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课程标准》精神的改革尝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实验教材《历史》七年级上下册编写体会与思考

新教材对历史分期、历史发展动力、民族关系等重大问题的理论把握以及在框架结构设计方面的改革尝试 ,体现了历史学科与历史教育方面的观念更新和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的努力。

简论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育的嬗变——以北京政府、南京政府先后颁布的《历史课程标准》为核心

民国北京政府、南京政府曾先后数次颁布<历史课程标准>,通过对它的变迁的分析与论述,可透视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育的嬗变情况.

浅议普通高中历史课程体系的新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研制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高中历史课标>,已于2003年4月正式颁布,这是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新成果.<高中历史课标>在初中历史课程的基础上,根据普通高中教育的性质、任务以及课程目标和基本要求,遵循时代性、基础性和选择性的原则,构建了适合高中学生学习的历史课程体系. <高中历史课标>构建的历史课程体系,较现行的教学大纲,在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等方面均有了显著的变化.

从《刘向歆父子年谱》看钱穆的史学理念

《刘向歆父子年谱》是钱穆先生的成名作,它以坚实的证据解决了经学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康有为所力主的刘歆伪造诸经之说不成立。这一学术成就的取得,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超越了今古文窠臼,而是一本“经学上之问题,同时即为史学上之问题”的原则,彻底破除了经学上的门户之见,并冲破了“六经皆史”说之樊篱,达到了将经学问题转化为史学问题的目的。围绕《刘向歆父子年谱》及其相关问题,钱穆与顾颉刚展开了有意义的讨论,这一讨论虽仍牵涉到今古文经学的一些老问题,但与清末康有为、章太炎之争已大为不同,非为带有浓厚政治意味的经学争论,而是史学层面上的正常学术讨论,“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对于中国历史学而言,无论是钱穆的信而有疑,还是顾颉刚的疑而有信,最终可以说是殊途同归,皆有益于近代新史学的成长壮大。

秦汉时期河套地区的历史文化地位

秦汉时期,河套地区是汉匈军事争夺的焦点,为中原王朝控制后,则成为经济开发的新区。这里曾经是汉军北征的基地,也是民族交往的走廊。讨论当时河套地区的历史文化地位,对于认识秦汉时期的军事史、民族史、经济史、文化史,都是有益的。

网络时代美国历史研究与普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本文论述在网络时代,美国历史研究和美国历史知识的普及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指出美国问题研究,已经开始由专业化走向专业化和大众化并举的时代。论述在网络时代的美国的网络化的优势明显,但我国在网络领域中美国问题传播、交流、教学和研究,资源共享,还相当的薄弱,和美国学术界相距甚远,提出抓住难得机遇,应对严峻挑战的若干建议。概述了学术性、公益性、非盈利性的个人网站不平凡的酸甜苦辣历程和亲身体验。

汉魏之际人身依附关系向隶属关系的转化

虽然人身依附关系古已有之,但是到汉魏之际它却有了质的变化。王莽改"奴婢曰私属",是奴主关系向半自由的隶属关系的开始;曹魏末年给公卿以下及贵势之家以租牛客户,则是依附关系向隶属关系转化的完成。前者是奴隶身份的提高,后者是编户民身份的下降。

大汉·皇汉·强汉:汉代人的国家意识及其历史影响

由于“大一统”国家形态与中央集权政治格局的形成和巩固,以及在与周边国家、部族的直接接触(包括战争及和平交往)中显现的优势,汉代人的国家意识逐渐形成。当时人称自己所归属的文化共同体为“大汉”、“皇汉”,在对外关系中又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观念。自汉武帝以后,强国愿望付诸实践,并且深入到范围甚广的社会层面。汉代人的国家意识,对中国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历史课程标准》与《历史教学大纲》之比较——《历史课程标准》研究之二

本文对比《历史课程标准》与《历史教学大纲》的异同 ,确认课程标准的创新精神 ,进而说明与时俱进是历史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论“中国历史文选”教学中的周期性问题

本文首先阐述了如何在历史文选课教学中周期性地安排教学内容,并兼及多项心理学原理;然后从哲学层面上对周期性问题进行深层思考;最后又对教学对象——人的周期性特点进行分析。

“历史教员”毛泽东

毛泽东有着深厚的历史学素养 ,早年就有担任历史教员的人生实践 ,成为革命领袖以后更是注意用历史知识教育党员和干部。观察作为“历史教员”的毛泽东 ,是我们理解他的文化性格的一个特殊视角。

