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天子观”及其与“大一统”理念的关系

在王朝国家的时代,“天子”是国家的最高领袖(先是称为王,后来又称为皇帝),是国家的象征和代表。其权威就是国家的权威,其形象亦是国家的形象。王朝国家稳固和发展必须维护天子的形象与权威。所以“天子”观作为古代社会观念中的核心内容,历来为社会所重视。孔子的“天子观”是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认为天下礼乐征伐的权力应当一统于天子,而不能让诸侯、卿大夫各行其政。孔子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强调权力的一统。汉代出现的“天子僭天”的提法,虽然与孔子一贯反对僭越的说法有相似之处,但实与孔子思想无涉。所谓孔子作《春秋》意在“贬天子”的说法,既不符合《春秋》及三传的主旨,也不符合孔子思想。这些都是应当予以辨析的学术公案。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丝绸之路文化带国际旅游线路的构建

中哈两国作为友好邻邦，双方友好合作关系由来已久。合作申遗成功以后，建设21世纪丝绸之路文化带也将提上日程，丝绸之路国际旅游线路的构建将成为中哈战略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丝绸之路的畅达，在古代促成了中国与丝绸之路上各国文化艺术的发展机遇和友好合作关系。汉代张骞通西域以后，丝绸之路的国际交往绵延不绝。哈萨克斯坦南部的一些古老城市沿着丝绸之路呈链状分布，使哈萨克斯坦作为东西方交汇之处的地位凸显出来。15世纪初，明代中国陆上有傅安六使、陈诚五使西域，海上有郑和七下西洋，贯通了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16世纪中叶，哈萨克斯坦的牙思城———哈萨克可汗所在之地，即今天的突厥斯坦，也出现在明代传世文献之中。今天，丝绸之路国际文化旅游线路的构建，将使传统文化艺术通过国家合作模式发扬光大。

一部全面介绍殷墟文化的学术巨著——评《殷墟文化大典》

一、《殷墟文化大典》顺应时代而生殷墟,原称“北蒙”,是中国商朝后期的都成遗址,位于今河南省安阳市。公元前14世纪,商朝君主盘庚在他即位的第十四年,将国都从“奄”迁于“北蒙”,并改“北蒙”为“殷”。盘庚十五年,开始大规模营建。自此,商代后期国都都建于此,不再迁徙,直到周武王伐纣,殷纣王登鹿台自焚,殷朝灭亡,历经8代12王,共273年。在此期间,这里一直是商朝后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创过了辉煌的青铜文明,演绎过不少威武雄壮的史剧,在当时的东方,乃至世界历史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商朝灭亡后,这里遂沦为废墟,史称“殷墟”,距今已有3300余年的历史。

内河航运衰落与区域贫困:基于滦河流域的考察

滦河流域属近代以来的衰落区域:由清前中期"风俗多同京师"的夏都所在,至21世纪初中上游已大部列入"环京津贫困带"。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多集中于京津对生态腹地的"虹吸效应",而对其自身引发衰落的原因则关注较少。通过对滦河流域个案研究,可以看到内河航运与区域兴衰之间存在着较大关联:水运的交通作用能被其他方式替代,但河流廊道在流域社会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凝聚功能难以被替代,失去贯通上下游的"轴"后,流域"生态—经济—文化"系统整体性发展会受到极大制约。

章学诚:开阔的学术视野

章学诚治学,突破经、史、子、集的畛域,互相紧密联系,上下贯通,突出"史义"即思想、观点的指导作用,考察整个学术领域以至其时的学术风尚,强调与只专注于狭窄范围研究者所不同的"通识"。这种学术取向,在乾嘉时期学者中不仅独树一帜,而且展现出开阔的学术视野。所著《文史通义》,在探索"道"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摆脱旧的经注家的窠臼、审视学术史的演变和评价当代学术名家的治学得失、总结两千年史学演变、为史学发展开出新路等重要领域,都取得了卓著的建树,达到了他的时代所能及的高度。

长沙《大公报》视域下的湖南联省自治思潮

湖南联省自治的进行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毛泽东、龙兼公、彭璜等领导的以民众为主体的湖南自治运动,另一条是谭延闿、赵恒惕等主导的以军阀、政客为主体的联省自治运动。联省自治思潮最终随着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垮台和湖南省省长赵恒惕的去职,以及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节节胜利而退出历史舞台。在联省自治思潮兴起、发展时期,《大公报》一直致力于联省自治的报道,并始终站在民主的层面上解读联省自治,以鼓吹宪政的形式希望达到湖南的完全民主政治。青年毛泽东也曾以《大公报》为阵地,积极宣传联省自治主张,他对联省自治的解读,着眼点放在地方自治这一环节。

