、线、面”看主流媒体传播效能的提升策略

互联网发展的“上半场”实质上是以“跑马圈地”为特征的规模经济模式主导下的流量(即用户)之争。互联网公司缺其技术的领先倪势、资本市场的强大支持以及高水平的市场润察能力、市场感应的灵活操作力等固素披得头筹,完成了对于社会各要素的连接与再连接,进而形成了三大网络一内容网络、人际网络及物联网络等基础性的社会性连接,使互联网成为社会生活的基础设施,由此也占据了经济、社会、文化及政治影响力的高地。违今为止,仅以传赫领域而言,基于社交关系链的社交传播和基于大数据和AI技术的算法型内容推送已经占据全部社会传播的大半壁江山。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党和政府提出了媒体融合的任务,从根本上说就是旨在突破传统主流媒体影响力衰遗、价值使命难以履行的现实困境。问题的关键在于,传统主流媒体在向着新型主流媒体的转型目标应该如何设定?是与那些提供互联网基础服务的平台性互联网企业正面竞争,分割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平台领地,还是以它们(各互联网平台及其他互联网企业)为基础和“可供性”资源,另辟躁径地完成自己的根本性的角色使命?这是一个值得深度思考的问题,其重点在于在复杂性范式的导引下,以生态学的观点去找寻适合自己角色使命的“生态位”;赋能新型主流媒体传格效能发挥的价值基础实现路径。

关于生成式AI的发展与传播领域革命的若干思考——2023年以来我的新传播研究:论点与框架

自1994年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中国互联网已发展30年。互联网作为高维媒介,上下半场指向两种连接逻辑——上半场是“去组织化”:碎化和裂解既有社会模式以卷入新传播要素,完成社会中介化与媒介化过程;而下半场则是“再组织化”:聚合和再组织微粒传播要素并塑造新的社会模式和规则,完成社会深度媒介化过程。传媒业态也有不同表现——上半场是“裂变”模式,表现为个体激活、内容价值延伸、线上场景框架搭建,以规模扩张和集成经济为主;下半场以“聚变”为主,表现为媒介洞察内延、内容突破人机界限、场景要素丰富化,以生态圈建设为主。研究取向亦有变迁——上半场在流动性范式下探究“用户流动”议题,引入探究流动效果的认知神经测量法;下半场在复杂性范式下探究“传播生态系统”议题(包括行为传播、再组织化、复杂治理议题),倡导引入计算科学、行为科学、认知科学等多学科方法资源共论。

价值对齐:AIGC时代人机信任传播模式的构建路径

信任是沟通人与智能技术的桥梁。当人机传播的构建与协调成为当下传播学的重要议题,将信任这一要素纳入关系的构建是打造可持续发展的“人—机”关系的必要举措。本文以构建人机传播之间的信任为核心议题,通过梳理信任传播的要素变迁,站在任务—技术匹配视角下探寻人机信任的关键地带,并厘清信任校准的动态过程,以及信任校准的关键通路。作者认为未来要致力于发展可信的人工智能,实现健康的人机传播关系,以推动未来传播的良序健康、以人为本的发展。

媒体融合是一场革命:三个关键问题的思考

2023年是媒体融合作为国家战略整体推进的第十个年头,很多传统主流媒体生产出一系列现象级产品,于是,天量的传播带来了天量的受众,但天量的受众却沉淀不下用户。一些传统媒体实际上已经陷入了生存危机,如果未来几年找不到适合的生存与发展模式,经营不能反哺主业,新型主流媒体的蓝图就无法实现。在这一背景下,怎样的媒体融合才能对传统媒体破解生存危机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深度媒介化时代网络赋权感知、行为脱序与人的理性责任提升——关于互联网赋权感知影响个体决策行为及认知控制的一项实验研究