晚清教育改革与历史教育的近代化

历史是民族的记忆,历史教育是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最好办法。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儒学处于统治地位,历史学和历史教育一直依附于经学而存在。在晚清教育改革以前,普及性的历史教育一直没有引起统治阶级的重视。20世纪初,适应社会剧变的要求,历史教育随着西方教育制度的不断传入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而逐渐走向近代化。

于京新见秦封泥中的地理内容

北京文雅堂主人,近10年来收藏了一批西安未央区“相家巷南地”出土的秦式封泥资料,其中包括中央职官、地方地理、私人用印等内容。现披露新见地理内容,计:首都及故都5种,郡级16种,县级54种,乡级及其他2种。其间有相当部分,可以弥补文献之阙、误。这为秦文化以及秦汉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宝贵资料。

辛亥革命时期文化四题

辛亥革命时期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在这一时期 ,争取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时代主题益发鲜明 ;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深化 ;士人以儒学为主体的旧的知识结构继续得到改变 ;治学观念、方法的更新 ,以及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学科体系的变化等 ,则反映出传统学术向近代的转型。这一时期文化的发展除了得益于革命者的努力之外 ,改良派和清政府也都起了各自不同的作用 ,这需要通过具体的研究作出恰如其分的估价。在近代文化发展过程中 ,辛亥革命时期处于承上启下的阶段。戊戌维新时期提出的一些问题 ,这时得以展开 ;这一时期文化的进步 ,又为日后文化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且 ,“五四”前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主要问题 ,几乎在这时都已经提出 ,包括一些偏向的产生 ,也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

1928—1937年华北的旱涝灾情及成因探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地区普遭自然灾害,尤以旱涝为甚。导致华北旱涝灾情的原因,固然与华北特殊的气候与地质有关,但人为的生态破坏和水利设施的严重不足,是其根源所在。

辛亥革命与近代科学传播

辛亥革命时期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新的形势。科学传播的途径进一步扩大 ,传播的内容更为丰富 ,传播的主动权已经从过去的外国传教士转入中国知识分子手中。这些变化直接导致国人科学理念的更新与进步 ,发出了“科学救国”的时代强音。辛亥革命时期的科学传播不仅为仁人志士批判封建迷信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在国人中进行了一次重要的科学思想启蒙 ,而且为革命派开展的反清斗争造了舆论 ,为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与民主”

汉代“海溢”灾害

汉代有关“海溢”的历史记录大致有7次。其中明确由海底地震等引发的严格意义上的“海啸”计4次。针对以为中国古代“海啸”多是风暴潮,而由海底地震或火山爆发等所激起的“海啸”在中国很少见的观点,指出这一事实是重要的。以东汉质帝本初元年(146)五月“海水溢”发生之后的救灾工作而言,朝廷的应急措施体现出相当高的行政效率。讨论汉代“海溢”灾害,可以补足以往灾害史研究的缺憾,也有益于更全面地理解两汉时期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关系。

略论晚清汉学的兴衰与变化

晚清时期,兴盛于乾嘉年间的清代儒学主流学派——汉学——尽管走上衰落的道路,但这种衰落并非直线性地下降,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曲折变化的过程。自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汉学依然是中国学坛人多势众、著述丰富、分布广泛的强势学派,居于学界“老大”的地位。晚清汉学家们秉承乾嘉宿儒治学传统,在经学、小学、音韵学等领域开展深入研究,取得显著成就,甚至在某些方面直驾乾嘉而上。晚清汉学困处于与乾嘉汉学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形成“实”、“通”、“变”的历史特征,并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实现着自身的新旧更替。晚清汉学既沿袭了传统儒学的许多消极因素,也包含着其中的积极成分,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产生了复杂而多重的影响。

两汉时期之相人术与汉代社会

汉代相人术对先秦既有继承,又育发展,其中两项最重要的发展则是相面术中流年部位与带普遍性的相手纹方法的出现。汉以前尚无相工。汉代相人者上至皇帝、下至囚徒,遍布各阶层,而被相者多为位尊者,这种现象的产生有一定的社会原因。汉代相人术比较流行,对汉代社会发生了种种影响,对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结构也产生了比一般民俗更为深远的影响。

中国近代农业增长的一个例证:以清末民初冀中定县为中心

清末民初,由于农田灌溉面积的扩大、高产作物的广泛种植和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定县粮食亩产量和总产量均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土地收益率较高和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矛盾非常尖锐,粮食产量与人口数量也非同步增长,30年代与20年代前后相比,粮食产量的增加快于人口总数的增长,与清末相比,粮食产量的提高慢于人口熟数量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