李鸿章与中国首次创办银行的尝试

光绪十一年八月,直隶总督李鸿章陛见,向慈禧太后面请开设官银行,奉旨交议,虽然有醇亲王奕譞的鼎力支持,但由于户部强烈反对,加上御史风闻弹奏,此事不得不做罢论。光绪十三年,李鸿章在天津与美商代表米建威商议设立华美银行,消息传到北京后,遭到了言官、清流们的连番弹劾,虽然未经核实,慈禧太后就下旨寄谕李鸿章立即罢议。

张家山汉简中所见武安史料

湖北江陵张家山 2 4 7号墓汉简中 ,所属《秩律》的简J443～ 466详细记载了汉初诸县长官的品秩。其中记载武安长官品秩六百石 ,应为县令。据此可以推断出当时的武安县就有人口一万多户 ,经济上是比较发达的。循此而上 ,亦可知战国时期的武安地位之重要。

王光祈爱国思想

王光祈是“五四”时期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社会活动家。他的一生就是为实现“改造中国”的理想而不断奋斗的一生。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他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即:当记者进行舆论宣传;开展“少年中国学会”和“工读互助运动”,进行社会实践;从事音乐研究,实践他“音乐救国”的理想。他所进行的这些活动都是同他的爱国思想分不开的。

殷墟宫殿宗庙基址研究的新突破——读杜金鹏《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研究》

自1928年开始的河南安阳殷墟的科学发掘工作,至今八十多年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①。殷墟科学发掘工作不仅为我们再现了以小屯村北、洹河以南的54座宫殿宗庙基址和洹河北岸侯家庄的14座殷王室陵墓为核心殷晚商都城标志性遗迹,而且在以洹水和大濠沟为保护性措施的宫殿宗庙区以外,又发现不少贵族、平民居住遗址和墓葬,特别是殷人聚族而居的族墓地,在后岗和殷墟西区等地不断发现。而手工业作坊遗址,诸如铸铜、制骨、制玉、制陶等作坊,也多有发现。而在殷墟王陵区又有成片的祭祀场,在乙七基址前和丙组基址上及附近、54号基址附近也有祭祀祖先和社坛的遗迹。如此等等,八十多年来的殷墟发掘,已初步查明殷墟遗址的范围是"东西6公里,南北5公里,总面积近30平方公里"②。昔日的殷墟,乃商代晚期都城,是商王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殷墟文化,代表了殷商文化的最高水平。八十多年来殷墟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94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和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六章商代晚期的商文化和第七章商代的经济、技术、文字和艺术,及2006年刘一曼《殷墟考古38年》(《中国文化遗产》总第13期)等专著和总结性文章作了全面总结。由于学者们"对都邑考古的主要任务重视不够",特别是"对宫殿考古在都邑考古中的作用认识不足",因而在殷墟都城文化的研究中,存在"重文物遗迹,重墓葬轻建筑,反映了人们在学术理念上的偏差",因而出现了长期以来,对殷墟都邑的核心———宫殿宗庙遗址"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③的局面。而2010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杜金鹏著《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研究》,就是八十多年来第一部系统研究殷墟宫殿建筑基址的开创性著作,从而把考古学者、历史学者引出殷墟的迷宫,科学地再现了昔日殷都宫室宗庙的巍峨与辉煌。这部著作不仅把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的研究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阶段,而且抢救和复原了一批重要考古资料。因此,《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研究》,是殷墟宫殿建筑研究的突破性成果,是值得史学界、考古学界认真学习和加以称道的。一、一座长期困扰学术界的"迷宫"商朝晚期的都城,"宫中九市,车行酒,马行炙",是相当繁华的。商朝最高统治者,为"游于九层之台,居于广室之中",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在都城大兴土木",造倾宫,作琼室瑶台"",其大宫百,其小宫七十三处"④。商王都建有鳞次栉比的宫殿建筑是为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所熟知的。1928年至1937年前中央研究院十五次科学发掘殷墟所得53处宫殿建筑基址和1989年至1991年发掘的一处凹形建筑基址(或统编为54座基址。

殷墟宫殿宗庙基址考古发掘的新收获——读《安阳殷墟小屯建筑遗存》

2010年7月出版的《安阳殷墟小屯建筑遗存》①,公布了1981年在小屯村东钻探发现埋藏地下的整体布局呈＂凹＂字形3座大型排房式建筑基址的全部材料,是自1988年11月至1996年春陆续进行发掘以来,终于把丁组建筑群的大小不一的5座建筑基址发掘完毕的重大考古新收获。这组建筑基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殷墟的首次发现,并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重视,为殷墟上世纪30年代发掘的53座宗庙基址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组科学性强的考古学标本。

