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暴雨洪灾时空变化与区域划分的初步研究

根据福建省暴雨洪涝灾害数据库资料,重建了1971-2005年福建暴雨洪灾的时空格局,在此基础上,基于自然灾害系统理论,以县域为单元,根据综合性与主导因素相结合的原则,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对福建暴雨洪灾进行了区域划分。结果表明:福建洪涝灾害的年际变化呈波动上升趋势,与暴雨次数的年际变化并不一致;年内非台风暴雨洪涝灾害有71.2%集中在4-6月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有81.3%集中在7-9月份,群发性强;空间上东西分异明显,东部以台风暴雨洪灾为主,区内根据危险性差异划分为4个二级区;西部以非台风暴雨洪灾为主,区内依据危险性差异划分为3个二级区。分阶段研究表明,洪涝灾害的分布范围由沿海向内陆扩展,并与暴雨频次和持续时间呈不同步增长,反映了福建的洪涝灾害是主要致灾因子暴雨和承灾体共同作用的结果,承灾体的脆弱性加大了洪涝灾害灾情,福建暴雨洪涝灾害的时空格局和区域划分可为防灾减灾规划提供科学参考。

虚拟水及其在缓解区域水资源短缺中的应用研究

虚拟水是指生产商品和服务所需要的水资源数量。虚拟水战略是指贫水国家或地区通过贸易的方式从富水国家或地区购买水密集型农产品(粮食)来获得本地区水和粮食的安全。本文在综述前人对虚拟水研究的基础上,计算了2002年甘肃省及不同地区主要农产品虚拟水含量,并对甘肃省加强虚拟水贸易的战略进行了探讨。

北京“7·21”暴雨灾害前后公众的风险认知变化

提高公众的水灾风险认知,有助于减少城市洪涝灾害的损失及风险。利用气象数据分析了2012年汛期北京的降水特点,以"7·21"暴雨灾害为分界点,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公众风险认知在灾前和灾后的变化。结果显示,北京市2012年汛期降水次数和强度均高于常年水平,"7·21"大暴雨及其造成的严重损失,短期内迅速提高了公众的风险认知水平,表现为公众对暴雨风险的关注度以及采取防灾备灾措施的人数比例升高,但这是一种暂时的应激调整现象,灾后,警惕性显著提高的主要为受灾群众,而多数的公众作为"旁观者"尚未建立长久的风险防范意识,加强公众的灾害风险意识是长期而艰巨的工作。

社会减灾能力信任及水灾风险感知的区域对比——基于江西九江和宜春公众的调查

研究公众对社会减灾能力及灾害风险的认识,有助于从公众视角揭示风险潜在因素,不仅是进行风险沟通的必备环节,还可以为开展有效的减灾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减灾意识提供决策依据。通过社会调查(221份样本)和统计分析方法,比较了江西九江、宜春公众对于社会减灾能力的信任及水灾风险感知。结果表明,公众对于社会减灾能力基本持信任态度,信任度高低排序为:灾害监测预报>政府应急>防灾工程>预警传播,其中宜春公众的信任度较高;公众对于水灾的风险感知较弱,尤其是宜春公众认为水灾发生、受灾的可能性很小;公众的信任与对区域减灾能力的了解无关,主要是受到受灾经历(受灾次数、灾情损失、灾后救援)的影响,即区域本底灾害风险的高低导致公众认知的差异,风险较高区域(九江)的公众具有更为明确的降低风险的行为倾向及意愿。

区域减灾能力信任与公众水灾风险认知——基于社会调查及分析

探索公众的自然灾害认知,有助于揭示风险潜在因素,为开展有效的风险沟通和风险管理提供基础依据。依据在重庆、湖南等部分省市的洪灾易发区开展社会调查收回的635份有效问卷,通过统计分析公众对于区域社会减灾能力的信任及其水灾认知,并探讨了信任对认知的影响。结果表明,公众对于社会减灾能力持信任态度,信任高低依次为:监测预警预报>基础设施>防洪工程>政府应急管理,且信任的高低受年龄、灾害经历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而存在差异。减灾能力信任会影响到公众的灾害风险认知,信任的增强会降低公众对洪灾的恐惧心理和对风险大小的判断,同时产生积极和消极并存的防灾行为倾向。因此构建"文化自觉"的科学防灾文化观有利于正确指引公众认识到减灾措施及能力的限度。

