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有制经济刑法保护的刑事政策再定位

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刑事政策伴随着我们党对其的认识和探索经历了一个由歧视性待遇向有限平等保护方向发展变化的过程。在我国当前的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中,对非公有制经济实行不平等保护的现象依旧存在。为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稳步的发展,立法者应当确立并强化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人格平等的观念。就司法而言,一方面最高司法机关应加强有关的司法解释工作;另一方面,司法工作人员应公平执法,对所有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实行同等的保护,从而为非公有制经济稳定、健康、快速的发展改进和优化人文环境。

我国移入式被判刑人移管法律制度的若干问题研究

移入式被判刑人移管作为相互承认和执行监禁性刑罚判决的司法合作形式之一,因涉及比较多的国内法规则和程序问题,我国立法应予以特别的关注和规范。我国各主管机关应对外国提出的向我国移入被判刑人的请求进行联合审查并作出是否同意移管的决定;在实际移交被判刑人之后,应侧重于从技术上为国内执行程序提供具体的依据,由法院依照我国法律对外国法院科处的刑罚实行转换;遵守"一事不再理"原则,对经过判刑国审判的、由同一被判刑人实施的同一犯罪行为不再重新进行审判;而对于从判刑国移管到我国的服刑人员,有关刑罚的执行应当依照我国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

特别刑事没收证明规则比较研究

特别刑事没收对财产的没收不以定罪为前提条件,因而,这种没收不构成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处罚,而只是剥夺从犯罪活动中的获利,或者消除有关财物被用于犯罪活动的危险性。考虑到特别刑事没收程序所具有的非处罚性、追索性以及防范性特点,一些国家制定的犯罪收益追缴法或者相关的刑事立法为其确立了一套不同于定罪量刑程序的特殊证明规则,值得我们参考。

刑罚根据三维结构论

刑罚根据有目的根据与手段根据之分。刑罚的目的根据是且仅是效益,受刑罚的手段根据的绝对制约。刑罚的手段根据为公正和人道,其以绝对命令的形式制约着对刑罚效益的追求;在刑罚的两个手段根据之间,人道又构成对公正的绝对制约。这样,在刑罚的根据中就形成了人道、公正、效益的三维结构。

我国主动引渡制度研究:经验、问题和对策

主动引渡作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一种机制,已成为我国打击严重犯罪、缉拿外逃罪犯的重要手段。虽然我国在建立和完善主动引渡制度上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仍然面临缺乏从某些国家进行引渡的法律依据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应当针对存在的问题,从不断扩展我国与外国引渡合作的条约关系等五个方面寻求有效的解决途径,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主动引渡机制。

海峡两岸犯罪停止形态立法比较研究

海峡两岸的刑法在关于犯罪既遂的规定方面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而在关于犯罪预备、犯罪未遂以及犯罪中止的规定方面则存在极大的差异。祖国大陆刑法关于犯罪停止形态的规定有不少值得肯定之处,而台湾地区"刑法"关于犯罪停止形态的规定也存在诸多可供借鉴之处。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祖国大陆刑法应当在总则中增补关于犯罪既遂的专条规定,并且应当对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的含义和处罚范围、犯罪预备的处罚原则、不能犯和共同正犯或共犯的中止犯作出修改或增补。

涉罪未成年人审前非羁押支持体系实证研究

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以非羁押为原则,严格限制适用羁押措施。针对未成年人适用强制措施存在的诸多问题,各地司法机关不断创新未成年人办案工作机制,积极探索扩大对涉罪未成年人适用非羁押措施的做法,积累了一定经验。有的地区尝试建立以观护基地为基础的审前非羁押支持体系,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适用非羁押措施的保证条件,协助对其进行监管并提供一定社会服务,以减少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审前羁押,促其顺利复归社会。实践中,观护基地可按照限制自由的程度不同,分为开放式和半开放式;

出入境反恐怖主义措施比较研究——以《反恐怖主义法》第39条为例

在预防恐怖分子跨国流动方面,出入境管理措施更加便捷、有效,因此得到了许多国家的青睐。国外立法中的出入境管理反恐怖主义措施主要包括两类:针对出入境证件的措施与针对出入境者的措施。这些措施涉及国际法规定的基本人权,而且存在被滥用的可能。所以在适用出入境管理反恐怖主义措施之际,国外立法通常会规定一定的救济措施,例如英国2015年最新反恐怖主义法中的入境许可制度。我国《反恐怖主义法》第39条规定的管制措施回应了实践需要,但是在实施细则中应通过规定具体时限与程序规则等内容,为适用对象留下寻求权利救济的途径。

雇凶杀人案件中的死刑适用问题研究

雇凶杀人案件中的死刑适用需要根据雇凶杀人案件的不同类型作具体的分析。在纯粹的雇凶杀人案件中,雇主一般成立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被雇者成立故意杀人罪的实行犯。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如果只应当判处一人死刑,那么在一般情况下应对被雇者适用死刑。在不纯粹的雇凶杀人案件中,死刑的适用需要根据雇主与被雇者刑事责任的大小来具体确定。另外,还需要特别关注雇凶杀人案件中存在自首、立功等从轻处罚的情节能否适用死刑的问题以及多次雇凶杀人、连锁雇凶杀人案件中如何适用死刑的问题。

建立境外追逃追赃长效机制的几个法律问题

在中央加大反腐工作力度的背景下,针对经济犯罪案件和腐败犯罪案件的境外追逃追赃也掀起了高潮。从长远来看,境外追逃追赃需要从制度上和源头上解决深层次的法律问题,建立起一系列有助于预防工作和国际合作的长效机制。第一,应当加强对经济和腐败犯罪案件外逃现状和人员构成的分析。