《形势与政策》评介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精神和教育部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更加深入地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报告，同时也是为了满足高等院校开设形势与政策课程对基本教材的急需，由孟庆义、刘会清、赵文静、卢凤菊等著的《形势与政策》一书，于2010年7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从政治学的角度人手，同时运用历史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交叉的研究方法，对当前国内、国际形势与政策问题作了全方位的透视。通读全书，以下感受颇为深刻。

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百年论争述评

学术界关于司马迁的生年有六种说法,王国维和郭沫若两说影响最大且有文献依据。王氏推定司马迁生年为公元前145年,郭氏支持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说,两说有十年之差。按公元前135年说推之,司马迁年10岁前蒙童耕牧,18岁前问学于孔安国、董仲舒,25岁奉使为钦差大臣,这几个坐标点都是不合情理,不能成立。按公元前145年说推之,少年司马迁18岁前耕牧,二十二三岁南游归来后问学于孔安国、董仲舒,元狩五年28岁仕为郎中,经过六七年的历练,在35岁时奉使,不仅合情入理,均有考证文献支持。由此可见,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可为定论。

评“司马迁生年前135年说”后继论者的“新证”

《史记索隐》《史记正义》关于司马迁年龄的判断,皆为待证之假说,不能作为推导司马迁生年的基准点。司马迁生年前135年说后继论者的"新证",其实是误读史文,循环论证,在字缝中作考证,本质皆属伪证伪考。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可作阶段性定论。

中国最伟大的人文考察旅行家

司马迁从二十壮游、扈从之游到奉使西征,历时39年。他总结人类历史发展,进行了人文考察,是中国最伟大的人文考察旅行家。司马迁通过游历访问,实地调查,取资金石、文物、图像及建筑,采集歌谣诗赋、俚语俗谚,搜求诸侯史记等,从而搜求史料,补充存世文献的不足,大大丰富了司马迁的知识,提高了史识。他开拓历史领域,创作特别史传,毕生从事文史考察,在全国范围历经数十年,为创作《史记》在山川地理、人文传说及文史资料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解读袁传璋“虚妄论”提出的一些问题

司马迁生年前145年说论者张大可、陈曦撰文对"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百年论争"这一话题进行梳理,并且已经发表了系列论文。前135年说论者袁传璋撰文两篇驳难,重炒旧说,了无新意。本文以不可辩驳的文献、史实,就双方论辩文本,进行一条条、一桩桩的比较辩驳,厘清袁传璋的伪证伪考。

論甲骨、金文中“隹王■祀”是“隹王廿祀”——從商後期“■孳方鼎”銘文考釋説起

一、'■孳方鼎'銘文考釋與意見分歧1982年,山西省曲沃天馬—曲村古遺址發掘中,M6081西周墓出土了一件'■孳方鼎'(1)。該方鼎屬商代晚期銅器。高25.3釐米,口緣下飾夔紋、腹飾饕餮紋、足飾垂葉紋。其造型與商代晚期'小臣缶方鼎'相似,但扉稜稍有差别(圖一:1)。'小臣缶'其人見於'黄組卜辭',故'■孳方鼎'也應大致屬於這一時期。

民国前期康区教育述论

民国前期康区政局不稳,康区主政者变更频繁,他们在任期间忙于政治军事活动,对康区教育疏于治理,少有成绩。另外,民国前期康区教育经费长期陷入紧张,康区百姓读书观念淡薄,这样清末赵尔丰时期创办的大部分学校都陆续停办,只有少数学校得以维持下去。因此,民国前期康区的教育发展严重滞后,相对于清末来说,甚至是衰退的。

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200周年与伯希和的贡献

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创建于1814年,这是汉学首次正式进入西方大学的圣殿。在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的200年历史上,共有9位教授执掌教席,四易其名,从来未曾间断过。该讲座不仅影响了欧洲以及整个域外的汉学研究,而且还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在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中,有一个特殊的系列,即专门为自西域探险归来的伯希和设置的"西域语言、历史和考古"讲座,其教材就是来自伯希和西域探险中获得的文献与文物。该讲座一共持续35年,它解读了西域多种已消逝的语言文字,复活已经湮灭的多种古文明,进一步理清了中国中原与西域间的历史渊源,促进了西域学诸领域的发展。

历史学与民俗学的理论互补与学科建设

我不是研究民俗学的，只是偶尔也读一点这方面的书，但是，我对于钟先生的人格和他的学问都很崇敬。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记得，白寿彝先生曾跟钟先生商量，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可以设几个研究室，其中有一个是民俗学研究室，还有民族学研究室、方志学研究室等。后来史学研究所受到规模的限制，只设立了史学史研究室和中国通史研究室。我还记得，好像第一次全国民俗研讨会，就是白寿彝先生请史学研究所副所长刘淑娟老师协助钟老筹备的。这些往事都说明，我们的老一辈学者在思想上、在学术见解上，彼此都非常了解，能够做到互相支持，这对我们这些晚辈是很大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