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元代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

2007年11月17目至18目．由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全元文》编委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全元诗》课题组共同主办，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承办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元代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会议交流中心隆重举行。来自日本、韩国、大陆及台湾、香港学者90馀人参加了本次会议，中华书局及《文史知识》编辑部等出版界、学术期刊界的部分学者也参加了会议。大会共收到论文69篇，内容涉及元代文献整理、文学研究、历史研究、文化研究等多个方面。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历代经籍考》辨伪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正德十三年刘氏慎独斋刻明王琏撰《历代经籍考》二十四卷,向来被认为是善本,并著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笔者查考,此书乃取明正德刊《文献通考.经籍考》残本,重加编纂,并篡改题名、作者、校阅者信息而成,属于版本造伪。其造伪手法很有代表性,对于加深版本学认识有一定的意义。

试论大学官方微博的运营策略

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媒体日益多元化和融合化,尤其是微博等新媒介的出现,以其便捷、即时、互动等特点,预示着一个全媒体时代和交流时代的到来。面临着这种新的媒介格局和舆论环境,大学的新闻宣传工作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通学校官方微博,统筹校内外各种资源,组建微博运营团队,丰富完善微博内容,以平等交流的心态、"三贴近"的内容、多媒体的形式、亲和的语态,充分发挥微博的自媒体功能,主动搭建学校与社会联系沟通的新渠道,内外联动,使微博成为展示学校办学成绩和服务师生、校友乃至社会的新平台。

中国古籍与古文献学的涉外问题

从古文献学的角度明确提出其涉外问题,旨在以国际视野审视中国古籍及古文献学研究。具有涉外特征的中国古籍的"中国"问题主要涉及地域、作者和语言三个方面,其内涵和外延有三个层次;一是在中国国内产生、作者为中国人、语言为汉语或中国境内其他民族语言的,这是核心古籍;二是以核心古籍为底本产生的衍生品,以及对核心中国古籍及其衍生作品进行再整理的相关成果;三是与中国历史文化密不可分并收藏于中国的外国古籍。随之,中国古文献学研究的新热点将转移至古文献学基本理论的新构建、域外汉籍整理与研究的深入开展、中西文献学比较研究和中外文献交流史研究。开展中国古文献学涉外问题研究有助于扫清当今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的障碍,推动中国古文献学国际化建设和拓展中国古籍和中国古文献学研究的维度。

百年古籍整理事业与古文献学的历史性发展

1911年以来百年间的古籍整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学术文化运动,由此而产生的古文献学科也得到快速发展。民国年间,在"整理国故"思潮的推动下,古籍整理事业和古文献学得以初兴,缩版影印、百衲汇校、标点断句等新方法开始出现。新中国建立后,国家成立专门机构,古籍整理工作推陈出新,产生点校《通鉴》、《二十四史》等精品,但也受到政治运动的严重干扰。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古籍整理事业走向繁荣,数量剧增,出土文献、海外汉籍和古籍今译、外译等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古文献学科真正确立,学科体系和理论不断完善,研究路径在不断专深的基础上,出现了交叉与综合的发展趋向。

论百年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科发展史的梳理与意义

总结百年古文献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反思存在的问题,把握古文献学的发展态势,拓展研究空间,深化研究内容,提出前瞻性对策,是传承和创新中华文化、建设古文献学科、促进学术发展的重要任务,当然也是置于21世纪古文献学研究首位的课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特别邀请了三位教授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周少川教授的文章阐明了梳理百年中国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研究的意义,指出要从纵横两个方面对百年中国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研究进行总结,纵向按照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科建设两条主线进行考察,横向按照基本史实、方法论、基本理论和学科理论四个层面进行剖析,以期探寻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发展的规律,明确古文献学研究的方向。王记录教授的论文讨论了21世纪古文献学研究亟待深化的五个问题,即古文献学科自身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亟待建立、中国古代文献学思想遗产需要发掘、少数民族文献学在中国古文献学中的地位需要得到进一步体现、中西文献学的比较研究亟待加强、古籍数字化理论和方法研究亟待深入。张升教授的论文论述了兴起于西方的新书籍史研究对古文献学研究的启示,认为新书籍史扩大了古文献学研究的视野,拓展了古文献学的研究范围,其引进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使人看到文献研究所具有的社会史和文化史意义,古文献学研究要眼光向下,借鉴多学科交叉的方法,丰富自身的研究内容。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一问题的读者有所启发,也希望能引发同行诸君的更多高论。

