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与中国乡村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作为有着强烈社会服务意识的百年名校，它与乡村教育有将近一个世纪的渊源。尽管随着时代的变化，对于乡村教育有不同的主张和实践，其重心和表现形式也有相应的变化，但其对乡村教育的重视始终没有因时局和环境的变化而中断和减退。在新的时期，抓住机遇，北京师范大学将紧密联系乡村教育，为乡村教育服务的光荣传统将进一步发扬光大。

浅论历史事实

历史事实不是以往人类活动的总和,也不能被理解为史料本身,而是历史学家根据研究目标和学科观念从历史素材中择取的结果。正确理解历史事实不仅使史学研究具有可操作性,同时也有助于历史学家提高研究效率、实现研究目标。为了切实有效地寻找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科学的历史学应该汲取社会学、文化学的成功经验,将社会性、一般性作为理解历史事实的重要标准。

晚清民国知识分子的阳历认知——兼论历法从“天学”到“科学”的近代转变

历法既是规定民众社会生活的基本时间建制,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文化符号。步入近代之后,在与西方接触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旧历的合理性不断遭到质疑,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更使得诸多有关国计民生的领域萌生了改用阳历的实际需求。从晚清至民国,知识分子对阳历的认知日趋客观和全面,附着于历法之上的政治正统观念不断剥落,科学和实用精神占据了思想的主导。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广泛参与的历法科普工作,有效地革除了人们观念中残存的不合时宜的迷信观念,强化了人们的科学观念。

试论延安时期陈云关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思想

1937至1944年,陈云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长长达7年之久。为取得人民群众对党的广泛拥护和支持,赢得战争的胜利,陈云提出许多关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思想,认为扩大党的群众基础,首先要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要注重发展非工农先进分子入党,关键是保持党的先进性。这些思想观点,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于新形势下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英、法舰队与清末变局——以对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干预为例

在中国近代史上,英、法凭借坚船利炮最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对清末政治演进和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强大的驻华舰队的存在,是两国推行对华政策、攫取在华利益不可或缺的倚靠。这一特点在英、法干预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通过分析解读侵略者留下的英、法文原始史料并同中文文献相参核,全面认识英、法海军力量扮演的关键性角色,可以更加细致、深入地分析英、法舰队干预清末变局时的不同手段和相互关系,揭示其之于两国远东战略的重要媒介作用。

近代中国的两种自由概念

以赛亚·伯林在1958年提出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概念已被广泛接受,但孟扬和汪彭年在1913年提出的相近概念却很少被人注意,有重新审视的必要。近代以来,中国本土的自然法逐渐被政府掌握的成文法取代,后者在理念层面要保障国民自由,实际上存在限制民间自由的可能。政府借助新式的自由话语逐渐侵入原属民间自为的领域,使得政体转向自由的同时也促生了不自由的面相。回溯两种自由的概念正有助于理解这一历史悖论。

接纳与排斥--试析西欧中世纪教会和修会对妇女修道的矛盾态度及其思想根源

在西欧中世纪早期,基督教会积极支持妇女修道,因而出现了妇女修道的"黄金时代"。10—11世纪,改革后的教会极力排斥妇女,妇女修道随之急剧衰落。克吕尼、西多等修会最初敌视妇女,拒绝与妇女相联系,但是后来逐渐改变态度并向妇女敞开了修行的大门。从11世纪晚期到13世纪,普雷蒙特、吉尔伯特等采取双重体制的新修会在初创时期满足了广大妇女的宗教需求,但在其扩张结束后又逐渐限制妇女入会。西欧中世纪的教会和各修会都对妇女修道表现出既接纳又排斥的矛盾态度,这种态度的思想根源是西欧中世纪社会盛行的矛盾的"妇女观"——既厌恶妇女,又推崇贞女。