互联网技术自诞生以来,对社会发展与人的境况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并逐渐成为个体赋权实现的源泉与力量。从宏观层面看,网络的信息共享、无远弗届、虚拟共在、连接一切的属性,使得个体作为网络节点的价值不断凸显,传播互动及其代表的关系联结成为新的权力来源,“深度媒介化”的时代到来;从个体层面来看,网络的接触使用和赋权感知,对于人的风险偏好、决策及认知控制能力也造成了重要影响。现运用实验法聚焦网络技术赋权的个体层面权力感知,考察互联网赋权是否会对个体的风险偏好产生影响,以及不同互联网赋权程度(高VS低)和不同风险偏好水平(高VS低)对于人的注意控制能力和执行能力的影响,对网络赋权的影响提供个体层面的解释维度。研究发现,在认知控制力、注意力和执行力上,高网络赋权组的被试表现更差;而在风险偏好和决策上,高网络赋权组表现得更加谨慎保守。因此,研究认为,网络赋权确实能够为个体使用者带来权力感,且这种基于虚拟空间的权力感知要高于在现实社会的感知;感知权力越高,个人认知和行为脱序的可能性就越大,更需要通过学习机制提升人的理性责任。

困在“热搜”中的社会——谈谈平台制造“共识”与积极公共领域的构建

社交媒体平台作为意见场域,为大众提供了发声空间,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公共领域,然而社交媒体平台的这一议程设置权力如果被不当使用,例如平台或编辑人员对热搜榜单进行非正常的人工干预,就会使榜单反映的某些议题的公众关注度、观点分布严重偏离网上舆论的真实状态,导致个人层面的“信息茧房”与认知偏颇,还会出现有价值、建设性议题被人为“拔高”的假热点冲淡、掩盖的情况,造成公众注意力资源浪费和公共信息环境的扭曲变形。基于此,本文就如何打破这一难题,构建积极的公共领域进行了探讨。

颠覆与机遇:AIGC浪潮下传播的“变”与“不变”

传播是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性角色,没有这个角色,整个社会的运行系统、决策系统会出现重大风险。在AIGC时代,懂技术也懂社会、懂市场也懂设计原理,是未来新闻传播学生乃至所有文科生提升自己的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很重要的一个方向。而生成式AI最重要的功能是“人类增强”,它极大地缩小了所谓精英与一般外行“小白”之间能力的差距。这种“人类增强”消了人类的先天赋之间所造成的差距,将构造起未来社会的全新交互关系和相应模式。再次,在AIGC时代,机器越来越像人一样思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会像机器那样去思考。算法的平均化打破了疆界,打破人们之间智力的围墙,但也会形成对人的价值的蔑视、贬低与驯化。人们如何去形成自己个性的生存之地是首要问题。

缺席的对话:大语言模型的认知想象与差异弥合

当前,大型语言模型如ChatGPT等软件已经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引发了社会公众对新技术的不同认知和理解。通过文献地图、情感分析和语义网络分析等方法,剖析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存在的认知差异,包括代表知识精英的学界观点和普罗大众的看法,试图缓解人们对技术主体性的担忧并纠正人们对技术社会问题的误解。在技术与社会相互影响的背景下,分析普通大众对新技术产生的复杂性和冲突的想象,强调促使不同群体之间进行对话的必要性,以推动技术朝着社会期望和良善的方向发展。

智媒时代生态环境舆论特征与建设性叙事策略

在智媒时代,生态环境领域舆论在新技术变革的背景下变得流动与复杂,面临着众声喧哗下公信力弱化,民间与官方话语对抗,生态环境类议题的严肃性被泛娱乐化倾向消解,情绪化传播遮蔽生态风险等问题与挑战。值得关注的是,生态环境类舆情事件的圈层化、娱乐化、情绪化传播,也反向推动官方媒体传播话语的温暖转向和人本关注。未来可从“物理—事理—人理”三个层面,提升生态环境热点事件的建设性叙事与舆论引导力。物理层面,从管理到治理,自上而下搭建生态环境舆论引导前瞻布局;事理层面,多源流、跨平台媒体专家发挥协同效应,实现舆论引导效果提升最大化;人理方面,面对受众圈层精准传播,转化话语策略,讲好生态故事,打破“专家—媒体—公众”沟通壁垒。总而言之,生态环境热点事件舆论引导过程可看作一个动态复杂的系统动力,需实现舆论引导与以人为本的双核驱动与双向互动,这也是检验未来智能媒介化社会中生态环境舆情引导能否多方共赢、协同创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价值标准。