陆心源对古籍的收藏与整理

陆心源是清季著名藏书家,喜读书,嗜收藏,勤于搜访,通过购买、抄录、交换和友人相赠等方式,积累了丰富的藏书。陆氏藏书具有量多、精善、重史集部书籍、态度开明等特点,与其强调学以致用有密切关系。陆心源不仅能读书,而且能整理,先后编纂了《皕宋楼藏书志》、《仪顾堂题跋》等善本、题跋目录,并校勘、补正、刊印了大量古籍,在版本鉴定、目录编制、校勘方法上均有其自得之处。

新时代古籍整理与研究学科建设对古籍出版的助力

中国古籍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与感染力。文献典籍能够代代传承,主要依靠古籍研究、古籍保护与整理以及古籍出版与流通等。新时代,古籍出版社及相关从业者应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认识中国古籍整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做好古籍保护与古籍整理工作:保持和加强古籍整理工作的专业性和严谨性、培养和输送高质量古籍专业人才、建立古籍研究机构与古籍出版机构的合作平台、为古籍出版管理和规划部门等相关管理部门输送智库资源。

古籍整理的学术规范和学者自律——以《全元赋校注》为例

古籍整理是严肃的学术活动,凝聚着整理者的心血和汗水,理应受到学界尊重。可是,近年出版的《全元赋校注》一书,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侵犯了《全元文》的知识产权,不仅在全书规模上袭用《全元文》一书已有的整理结论,利用了他人的研究成果,而且在作者简介、作品标点、注释和校勘方面还不同程度袭用了《全元文》而不加说明,存在学术不端,在学术界造成了不良影响。

诗词胎息:梁羽生小说回目的特点与贡献

作为港台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与一代宗师,梁羽生异于其他武侠作家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就是他对古典回目的偏好。在他的全部小说作品中使用古典回目的占绝大多数。这些回目不仅覆盖了他的整个创作历程,并且随着创作的发展在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与特点。最初是字数不等的混合回目,其后是九言对句,最终在长达22年的时间里稳定采用了七言对句的形式。这种偏好源于梁羽生对古典诗词的始终挚爱与深厚素养,同时也受到民国以来通俗小说回目的重要影响。在继承前人回目特点的基础上,梁羽生在其小说中创造性地改变了传统七言古典回目前三后四的句式,并且更加疏离直白叙事,使回目呈现出典型的诗句化特点,这是梁羽生对古典回目体制的重要贡献,显示出清末以来雅文学对小说回目影响的进一步加深,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前各种文体中借用诗句为题目的做法有潜移默化之皴染。

清代商税制度刍议

清代商税制度是清代极为重要的经济制度之一,它不仅是中国古代商税制度的发展和继续,其中也包含着从封建性商税过渡到近代税课的最初形式。有清一代跨越了封建社会晚期及近代社会前半期这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商税制度也经历了复杂而又剧烈的变化。在清代前期(顺治元年至雍正十三年,即1644——1723年)及中期(雍正十三年至道光二十年,即1723——1840年),商税的基本形式是杂税和榷关税。在清代后期(道光二十年至宣统三年,即1840——1911年),除杂税与榷关税之外,又出现了厘金与新海关税。前者是封建商税的恶性膨胀,是中国封建商税中最新也是最后的形式;

陈垣与《四库全书》

如今,研究《四库全书》,已有专家学者称之为“四库学”。陈垣少年时就接触《四库全书总目》,后又刻苦研读《四库全书》,发表了不少整理与研究《四库全书》的成果,是研究《四库全书》的“领军”人物。本文试就陈垣与《四库全书》的关系,作一个简单的梳理。

藏书与文化——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刍议

本文阐述中国古代私家藏书的发展线索和特征 ,说明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的对象、内和意义 。

