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年度盘点——以《历史与理论》《重思历史》和《历史哲学杂志》为中心

2019年,西方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的态势。学者们既对传统议题提出了崭新见解,亦开启了一些颇具原创性的话题:对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反思在不断拓展和深入,认识论历史哲学从科学哲学和分析哲学处获得了新的资源,实用主义与历史哲学深度结合,历史时间研究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向,对于非学术历史的研究愈显重要。《历史与理论》《重思历史》和《历史哲学杂志》是西方史学理论界最具影响力的三种学术期刊。通过考察三者于2019年刊发的部分文章,本文试图简要梳理、盘点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以供学界同仁参考。

展现史学研究的广阔视野——读瞿林东著《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外一种)》

近来读书,当读完瞿林东先生所著《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外一种)》时,确有兴趣盎然之感。这是因为,此书作为史学研究论著,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和论述上、方法上多有启发读者思考的魅力。对于我这样一个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的学习者、研究者来说,尤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瞿林东文集》(10卷本)于2017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瞿林东先生多年来在史学理论及史学史领域研究成果的汇集。此书第二卷《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外一种)》包含《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和题名《史学理论论与史学史论》的外一种两个部分,前者最初是汇集了作者在《文史知识》上系列连载的两组文章编著而成,主要是对史学批评问题的阐释;而后者是专门论述史学理 论和史学史问题的结集。它的这种编排结构并非在于汇集原有文章,而是意在以此来展现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史学史之间的紧密联系,并借此来拓宽史学研究的视野。当然,《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外一种)》的特点不止于此,还在于提出了诸多具有启发性的问题,以及贴近当前学术前沿的一些思考。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诠释

人类社会从“分散”走向“整体”是一个自然的、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进程,其动力主要来自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各民族、国家的普遍交往。而在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虽然时有冲突,和平共处、友好往来仍占主导地位;即使冲突,也经常会促进文化融合,形成新的更优秀的文化结晶。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前景,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从未停息过思考,也提出过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预测和规划,虽然思维模式和具体观点不完全一致,但大都以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和平发展为目标,普遍追求更适合人类生存的发展之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不仅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是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最科学、最理想的全球治理方案。

“文化与生活:北京近代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会议综述

2020年11月14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和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合办的"文化与生活:北京近代社会文化变迁研究"工作坊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浙江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学者共2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近代以来,北京的城市身份发生了多次转变。民国建立后,北京由封建帝都变为民国国都;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它一度成为具有一定文化意义的"故都";1949年后,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人文反思评析

20世纪中后期以来,人文学科反思西方史学理论的成果表明,现代“理论”概念与其古典含义之间存在连续性。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统摄于“观看”范畴。作为一种对历史本体的整体性“观察”,“历史理论”不仅注重认知维度,而且强调伦理和审美维度。在史学研究中,“狭义的史学理论”是对历史知识内在本质的“观看”,既是认识论也是方法论。作为一种对知识前提或假设的分析和批判,“狭义的史学理论”有利于“历史理论”的合理化和明晰化,但也可能导致后者人文魅力的削减。对于史学实践来说,“狭义的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是根本性和构成性的。历史研究应是经验性范畴和超越性范畴相统一的活动。构建一种令人信服的中国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还需要加强“史学理论”的开拓与创新。

白寿彝先生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历程

白寿彝先生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历程,主要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末。通过对刘知幾和马端临史学思想进行系统论述,得出的重要理论启示是: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不仅只是关于史学本身的认识,也包括对于客观历史的认识。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一方面重视于对历史观问题特别是其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的研究,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其中的阶级斗争学说作指导;另一方面从史学思想传承的角度,对中国史学史上一些重要史家与史学理论家的史学思想作出了系统论述。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首次对"中国史学思想史"的概念、研究主体、主要对象和研究意义作出理论阐发;加深了关于历史观的论述,对历史观包含的基本内涵作出了规定;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作用,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唯物主义因素作了理论区分;对中国史学思想史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历史文献学、史书编纂、历史文学、历史教育,以及史学知识运用等,作出了系统的论述;对于具体史家史学思想的研究,更加注重具体分析。白寿彝先生关于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的巨大成就,为此后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赫洛迪安对元首品行的述评——以《帝国史》为考察对象

赫洛迪安的《帝国史》是记载公元二世纪晚期至三世纪前叶诸元首言行的重要资料。书中夹杂着作者对元首品行的评价。过去,学界很少关注作者的相关述评。近年来,笔者在对《帝国史》进行翻译、分类的过程中,发现赫洛迪安的作品具有用事判德、用言定性的特点。在赫洛迪安的笔下,诸元首的品行优劣清晰分明,既反映了赫洛迪安对元首的不同态度,更体现了赫洛迪安的历史价值理念与评判元首的标准原则。

简纯泽入选《清史稿·忠义传》考辨

简纯泽蹈海之事在新闻报章的作用下为公众所知,社会上普遍视其为殉清之人。简氏行状问世后,吴庆坻、罗正钧分别在《辛亥殉难记》和《辛亥殉节录》中收录其事迹。经由清遗民的私交唱和,以及亲缘、学缘和地缘等多重因素的作用,简纯泽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在符合“忠清”“忠君”的定位的前提下,他最终得以侧身《清史稿·忠义传》。从过程上看,简纯泽入《清史稿》具有阶段性和偶然性,而从“忠义”性质上看,其入选又具有连贯性和必然性。