网络不实信息的表现、治理与效果评价

网络信息纷繁复杂,真假难辨,网络不实信息问题引发广泛关注。本研究主要以虚假摆拍等新现象作为抓手,分析网络不实信息的表现、成因、治理与效果评价。首先,梳理网络不实信息的历史流变与表现;其次,探究网络不实信息的易感人群、成因与传播特点;再次,根据治理价值观和治理风格总结网络不实信息的四种治理措施,即规范式、效率式、纠正式和引导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效果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问卷调查法调研各类治理措施的效果差异;最后,提出在战略层面实现治理思路升级,强调预防优于治理、用户教育优先、合作大于分治,在策略层面注重不同治理主体间的责任共担与协同运作,构建不实信息甄别与效果评价体系,提升公众媒介素养。

认知传播学的发展与创新:从应用研究、理论研究到基础研究——2023年认知传播学研究的现况与趋势综述

认知传播学作为传播学领域的重要分支,利用“认知视角”增加了对各类传播现象、传播场景、传播机理的解释维度。本文基于国内外2023年认知传播学领域最新的科研进展,结合应用性研究、理论性研究和基础性研究三个层面和持续性研究、创新性研究两个维度,总结与提炼认知传播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期为未来研究提供相关思路和参考。

勇于直面生成式AI这一时代发展的最大变数

我们正处在从工业文明时代向数字文明时代过渡的深刻转型期,期间充斥着创新经济学家熊彼得所谓的“断裂式的发展”和“破坏式创新”。所谓“断裂式的发展”是指按照传统逻辑去画延长线的做法已经难以为继,传统模式的发展已经中断和终结;而新的发展机会和可能必须建立在对于传统发展的规则、模式和逻辑的“破坏”的基础上,真正的创新发展才会成为可能。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走出传统实践与理论的窠臼所营造的“舒适区”,去直面那些陌生的、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与变数。

元宇宙视域下传播行为的路径模型与拓展机理

人类行为是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相互适应产生的结果,其发展路径遵循个人行为习惯——群体社会规范——社会伦理/制度——人类文明的演化路径。元宇宙空间中,媒介技术的可供性赋予人们在开放式框架下进行自由交往的权限,但同时也带来整个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无序性。在此背景下,“合作”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维度,也是人类行为实践的关键目的。更具体地看,在高自由度的环境中,个体为了适应环境,通常会在人际传播中表现出利他倾向,伴随合作规模的扩大,利他行为在群体中演变为以社会交换与社会规范为核心的互惠行为,这种行为也意味着未获得回报的风险,为了加大对环境的确定性及可控性的感知,公平成为人们的重要关注对象。同时,社会公平感也是影响社会信任的重要因素,在元宇宙社会中,区块链建构的技术信任为社会信任系统增加了新维度。

元宇宙视域下的媒体深度融合:着眼点与着手处

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革命的发生,以大众传播学范式为内核的我国主流媒介的实践面临着范式革命的必然。媒体融合不仅仅是技术的融入、大数据平台的建设,更应该是一场对于传播流程、传播结构和传播的基本逻辑的变革。而元宇宙是互联网发展全要素的集合体,元宇宙视域下一流的互联网融合媒体,是拥有一整套“一体化式解决方案”的媒体,不仅具有价值变现的现实势能,还应具有价值创造的可持续的未来动能。

AGI崛起下社会生态的重构

AGI作为集数字智能技术于一身的智能工具,是未来数字文明社会的基础性建设工具,将成为业已发端的社会深度媒介化的“操作系统”和基础设施。AGI对于人类社会最大的意义和价值是通过智力型的“人类增强”弭平了专业与普罗大众的沟壑,这是对于人的又一次重大的赋能赋权。同时,AGI将促成DAO的建构,形塑数字文明时代社会连接的基础模式和组织形态;而AGI时代的游戏也可能成为数字文明时代的主流媒介与社会实践的主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