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齐治平 日新又新--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举行15周年庆暨《中国公民教育评论》出版座谈会

2018年6月16日，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成立十五周年庆典暨《中国公民教育评论》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3层第五会议室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公民教育、道德教育知名专家，《教育学报》、《中国德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媒体界代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领导、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师生以及毕业生代表五十余人出席了本次庆典及研讨活动。

修齐治平 日新又新——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十五周年庆暨《中国公民教育评论》出版座谈会成功召开

2018年6月16日,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成立十五周年庆暨《中国公民教育评论》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三层第五会议室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公民教育、道德教育知名专家,《教育学报》杂志、《中国德育》杂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媒体的代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领导、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师生以及毕业生代表五十余人,出席了本次活动。

公民教育研究的新进展《公民教育引论》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

2011年9月29日下午，国家社科基金“十一五”规划国家重点项目研究成果鉴定暨《公民教育引论》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召开。该项目研究由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团队集体完成，中心主任檀传宝教授主持承担。项目成果《公民教育引论——国际经验、

子承父志:军人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的扎根研究

基于对3个两代参军家庭的实地调查和对家庭成员的深度访谈,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借助Nvivo11.0软件对数据进行编码,以分析军人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逻辑,结果发现:军人家庭的爱国主义教育历程包括“亲代成长—家风建设—关键事件—互动成长”四个重要阶段。一般而言,爱国主义的生活化构成了军人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理念,代际冲突的整合为军人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的深化提供了重要契机,而当国家、家庭、个人三者利益一致时,军人家庭爱国主义教育更容易被顺利践行。在军人家庭爱国主义教育显现优越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对其潜藏的内生性减弱、超越性不足、感性与理性失衡等问题保持警惕。

在校外音乐教育中培育公民素养——芬兰于韦斯屈莱市“音乐园地”的经验与启示

芬兰国家核心课程将“文化能力与互动表达”“职业能力与创业精神”“社会参与和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视为贯通全部学科的公民素养。这些素养目标不仅被列为芬兰学校艺术教育的价值基础,也成为芬兰校外艺术教育的行业宗旨与价值追求。聚焦芬兰艺术教育的音乐学科,通过呈现于韦斯屈莱市公共教育机构“音乐园地”的课程、教学与社会服务案例,分析芬兰校外音乐教育培育公民素养的实践经验,即构建良好音乐环境丰富公民文化生活,贯通音乐教育体系实现公共资源共享,兼顾音乐通识与音乐专业课程,培养学习者的倾听表达、互动合作、文化理解、职业发展、社区参与和公益服务等能力。基于此探讨我国通过校外音乐教育培育公民素养和公共精神的可能性。

全球化时代公民与道德教育的本土选择

2008年4月18-21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3届亚太地区道德教育网络（Asia Pacific Network for Moral Education,APNME ）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大会吸引了来自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菲律宾、尼泊尔、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公民与道德教育理论研究领域的近4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及摘要近50余篇。本次大会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成功召开，也必将成为本年度中国公民与道德教育领域与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学术事件。

从“确定性立场”到“确定性在场”——加速社会道德教育“不加速”的逻辑前提

“加速社会”是对现代社会发展核心特质的一种新诊断。“加速社会”不仅指向个体生活感受性的表层现象,更指陈现代社会生活的深层时间结构。在现代社会的古典阶段,人们对确定性的寻求与对不确定性的回避无疑型构了道德教育的确定性立场。而在加速社会中,社会生活的高度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使确定性立场的道德教育表现出“道德”与“教育”的双重焦虑。道德教育无法回避加速社会的基本语境,一种可能的选择就在于重塑“确定性在场”:道德教育一方面要以公共生活为支点,以人之良序生活为现实追求;另一方面又要从人之为人的高度关照人的存在,以人的自由与可能生活的实现为价值旨趣。

国际视野下媒介教育促进公民教育研究

展望世界,公民教育的推动者们希望借助媒介教育的力量,使学生积极生活于现代信息社会和行使公民权利。当前,英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芬兰、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甚至我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区都已将媒介教育纳入中小学的公民教育体系,通过媒介教育令公民教育更出色已成为一种国际趋势。本文对其兴起的背景、意义价值以及途径进行清晰的说明,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我国公民教育的启示。

经济教育与道德教育——兼论学校德育如何适应市场经济

学校德育如何适应社会经济生活一直是教育理论和实践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要正确处理经济生活与道德教育的关系,学校就应该高度重视"经济教育",努力强化"富的教育",自觉承担道德教育的超越使命。学校固然不应该脱离实际生活(包括经济生活)太远,但是"德育回归生活"命题本身也要求学校教育能够实事求是、理直气壮地弘扬正气、培育良知。

论教育家精神与师德修养的三个方向

教育家精神是教师职业精神的最高境界。关注这一精神对于当前的师德建设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教育家精神蕴含了教育家所应有的高超的教学专业能力、强烈的社会责任担当、坚定的奋斗与奉献自觉。教育家精神的三个维度实际上也指明了教师的师德修养应当努力的三个方向。因此,新时代教师的师德修养实践,要注意结合教师教学能力的专业提升、涵养教师贡献社会的浩然之气、助力教师“为己之学”的师德构建。