清前期边疆形势与北边长城建设

清朝逐步实现了长城内外的一统,清朝不修长城似乎已是定论,但由于清前期边外部落纳入清朝统治的时间不一,且一些部落在不同时段和不同程度上曾威胁过清朝的长城沿边地区,故清廷在宣扬内外一统、不修长城的同时,又不得不在某些时段维修或创修部分区域的长城。总体而言,清朝长城的军事功能是逐步弱化的,非军事功能却与日俱增,应当重视清前期长城残存的军事功能。长城军事功能的变化,既体现了清朝疆域治理的特点,也体现了清朝统一进程的复杂性。

海登·怀特“实践的过去”:概念、内涵及观照

“实践的过去”是海登·怀特借用自英国观念论哲学家奥克肖特以思考历史学之用的一个概念。不同于“历史的过去”意在获得精确的历史信息,人们运用实践理性来构想“实践的过去”,以便为当下行动寻求历史依据。怀特指出,在实际的史学中,“历史的过去”与“实践的过去”并非泾渭分明,任何历史书写都或隐或显地包含着实践吁求,或意图证明当下,或尝试选择未来。通过“实践的过去”,怀特呼吁职业史家接纳诗性眼光和哲学性的自我反思,承担起作为史学家的职责,书写一种能够为当下行动提供启迪的历史,化沉重的历史负担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实践的过去”突显了怀特的人本主义历史观。

被遗忘的陪都——明代兴都湖广承天府的名与实

承天府原为湖广布政司安陆州,是明朝嘉靖皇帝的出生地。嘉靖十年,安陆州升格为承天府,后被定为"兴都",成为明朝的陪都,明朝形成"两京"(北京、南京)、"两都"(中都、兴都)的格局。嘉靖帝对兴都承天府的升格,使得兴都具有了一定的陪都属性。兴都承天府的升格,同彼时明朝时局如"大礼议"事件等密切相关,是嘉靖帝皇权强化的体现。嘉靖帝通过抬高"龙兴之地"的政治地位,向全国臣民彰显了帝王的尊荣及其入继大统的"正当性"。

论苏泂金陵组诗创作之地域因缘

《金陵杂兴二百首》为现存规模最大的唐宋金陵组诗,其创作恰值苏泂供职建康幕府时期。与南宋建康地缘特性相关,苏泂将其切身体验尽数投注于诗歌创作,并在其间构建出生动、丰满的"旧都形象"。苏泂以组诗形式书写建康的同时,亦显现其主观"都城"观念。二百首金陵组诗通过咏史传承、文化语符、以史存诗等方式,延续且更新了古都金陵的"怀古咏史"传统。该组诗自作成后便广为流传,多有继作诗者,这与宋末享乐世风笼罩下的士人怀古咏史追求相契合,亦是南宋后期社会风气与士人心态的间接反映。

比喻、伦理和真实:海登·怀特论多元历史叙事问题

以比喻语言和叙事形式为分析工具,海登·怀特走向对历史多元论的支持。他认为,受个人伦理、审美偏好的影响,不同史家会对同一些历史事件作出不同的构想和阐释,赋予它们以不同的秩序和意义,其中没有哪种叙事能够声称在认识论上持有优先性。这一观点在大屠杀史再现问题上引发激烈争论,它促使怀特重视对历史伦理维度的思考。他区分出历史陈述的真值和历史意义的恰当性标准,并强调历史写作始终是一种需在道德上负责的行为。本真地呈现历史,意味着史家需借助比喻语言,显露过去实在对当下的启发性意义,探明历史就人类存在状况蕴含的可能省思。

民国时期乡村教师的生存状况

从民国时期乡村教师的生活体验和其他相关研究来看,乡村教师的生存现状是工作条件艰苦,工作繁难,待遇低下;同时还遭受到乡村民众的抵触和乡村士绅的排挤,事实上沦为乡村社会的边缘人;乡村教师普遍心情苦闷,状态低迷,对自身职业的认同感不高,对自身的社会角色定位比较游移。这种生存状况反映出,在国家教育体制、专家精英和乡村社会等外在规约中成长起来的乡村教师,其在乡村教育中的主体价值和主体意识是薄弱的,并没有发挥社会所期待的"中心"或"导师"的作用。