区域性沙尘天气预警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综述了目前国内外沙尘天气监测及预警的研究现状,进而阐述了区域性沙尘天气预警系统设计的目标及意义、系统设计方案、系统结构与功能,介绍了环北京地区沙尘天气预警系统与内蒙古地区沙尘天气预警系统两个应用实例,最后讨论了预警系统后期待完善的设计思路及目标。

北京2012、2013年汛期暴雨响应行为的对比研究

基于气象数据和报刊信息,构建了2012、2013年北京汛期逐日降水及响应行为序列。对比分析结果显示:2012年降水呈极端性,响应行为多(包括15类),可划分出灾害管理的4个阶段,响应次数最多、频次最高的分别是灾后恢复和灾中应急阶段,并没有形成灾前预防的模式,响应峰值期与暴雨致灾-内涝成灾期一致,但在时序上呈现"滞后"到"超前"的变化;2013年多小型降水,响应行为少(仅4类),在汛期内出现次数均衡,与降水量基本无关。

中学地理教材活动性课文特点分析

地理教材因表现形式的不同可分为叙述性课文和活动性课文。其中活动性课文通过开展课堂活动，帮助学生理解陈述性课文内容，进而实现学生能力提升。本文以中图版（必修1、3与选修6）和人教版（必修2、3与选修5）六本高中地理教材为研究对象，对教材活动性课文中案例承载的知识类型、表现形式和编排方式等基本特点进行概括分析。

汶川地震对北京公众灾害认知的影响

通过对北京702名公众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其在汶川地震前后灾害认知的变化及对风险沟通的看法,经过赋分计算及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被调查公众对汶川灾害高度关注,电视、网络是公众获取信息最主要的渠道;被调查者所掌握的灾害应急避险知识水平低,而且在地震后这一情况没有得到改善,但是减灾意识及行为倾向有所改善。样本个体的教育水平、性别、灾害经历,对其灾害认知有影响。基于调查结果,提出的风险沟通建议:官方媒体作为公众重要且信赖的信息来源,其报道的内容应起到引导公众思考构建减灾知识及技能体系的重要作用;根据被调查者的意愿,北京应加强受众广、发生较为频繁的几类灾害(沙尘暴、雪灾、涝灾)的宣教。

“乡土地理教学辅助系统”的设计与应用模式

乡土地理教学强调区域性、实践性,但不同区域的教学对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内涵是一致的。"乡土地理教学辅助系统"中设计了电子教案、区域地图、实践案例、实践技能、虚拟实习、数字乡土6大模块。并根据系统自身的设计特点,推荐了3种应用模式:案例实践模式,虚拟探究模式,区域建构模式。通过教学辅助系统的使用,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同课-分类-异构”教学模式在高师“乡土地理”课程中的教改实践

本文提出了"同课-分类-异构"的教学模式,并以"乡土地理"课程为例进行具体阐述。说明基于同一门选修课程,根据学生的成才目标、学习动机及兴趣的差异进行分类教学与指导,分别针对"教学-技能学习类"和"研究-技能实践类",异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及方式、评价体系。这一模式有助于实现因材施教、以学生为本,提升教学效果和效率。

基于公众对区域水灾感知的灾害风险沟通探讨

了解公众对区域水灾的感知情况,为开展有效的风险沟通和风险管理提供基础依据。本文从公众层面入手,在长江流域的上中下游选择重庆、江西、安徽作为调查样区,调查公众对当地水灾的感知状况,共访谈10余个区县的207位居民,每人的访谈时间都在40 min以上。据此分析公众区域水灾感知水平与灾害风险沟通间的关系。调查中发现,在风险沟通的渠道方面:电视是村民接受风险信息的主要渠道,很少有人通过报纸或网络了解水灾水情。在风险沟通的内容方面:在灾害中不同的角色因其职责、信息渠道等的不同,风险沟通的内容有别。水灾认知中,存在着由于期望差异、乐观侥幸心理等导致的认知偏差。在风险沟通的手段方面:对于受灾居民而言,可以通过水灾知识普及、加强心理辅导或心理治疗等方式减少水灾带来的负面影响。另外,需要引导公众认识到防洪科技的有限性,减少麻痹、盲从心理及其行为。