关注幸福:道德教育的新目的论视角

以义务论伦理学为理论基础的当代道德教育,片面强调个体对伦理规范的无条件服从,最终导致了道德教育对个人幸福的漠视;传统的目的论伦理学如德性目的论和功利主义目的论,虽然看到了幸福的重要性,但是都没有能正确地把握幸福的真正涵义。因此,道德教育需要一种不同于义务论伦理学和传统目的论的新视角,重新思考幸福在道德教育中的重要意义。

正义:道德教育的基本维度

作为社会的首要美德,正义在人类进步和中国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在生活直观的层面上,正义可以表述为四不可规则: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撒谎,不可奸淫;在理论层面上,正义可以概括为两个原则:平等自由原则,机会的公正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它们的实质在于表达对人的生命和基本人权的尊重。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公民教育主要围绕权利和正义内涵展开。可以说,对人的权利的尊重,对正义的追求,已成为当今公民教育的基本趋势。

努力加强“公民道德的教育”(节选)

"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教育何为?首先,需要我们弄清楚"公民道德教育"的概念。笔者认为,"公民道德教育"可以分析为两个基本内涵,即"公民道德的教育"和"公民的道德教育"。前者是指对作为社会公民身份的道德的培育,其内容更侧重于与公民身份相关联的道德教育,即体现于公共领域道德的教育,它具有鲜明的现代社会的时代特点;后者则是指对公民所应有的全部道德素养的培育,具有一般道德教育的性质。加强"公民道德的教育"的重要性从历史的维度看,进行公民道德的教育,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努力加强“公民道德的教育”

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自从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里郑重呼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以来，公民教育、公民意识教育、公民道德教育进一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贯彻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需要我们坚定信念，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教育之路，努力加强公民道德教育。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自从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里郑重呼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以来，公民教育、公民意识教育、公民道德教育进一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贯彻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需要我们坚定信念，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民教育之路，努力加强公民道德教育。

从概念到范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践基点考辨

当前,学校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时候,存在“概念化”的实践取向。其具体表现为:重概念习得轻观念养成,重概念对标轻内涵揭示,这必然导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性质的总体性缺失和教育效果的浅表化。究其原因,在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践基点锚定为原子化的概念学习而非具有内在总体性联系的整体范畴。从范畴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需要锚定在“社会主义”和“核心”两个实践基点之上,前者强调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同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意识形态属性,后者则突出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中国国情。为此,需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一般价值要求与中国特色价值的统一,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阶段现实性与终极理想性的统一。

教育对象多重角色的遮蔽:现实表征与复归

教育对象是多重角色的复合体,他们既是学校中的学生,又是家庭中的孩子,也是社会上的儿童、青少年。当前教育对象的多重角色存在被遮蔽的问题,分别体现为对多重角色的单一化理解、对“人”的抽象化认知、对多重角色议题的关注度不足。要想实现教育对象作为完整人形象的复归,就要全面看待教育对象的多重角色,重新审视对学生角色的单一化理解,不断平衡角色“多与一”的关系。

论原始社会中的道德教育

原始社会存在道德教育。原始社会的道德教育形式主要有:原始宗教、神话与传说、巫术与禁忌。这些道德教育形式告诉原始初民"应当怎么做"和"如何做才是对的",因而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早期人类所采取的调整人与人关系和人与社会关系的最初的道德范畴体系。原始社会中的道德教育植根于原始初民的生活实践,并为原始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精神力量。

准确把握学生在劳动教育中的身份定位

学生在劳动教育中的身份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劳动教育目标的制定、内容的选择和方法的使用。只有准确把握学生的身份特点,劳动教育才能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如何理解学生在劳动教育中的身份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总体而言,学生在劳动教育中应该是学习者而非劳动力、实践者而非被动者、整全的人而非片面的人。

劳动教育应主动回应学生优势需求的转变

劳动教育中的“劳动”不同于现实世界中的“劳动”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它不是直接指向特定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的生产和创造,而是以服务人的成长和发展为基本宗旨。能否促进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是判断劳动教育是否有效的核心标准。人是主体的、能动的存在,其成长和发展不仅仅需要外在条件的支撑和环境的塑造,更需要个体内在成长和发展积极性的充分激活。

规范与德性:职业道德建设的两种取向及价值省思

规范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指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职业道德建设路径。前者强调外在于劳动者的普遍行为准则,而后者则内含社会规范与个体意识的交融。规范伦理学指引下的职业道德建设,往往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舆论,同时构成一种约束机制。德性伦理学指引下的职业道德建设则强调劳动者自身道德认识、道德情感等内在的、个性化的职业道德修养。显然,二者指引下的职业道德建设均有其不足之处。因而,职业道德建设要强调规范与德性并重,以推动劳动者职业道德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