清末新疆乡土志及其史料价值

清末新政教育改革中所编纂乡土志，是以“乃者叠颁明诏，锐意兴学，设学部绾其枢纽，饬直省府州县各撰乡土志，曰历史，曰地理，曰格致，均就乡土采辑，以为小学课本。将以四百兆人民，悉纳于文明之化，以激发其爱国之忱”为主要目的。就其记载的内容来看，涉及政治、经济、教育、社会、人口、军事、交通、边界和自然等各方面。新疆乡土志目前留存有44种，对于新疆地方史研究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民国岁时节令中的政治与民俗——以陈果夫所著《中华民国生活历》为中心

1927年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彻底结束阴阳历并行的二元格局,强制推行国历。国历运动手段过激,对旧历作为民俗的价值和惯性作用均估计不足。与官方政策适相对照的是,在1945年国民党政要陈果夫编制出版的《中华民国生活历》一书中,我们却发现了他对国历运动的失衡进行了有意识地纠偏补弊。而且,透过这本日历,陈氏重建基层宗法社会及其礼制的政治理念也得以具体揭显。

《陔余丛考》史考部分与《廿二史札记》之关系例考

赵翼素以诗文见长,并由文入史,成为"乾嘉考史三大家"之一。《陔余丛考》是他由诗文创作转向学术研究的奠基之作,从该书史考部分到《廿二史札记》反映出他在史学领域由稚嫩到成熟的成长轨迹。两书关系十分复杂,有承袭关系、互补关系、修正关系、彼此独立关系等,其中承袭关系和互补关系表现得比较显著。两书在结构安排、问题提炼、条目设置、论据选取、论证取径、结论形成、文字表述等方面的相似性或相关性,表明二者具有一脉相承性。两书又有彼此呼应、相得益彰而又不尽相同的内容,体现出互补关系。总体而言,两书各具特色,各有优劣,研读时应彼此参照,不宜偏执一端。

功利与德性:严复富强观的现代品格及其内在困扰

晚清以降,对富强的召唤渐成时代强音。但是直到戊戌维新时期,经由严复的阐发和弘扬,寻求"富强"才被阐释成一种完全正面的价值,"富强"也才拓展为一个涵括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的现代性目标。在大力标举功利性价值的同时,严氏又以自己的方式,延续着对"道义"的深切关怀。值得强调的是,严复之所以能构造奠基于近代经济学基础上的新义利观,与他接受西学而不再以儒学为根本执守这一文化立场是密不可分的。

治史传承本来 为学面向未来——“2017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7年12月16-17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2017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5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此次会议,提交学术论文99篇。在会议上,专家学者们围绕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重要问题、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中西史学比较与融通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新论迭出,研讨热烈。

明清判牍的适用场合

明清时期的判词相当于现代的判决文书。在明清司法档案未被整理、出版之前，研究者可以系统利用的史料唯有明清官员文集中收录（或者单独出版）的判牍，包括官员对本人撰写判词的整理本，以及时人或后人对官员撰写判词的选编本。对此，学界做了大量的史料收集和整理工作。可在对判牍的研究中，有个问题常被忽视，即判牍到底适用于哪种场合，它是否就是用来执行的最终判决？对此，笔者拟从文字表述、比对新近出版的司法档案等途径加以探讨。

以尊孔巩固共和——民初国会孔子入宪讨论中的民意考量

民初制宪期间,国会内外围绕孔子入宪的议题进行了大量讨论,但议员们的思虑在既存研究中并未得到充分展现。在部分议员看来,制宪须服从民意,孔子既被多数人民尊奉,即应将其纳入宪法。此举不仅符合民主原则,也是稳定代议政体的必要步骤,即如果孔道能在宪法中占据一席之地,则共和代议这一外来政治架构或可与民间秩序顺利接榫。与民初教育界反孔以保卫民国的思路相反,立法者们试图将孔道纳入宪法,在宪政框架内弥合中西与新旧,联结政府与社会,以此巩固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