人类活动对植被退化/恢复影响的空间格局——以陕西省为例

基于陕西省1998～2005年SPOTVEG NDVI月数据和月降水序列的相关性分析,构建修正的归一化植被指数(C-NDVI)剔除降水量对NDVI的影响,探讨了人类活动对植被影响的空间格局。主要结论:①陕西省NDVI和降水量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呈现出北高南低中间最低的空间格局,与所处气候带和土地利用状况的差异有关;②1998～2005年人类活动对植被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差异性,北部地区以植被恢复为主,年增长率在2.1%～4.1%,其驱动力主要是退耕还林(草)、防沙治沙工程中对植被的保护和恢复性措施;中部平原区水浇地、城镇用地集中分布,表现出水浇地区人为活动对植被变化基本无影响,而城镇用地扩展区导致植被退化;中北部、南部林地分布区地形坡度大、降水量相对丰富,人类活动对植被的影响表现为植被退化,可能是经济林、用材林的周期性采伐所致。研究可为区域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合理规划和调整生态建设布局提供依据。

中国自然灾害灾后响应能力评价与地域差异

灾后恢复是减灾管理的重要环节。从灾害系统角度界定了恢复性的概念;构建了由地均粮食产量、单位面积上拥有的病床床位数、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地均财政收入、人均财政收入、基本建设投资和综合通行能力等指标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灾后恢复能力指数模型;对全国县域单元进行了灾后恢复能力评价。结果表明:我国灾后恢复能力指数Z值呈现“东高西低”的地域差异;贫困县域Z值普遍偏低,西藏、新疆西部、西南云贵地区、北方农牧交错带应是当前进行恢复能力建设的重点区域;城市Z值普遍较高,其地域差异与城市经济水平相对应。研究结果可为自然灾害救助区划提供依据,为减灾县域管理决策提供支持。

福建台风灾害链分析——以2005年“龙王”台风为例

基于灾害系统理论,结合台风的风情、雨情、水情和潮情等特点,构建了福建台风大风、台风暴雨洪涝和台风风暴潮3个串发、并发性灾害链模式.对2005年“龙王”台风的分析表明:登陆台风受山脉抬升和北方弱冷空气双重影响再次强降水,地势西高东低且地表破碎、海岸曲折且山地性河流发育等是灾害链发生、发展的主要原因,灾情随灾害链过程放大,受承灾体脆弱性累积加重.提出沿海区防御大风和风暴潮、河流下游防御洪涝、山区防御洪水、滑坡和泥石流等区域模式,为减灾提供科学依据.

影响公众震灾风险认知的因素分析——以新疆喀什、乌鲁木齐地区为例

研究震灾风险认知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从公众视角揭示风险潜在因素,为降低灾害风险提供决策依据。本文以新疆的喀什、乌鲁木齐为研究区,通过问卷调查方式,采用假设检验和相关分析等统计方法,研究影响公众的临震心理、风险估计、地震知识水平、防震意愿及行为等震灾风险认知的因素。结果表明:影响因素包括性别、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家庭结构、房屋结构、居住区危险性等;因素之间互相联系与风险认知因子形成正、负反馈链,其中收入水平影响了风险感知是否能转化为防减灾的积极行为。并在灾害风险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减轻地震灾害风险的对策建议。