论陈垣先生的民族文化史观

以中华民族文化为本是陈垣民族文化史观的主导思想。在数十年的治史过程中 ,他以中华民族文化为本 ,深刻揭示中华文化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阐释中华文化对外来宗教、外来民族的巨大影响。他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在抗日战争中 ,激发起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斗志 ;他一生致力于发展民族的新文化 ,念念不忘推动中国学术赶超世界的先进水平。陈垣以中华历史文化为本的民族文化史观 ,强调了文化的个性和以此为基点的文化进化的包容性 ,对于 2 1世纪的中国史学 ,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汉学、宋学和清代史学

考察清代史学思想的发展演变,不能忽视汉学、宋学与史学的交互作用。由于汉学、宋学时而斗争,时而合流,影响到清代史学,也就表现出时而重考据,时而又偏重义理的情况。在汉学影响下,清代史学出现了与宋明史学迥然有别的风貌。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逐渐形成;学者移汉学治经方法以治史,丰富了治史方法;《春秋》笔法,以正统论史,以"天理"、"心性"论历史盛衰遭到拒斥。汉学对清代史学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同时,清代史学也以自身的原则和方法影响着汉学和宋学,拯弊纠偏,在"资治"的层面上引导清代学术思潮向史学发展。

论蒙元初期的正统论

与两宋、金代相比,蒙元初期正统论明显有新的突破。一是突破了传统夷夏之防的藩篱,为元末修辽宋金三史确定"各与正统"的原则奠定了基础,体现出一种开放的意识。二是在理论上达到了新的水平。特别是杨奂、郝经标举"王道"或"中国之道",超越了从前以血缘、民族、天命、德运、地域、国势等因素来论正统的思维模式,因而更具理性色彩和进步意义。

元代汉儒民族思想的发展进步

元朝的统一为多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民族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理学、史学、政治等领域,元代汉儒的民族思想从故国思绪和"夷夏之辨",逐步转向以务实态度承认元朝统治、认识多民族统一的历史意义、平等看待各民族的历史地位和关系。元代进步的民族思想在总结多民族历史、促进民族融合和国家进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史学危机:症结与超度

当史学告别了自己政治婢女的生涯,小心而坚定地离开政治营地的庇护所时,正直的人们都为它的新生而由衷地唱过赞美诗.并且,即便是最急切地憧憬它的新时期到来的青年人,也能理解史学复活历程的艰辛,并没有苛责它步履的蹒跚,没有讥诮它些小的曲折.因为十年疾速行进的惯性使得它不可能在一刹那间站稳脚跟,立住之后也难免有不能自禁的踉跄.何况政治的春寒也还没有消逝呢?复归文革前的传统。

元朝的开放意识与域外史研究

元朝辽阔的疆域使元帝国具有对外开放、四海为家的积极思想观念。元代中外交通的频繁,激发了中国学者、旅行家、商人对异域风情、不同文明的兴趣和向往,所以元代域外史的记载和著作非常丰富。对元代域外史的研究,又大大扩充了人们对域外地理概念的认识。元代域外史著述对域外社会制度、文化习俗、风土物产的描述,对中外文化交流、经济贸易的记载,开阔了国人的视野,反映了元代史学的世界性意识。

敦煌本《珠英集·帝京篇》作者考实

《珠英集》全名《珠英学士集》,是唐武后时参与编修《三教珠英》诸人的诗歌选集。其书宋以后散佚,直到敦煌藏经洞开启,发现斯坦因2717号、伯希和3771号两件残卷,研究者才得以复睹本书原貌。其中,斯2717号《珠英集》第一首《帝京篇》作者阙名,一直未见研究者探讨。本文从考实《帝京篇》的性质入手,通过考实作者范围,进而考实作者,认为:《帝京篇》系和韵诗,和的应是李百药《帝京篇》的韵,作者应为李百药的曾孙李羲仲。当时武周新立不久,李羲仲作为文学之士,应参加编修《三教珠英》盛事,其撰《帝京篇》,和曾祖李百药旧韵,目的是歌颂新朝帝京繁华,矜己家学渊源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