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至隋唐的历史文献学

随着史学的发展以及史学跟社会生活关系的更加密切,人们加强了对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和使用,从而推动了历史文献学的进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历史文献学成长起来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史书部类趋于定型,另一个方面是史注取得了巨大成就。史书部类的趋于定型,是史书在数量上迅速发展和种类逐渐增多的要求。史注的巨大成就,表明了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

为我学世界古代史引路的老师——怀念日知林先生

林志纯先生去世了。我们失去了一位好的老师。 林先生的一生，像是一炉精神的活火，在长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发光、发热，不断给予他的学生和后辈们以启发和激励；现在先生安息了，然而火尽薪传，先生的志业且将不朽。

论汉代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有了“天下一家”思想的悠久传统。这种思想到战国尤其是汉朝时期,更进一步发展为系统的大一统思想。《春秋公羊传》是表述这种思想的一部著作。此书在战国时期就以口授的方式在学者间师生相传,至汉景帝时始著于竹帛。汉武帝时的春秋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作《春秋繁露》,对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作了系统的阐述。至东汉末,何休作《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把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发展成一套具有历史哲学的特点的理论体系。本文所要论述的范围就是这三部书的大一统思想的内容以及其间的发展。 (一)《公羊传》中的“大一统”

“国故”如何整理成“文化史”--以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为中心的讨论

由胡适等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具有范式革命的意义。胡适执笔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从学术理念、方法和技术等方面,提出了一套经由"国学",把"古学"整理成系统的"文化史"的具体方案。按照该方案,包括经、史、子、集等在内的一切"古学",都将被作为有待考证的资料纳入国学研究领域;然后按照现代学术分科,整理成系统的文化专史。"文化史"既是"整理国故"的最终目标和方向,也代表了中国学术的新范式。然而从具体学术实践看,"整理国故"运动在学术性质、治学方法等方面与文化史研究存在一定紧张关系,从而影响了目标的实现和方案的落实。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建立起来的文化专史系统,以西方的哲学框架,形塑中国的历史资料,被奉为中国哲学史的开山,实际上也并没有严格遵循他所信奉的实验主义的科学法则,他所建立的文化专史系统并非"小心的求证"的结果。就此而言,"整理国故"运动实质上是中国学术的革命和裂变。

重读《通典》史论

杜佑所著的《通典》一书,是一部历史名著。它所记“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思想价值;它的体裁和体例,是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上的一次重大的创新;而杜佑本人在《通典》一书中所撰写的史论,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

司马迁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

司马迁对两千年来史学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撰成气魄雄伟的不朽巨著 ,为史学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成为传统史学的优秀楷模。《史记》又运用高超的文学手法来写历史 ,刻划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成为历代作者揣摩效法的古典文学的典范之作。司马迁“最通经学 ,最尊孔子”,对确立孔子作为古代圣人的地位贡献至为巨大。《史记》突出地表现出大一统民族观 ,并对各家学说兼容并包 ,因而成为民族精神的巍峨丰碑。总之 ,从文化史的宏观角度考察 ,司马迁是仅次于孔子的 。

金石、金石学与《通志·金石略》

《通志》首创《金石略》,从理论上说明金石学的价值 ,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 ,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金石略》提出金石文献、文物双重价值论 ,在一定意义上说 ,是古代文博学理论的最初表述。

历史理论方面的突出成就

随着“文革”结束和理论上拨乱反正的展开，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说，理论上要不要创新，能不能创新，如何创新?这是史学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作为《中国通史》全书总主编的白寿彝先生，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78年，他在一次学术演讲中指出：“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工作，得出新的结论，就是发展。要求理论上发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不要求发展，停滞不前，让理论僵化，那不是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详细占有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