犯罪分层及其意义

犯罪分层，指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将所有犯罪划分为不同层次的犯罪分类方法。对不同严重程度的犯罪进行分层处理的做法自古有之，但明确规定犯罪分层的立法却只有200多年的历史。从法国旧制度时期的罪分两类继而到拿破仑刑法的罪分三类，这种制度化犯罪分层首先在欧陆国家继而在英美法系国家产生了辐射效应。至19世纪末，欧洲主要大陆国家都在其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犯罪分层制度；

论引渡的非常规替代措施--由“袁宏伟案”说起

引渡的非常规替代措施主要是指跨国绑架和跨国诱骗。这类措施的采用虽然可以绕过引渡合作的法律障碍从境外将被通缉人员捉拿归案,但却可能有损相关国家的法制或主权、侵犯相关当事人的人权,因而在法律上被认为是不正当的或者有争议的。美国设圈套将中国公民袁宏伟诱骗到英国实行拘捕并启动引渡程序的做法,不仅使得中国公民因脱离中国法律的保护而丧失了基本的自由权,同时也是在有意规避中国法律的强制性的禁止规范,并对中国法院正在进行的审判活动造成了干扰,是对中美司法合作关系的损害。

我国减刑、假释制度改革路径前瞻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尤其是法制发达国家大多实行以假释为主、减刑为辅或仅实行假释的刑罚执行变更制度。我国减刑、假释制度的适用格局总体上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方面减刑制度的矫正效果相对较差,其适用率却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上;另一方面,尽管假释制度的矫正效果相对较好,却得不到有效适用。这种适用格局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矫正效果,而且明显与世界范围内的减刑、假释制度的总体发展趋势相背离。我国减刑、假释制度的改革路径应当是:一方面对判处管制、拘役的犯罪分子继续适用减刑制度;另一方面,在减刑与假释制度重合适用的领域,即在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范围内,废除适用减刑制度,并在累进处遇制的基础上重构我国的假释制度。

结果加重犯的未遂问题新论

行为人的行为只有符合基本犯的全部构成要件并且发生了加重结果,才能被认定为结果加重犯的既遂。在基本犯未遂而加重结果发生的场合或者在加重结果出于直接故意而未发生加重结果且基本犯既遂的场合,均有可能成立结果加重犯的未遂。在加重结果出于直接故意而未发生加重结果且基本犯未遂的场合,更是可以成立结果加重犯的未遂。

浙江温岭虐童案定性的思考

本文案例启示：浙江温岭虐童案中幼儿教师虐童的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侮辱罪或虐待罪。由于现行刑法没有规定相关的虐童犯罪行为．使得虐童行为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要解决这一问题，较为可行的办法不是在刑法中增设“虐待儿童罪”，而是应对虐待罪的立法予以完善，并将此类行为纳入虐待罪进行规制。

论“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刑罚的废止——以追缴犯罪资产的国际合作为视角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刑罚具有以下两个特点:(1)一概不问有关财产的来源与持有是否合法;(2)不考虑受刑人重归社会的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刑罚不啻在经济上判处犯罪人"死刑"。由于此种没收财产刑已经被绝大多数国家的刑事立法所摈弃,因此中国依据上述没收裁决提出的境外资产追缴请求一般会被外国所拒绝。我国刑事立法应尽快废止"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刑罚的做法,将没收的适用范围与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挂钩,并应当确立"等值没收"制度,允许用被判刑人的个人财产折抵被挥霍或已灭失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并采用罚金刑给予犯罪人以财产性制裁,以保证我国境外犯罪资产追缴的国际合作得以顺利进行。

绑架罪中“杀害被绑架人”新论

在绑架人质阶段,绑架罪的暴力方法不可能表现为"杀害被绑架人";在控制人质阶段,"杀害被绑架人"的认定不受行为人是否勒索到财物或其他不法要求是否得到满足的影响。"杀害被绑架人"的犯罪形态属于包容加重犯。"杀害被绑架人"是针对故意杀死被绑架人(故意杀人既遂)而言的;在控制人质阶段,针对被绑架人实施杀人行为而被绑架人未死亡的情形属于绑架罪包容加重犯的未完成形态,对该种情形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9条第1款"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的规定,并结合未完成形态犯罪的一般处罚原则进行处理。

拐卖妇女罪中“奸淫被拐卖的妇女”新论

拐卖妇女罪中"奸淫被拐卖的妇女"中的"奸淫"实际上是指强奸。"奸淫"行为只能发生在妇女被拐卖之后至拐卖行为既遂即妇女被卖出之前的拐卖过程中。将"奸淫被拐卖的妇女"中的"妇女"解释为包括不满14周岁的幼女,虽然从保障处罚实质合理性的角度看值得称道,但是从坚持处罚形式合理性的角度看则经不起推敲。

盗窃罪的既遂标准新论

关于盗窃罪既遂标准的争论主要在失控说与控制说之间展开。失控说符合结果犯和目的犯理论,合理地框定了盗窃故意的认识内容,有利于法益保护,因而具有合理性。

当代中国死刑改革争议问题论要

死刑改革是当代中国刑法改革过程中最受关注且备受争议的重大问题。历史地看,中国死刑制度改革已经迈入了限制、减少死刑的良性发展轨道,并逐步与国际限制和废止死刑的潮流接轨,但改革过程中也产生了较为激烈的观点碰撞。中国难以在短期内全面废止死刑,但却有必要将废止死刑纳入其政策内涵。就废止死刑的内在根据而言,主要可归结为功利和人道两个方面。在两者之间,人道性应当成为我国死刑改革的内在依据:第一,人道性是现代法治发达和文明进步国家废止死刑的主要根据。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