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南方喀斯特地区NPP时空变化

基于中国南方8省区喀斯特地区卫星遥感和地面气象观测资料,分析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南方喀斯特地区2000—2011年间的NPP时空变化规律,及不同土地利用类型NPP变化。结果表明:在气候变化背景下,2000—2005年间,研究区NPP值总体呈上升趋势,在2005年发生转折,2006—2011年间,NPP值总体呈下降趋势;喀斯特地区NPP的变化幅度明显大于非喀斯特区;农田、低密度灌木林、混合用地等土地利用类型对石漠化反应敏感。

我国冬小麦霜冻灾害致灾因子危险度评价——基于作物生育阶段气象指标

霜冻是一种威胁农业生产的气象灾害,对其致灾因子危险度的研究,可为大尺度的作物霜冻灾害区划及农业保险提供依据。根据作物生长发育的阶段性原理,以全国751个气象台站56年的逐日最低气温资料以及作物生育期资料为基础,统计得到冬小麦各个生育阶段不同灾害等级(轻霜冻、中霜冻、重霜冻)的年霜冻日数,并计算出冬小麦全生育期内不同等级霜冻的发生概率,基于以上两项指标对冬小麦霜冻致灾因子危险度做出评价。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重霜冻年霜日最大值为129d,而轻霜冻和中霜冻霜日最大值分别为23 d和19 d,冬小麦受重霜冻危害时间较长;冬小麦霜冻的频发区、多发区、少发区从北向南依次分布,随着霜冻等级增加,频发区的面积差异不大,但多发区的面积减小、少发区面积增大;冬小麦霜冻灾害危险度等级最低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低纬度的几个省份,如海南、广东、广西、云南等,危险度等级最高的地区集中在青藏高原地区。

农业旱灾承灾体恢复力的影响因素——基于野外土地利用测量与入户调查

恢复力作为刻画人类自身响应和发挥主体能力、积极抵御和适应外界变化的指标,在灾害学领域的引入进一步丰富和明晰了灾害承灾体的性质,与脆弱性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当前对灾害恢复力的研究不足,如何界定灾害恢复力的特征、诊断和定量评价恢复力尚存在较大的探讨空间。在湖南鼎城高排河流域野外土地利用现状测量与入户调查所得数据和气象数据的基础上,应用数学统计方法重点分析了土地利用、农户经济、文化素质状况等因素与农业旱灾承灾体恢复力的关系。结果表明,地貌类型与海拔高度从较大尺度上决定了农业旱灾承灾体恢复力的大小,水源地位置及其蓄水能力、水田与旱地的比例关系、劳动力文化水平、农户实际年收入和非农收入比例是影响农业旱灾承灾体恢复力的主要因素。

近30年来深圳河网变化及其生态效应分析

在地形图、河道普查数据、遥感影像等多源数据支持下,分析了深圳近30年河网的时空变化规律及其与城市化水平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植被盖度、生产有机物质的价值、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资产等指标的变化规律探讨了深圳观澜河流域河网变化的生态效应。结果表明:(1)近30年深圳市河网结构趋于简单化、主干化,河流支流发展受到较大限制;河网总长度减少355.4km,总条数减少378条,河网密度从0.84km/km2降低到0.65km/km2;以区/街道办驻地为圆心,半径为1-2km的圆环区成为河网萎缩、河网消失的主要区域;依据流域城市化水平和河流主干是否直接入海等2个指标可将深圳市9大流域/水系分为4种不同的河网变化类型;(2)当城市化水平低于30%时,城镇用地扩展与河网萎缩,尤其是河网支流的萎缩存在显著相关;当城市化水平大于30%时,城镇用地扩展对河网的影响较小;(3)2000-2005年观澜河流域生态系统功能显著降低,以生产有机物质价值降低幅度最大(41%),植被盖度次之(24%),单位面积生态资产从2.79元/m2降低到2.34元/m2,总生态资产减少3136万元;(4)河网变化和城市化成为影响生态系统功能的主要因素,其中河网变化因素和城市化因素对植被盖度降低的贡献率分别为23.1%和35.8%,对生产有机物质价值减少的贡献率分别为25.1%和32.7%,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减少的贡献率分别为7.7%和56.2%,对生态资产减少的贡献率分别为10.6%和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