白寿彝先生对中国通史理论的构建——从《中国历史上的十二个方面346个问题》到《中国通史·导论卷》

白寿彝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通史编纂,晚年将之作为最重要的学术事业予以实施。编纂中国通史,需要"通识"。白寿彝先生的"通识",集中体现在他构建的中国通史理论中。从他主持制定的《中国历史上的十二个方面346个问题》到《中国通史·导论卷》之完成,反映了白寿彝先生的中国通史理论从设想到形成文本的过程。但《中国历史上的十二个方面346个问题》仍然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可作为进一步丰富中国通史理论的重要参考。白先生构建的中国通史理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创新性理论成果,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具有系统性、民族性等特色。

白寿彝先生对古籍整理事业与历史文献学科建设的贡献

白寿彝先生是20世纪中国古籍整理与历史文献学科建设的领军人物。他早年投身于朱子研究、回族史研究的古籍整理和历史文献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的工作,为全国古籍整理的顶层设计和出版规划、为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做出重要贡献。改革开放后,他担任高校古委会副主任,创建全国第一个古籍研究所,为北京师大的古籍整理事业和人才培养奠定坚实基础。他阐发有关古籍整理的意义、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观念、古籍整理出版的规划和规范、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等系统理论,为古籍整理实践指明方向。他从基本理论、学科体系、研究任务和主要内容等方面推动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晚年他又提出视野更为广阔的发展构想,为"广文献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郑国东迁始末考——兼谈出土文献的运用问题

《史记》所记之郑与《世本》所载之棫林是学者探讨郑桓公初封之地所在的重要依据,郑并非桓公初封之邑,郑国得名于桓公灭郐后所居的“郑父之丘”。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篇的记述证实郑桓公灭郐立国,同时亦有助于说明郑桓公所居之棫林为位于今河南叶县东北之棫林。宗周覆灭,未死于骊山之难的郑桓公并非由宗周一路杀向东方,而是暂居郐、虢等国核心区的南方外围棫林,以之为基地北进灭郐。郑桓公灭郐所依靠的核心力量十分有限,郑桓公与武公的里应外合是成功灭郐的重要原因。郑国东迁的考辨作为个案,对于思考出土文献在先秦史研究中的运用问题不无裨益。

溯古代文明之源,发中国学者之声——《“一带一路”古文明书系》评介

《“一带一路”古文明书系》(六卷七册)于2018年出版发行。丛书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杨共乐教授总主编,国内十几位知名专家、 学者共同编纂、合作完成。丛书系人类文明探源的最新研究成果,以独特视角深入探察“一带一路”沿线具有世界影响的七大古文明——古代两河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古代印度波斯文明,古代中国文明,古代希腊文明和古代罗马文明,系统梳理各文明的发展历程及辉煌成就,以宏阔视野呈现文明的整体性变迁和有机联系。书系通过详细展现早期的考古成果,扩充对古文明的认知;在具体问题的实证性研究中,通过充分考证有争议的历史现象,加深对古文明的了解,为进一步深化世界文明的源头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汉纪》叙事特点与撰述旨趣的再认识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史学名著以其对历史的深刻总结、对人物史事的准确批判、叙事行文的丰满可读而焕发着蓬勃的生命力。东汉末年成书的荀悦《汉纪》即是一部产生了重要学术影响的史学名著。然而,在《汉纪》的流传史上,对于它的评价和定位出现了以“叙致既明”和“叙事无味”为代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重点考察《汉纪》叙事的结构之“新”、荀悦本人“志在献替”的撰述意旨,以及是书“有便于用”的具体表现,旨在对《汉纪》的叙事特点和撰述旨趣做进一步探索、评价。

国家图书馆藏《周易象义》的递藏与版本探析

宋代丁易东《周易象义》在易学史上有突出地位,为象数易贡献颇多。《文渊阁四库全书》著录的《永乐大典》辑佚本缺数卦经传注解,现藏国家图书馆的“元刻本”内容更为完整,该本与《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收录的“宋刊本”实为一书,其总体由配抄和刻本两部分组成,但细部构成远为复杂,故其流传、递藏、配抄和校补牵涉了朱睦、孙承泽、鲍振方、张金吾、铁琴铜剑楼瞿氏、季锡畴等人,此链条彰显了藏书的地域性。其版式特殊、版心内容极不统一、避讳字复杂。以陈垣史讳、校勘等法可确定国家图书馆著录为“元刻本”合理,但“初刻”之说有待商榷,至少不是初刻初印,而是初刻后印,存在零星补版的可能。配抄的是卷首、上经全部(除去《上经第一之二》第24叶)、下经部分(除去丰至未济)、《周易系辞上传第六》其中一叶。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标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术前沿论坛综述

2020年10月24日,由北京市历史学会和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共同举办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学学术前沿论坛在京师大厦隆重召开。国家民委研究室副主任温军,国家民委研究室基地工作处处长刘元如,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瞿林东,历史学院教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首席专家晁福林,历史学院教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主任郑师渠,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双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