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与大学生的就业实现和就业质量——基于问卷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对人力资本衡量指标详细讨论的基础上,本文利用一手抽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投资与大学生就业的关系,发现那些能够积极影响求职结果的人力资本变量,并不一定能在决定就业质量方面起到积极作用。这一反差表明,在中国转轨的劳动力市场中,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实现机制和就业质量决定机制存在差异:要想提高顺利就业的概率,大学生必须扩展人力资本的宽度和广度,拥有一个合适的人力资本结构;要想获得更高的就业质量,大学生必须增强人力资本的深度,从而拥有一个更高的人力资本质量。

强关系还是弱关系:大学生就业中的社会资本利用

基于2009年大学毕业生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在大学生就业中的社会资本利用方面,到底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更为重要的问题,结果发现:第一,在对大学生求职结果的影响方面,与弱关系相比,强关系的力量更强。而且,如果这种强关系是一种非亲戚关系,关系人拥有较高的职位,则会进一步提高大学生顺利实现就业的概率;第二,在对大学生能否就业于国有单位的影响方面,与弱关系相比,强关系的力量也更强,且直接影响了职位的获得;第三,在对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水平的影响方面,不管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都不具有显著作用。这一反差表明,强关系的力量更多地体现在有助于大学生就业机会的获得方面,并不能确保大学生可以获得一份高工资工作。

哪些女性进入了城市高收入行业——基于CHIP数据的经验分析

利用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年、2013年和2018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研究了影响女性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因素。统计分析显示,高收入行业中的女性占比在2002—2018年间有所下降。采用排序Probit估计进行计量分析发现,接受过高等教育、拥有更丰富的社会资本显著增加了女性进入高收入行业的概率,而年龄对女性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影响从2002年的“年轻就是资本”,转变为2018年的倒U形曲线关系。农业户口对女性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影响在2002年和2013年不显著,到2018年变得显著正相关。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农业户口劳动力进入高收入行业的户籍壁垒在降低;二是这些女性是经过极度选拔和筛选后进入高收入行业的,这种极度选拔和筛选会带来收入补偿效应。政策启示是:如果要缩小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行业性别差距,消除女性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准入障碍是至关重要的。

利益均衡合作博弈模型与社会秩序稳定

利益均衡是社会得以和谐运转的内在动力,是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保障。利益均衡的内在要求有三:利益导向明确、利益行为规范和利益成果共享。针对当前中国社会中一系列利益矛盾,我们认为,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发展是解决这一问题,实现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手段和方法。运用博弈论中合作博弈模型的基本原理来分析社会秩序稳定中各主体之间的价值和行为之互动机理,便可理解:主体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是利益均衡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础,参与式民主治理模式的推广是实现利益均衡的重要平台,实现利益主体各方的合作共赢而非竞争互损,才能实现社会秩序稳定。由于利益的最大功能是其激励作用,如何协调中国社会主体间的利益博弈,进而达成利益均衡和社会秩序稳定呢?我们的政策建议是:加强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和统筹能力,促进社会利益的分配均衡;规范政府的权力,从公民的切身利益出发促进国家-市场-社会的良性互动;提高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和获取能力,构建公平均衡的利益博弈平台,推动深化改革,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

协同治理视角下我国单位制社区治理的问题及其解决路径

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与推进,尤其是在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时代背景下,单位制社区已不能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亟需进行变革。L单位制社区的治理经验体现了当前我国单位制社区的治理思路:以互利合作和资源共享、功能匹配为原则,实现基层党委、单位、社会组织、物业公司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通过基层党建吸纳单位制社区的精英,借助各类民间社团增强社区凝聚力,改变现阶段单位制社区动员困难的局面;适当引入市场机制,整合利用社区外的有力资源,以居民需求为基础对单位制社区进行改造,解决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从而实现以提升民生质量为导向的单位制社区治理目标。

地域歧视、补偿性溢价与户籍工资差距

利用2002—2018年间四次中国住户收入调查数据,探究城镇劳动力市场上本地户口和外地户口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并从行业内外选择的角度解释户籍工资差距变化。研究发现:2002和2007年本地户口劳动力的工资高于外地户口劳动力,但2013和2018年户籍工资差距发生了逆转。原因有两点:其一,外地户口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大幅提高,使得不同户籍之间的可观察特征差异显著降低。其二,户籍改革降低了行业内外的地域歧视,外地户口劳动力外出就业获得的补偿性溢价凸显。虽然行业间的地域歧视依然存在,但是行业内的补偿效果超过了歧视,使得行业内户籍工资差异逆转。

我国劳动者工作时间特征与政策选择

基于权威的统计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当前我国劳动者工作时间呈现八大特征:虽然工时制度逐步与世界接轨,但加班现象仍然严重;"长工时低收入"与"短工时高收入"并存;过度劳动伴随工时闲置;男性"长工时"与女性"第二轮班"并存;城乡劳动者工作时间差异大;特大城市劳动者上下班时间长;雇主比雇员工作时间长;假期时间远少于世界平均水平。也就是说,我国劳动者还普遍存在过度劳动的问题,加班现象严重,这也许是"中国奇迹"的密码之一,但也带来了诸多问题,不可持续。为治理过度劳动,实现体面工作时间,应考虑进行如下的一些政策选择: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缓解过度劳动的关键;制度设计是缓解过度劳动的基础;适当的差异化设计是缓解过度劳动的手段;基于新技术建立的工时协商机制是缓解过度劳动的途径;政府宏观协助是缓解过度劳动的保障。

高等教育收益率上升新解:劳动力流动制度的视角

从劳动力流动制度的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收益率逐年上升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我国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增强了受高等教育者的工作努力程度,进而使高等教育的生产效应得到释放,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市场逐渐从分割走向统一,增强了劳动力的流动性,使高等教育的配置效应得以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