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水平、制度差距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发展--来自全球31个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验

本文在贸易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将制度因素纳入到双边贸易模型的分析框架中,并利用2000—2005年期间世界224个国家之间6492(1082×6)个双边贸易观测值组成的面板数据,从国际层面考察了制度因素对31个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制度差距会增加贸易成本,不利于双边贸易往来;发展中国家提高金融市场的自由化程度和政府的清廉程度,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发展与政府规模、商业自由程度表现为倒U型曲线特征;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发展中国家提高投资自由化度不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提高产权的保护程度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因此,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不同制度因素的影响作用,对各种制度进行改革和调整,促进本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北京市利用外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1992～2006年

在对北京市利用外资结构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利用1992～2006年的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北京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从相关性还是从因果关系来看,外商直接投资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为了进一步发挥外资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提升北京市经济发展的速度,北京市要继续大力吸引外资,不断拓宽利用外资的来源地区结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抓住产业转移的机遇,加快现代服务业对外资开放的步伐;加强环渤海地区的区域合作,积极实行"总部招商"的策略;关注独资化倾向,加强对独资型外资企业的监管。

2003-2007年北京对外贸易进口结构的实证研究

自从2003年以来,北京地区进口贸易发展十分迅猛,年年创历史新高。从进口结构来看,进口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进口方式主要是一般贸易,进口商品主要是原材料和零部件,其中,原油一直是北京第一大进口商品,进口地区主要集中于亚洲。北京的进口结构主要与北京的经济发展需求、经济发展模式、主导产业和所处的地理位置等四个方面有关。今后,北京地区经济要想获得更大的发展,在继续充分利用进口的同时,还要加快对出口的重视,让进口和出口形成良性的循环,并要积极稳健地走出去,加快北京融入国际分工的步伐,以便抓住全球产业新一轮转移的新机遇。

论中国与东盟四国的产业结构及贸易关系

如何判断中国与东盟尤其东盟四国的经济贸易关系 ,在国内外学术界尚有争议。本文认为 ,中国与东盟四国在国际市场上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 ,但是互补与合作却是二者之间经济贸易关系的主流和发展趋势。为了减少相互间的竞争和摩擦 ,加强经济贸易合作 ,中国有必要对自身的产业结构进行适度的调整。

中国对外贸易出口结构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出口总量日益增加的同时,我国出口结构存在的五大问题也日益凸显,直接影响我国外贸的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应正视问题,认真分析,积极应对。

APEC与东亚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并存与发展——东亚与美国的博弈分析

本文在分析东亚和美国对待APEC与亚太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态度的基础上,通过简化美国和东亚国家的关系,运用博弈论的方法探讨了两个主体为了能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应对发展两种合作组织表现出的态度和策略,揭示了APEC与亚太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并存发展的原因,对未来两种合作形式的发展关系进行了预测。

超比较优势与中国梯形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构建

在对静态比较优势、动态比较优势进行回顾和总结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超比较优势理论,构建了梯形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借鉴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国际市场占有率和产品技术复杂度指数三个指标,本文对2000—2010年期间我国2 000多种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超比较优势为核心的梯形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即稳定发展具有静态比较优势的产品和行业,积极培育具有动态比较优势的产品和行业,高度重视并战略性地发展具有超比较优势的产品和行业。发展具有超比较优势的产业是我国对外贸易取得突破、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关键,也是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的关键。对于潜在的具有超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应该给予战略性的扶持,选择少数几个技术密集型的新兴战略性产业进行重点突破;对于已经具有超比较优势的产业,国家政府要紧密跟踪其比较优势的变化,关注整个世界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主要竞争对手的新变化,稳定以及逐渐提高已经具有超比较优势行业的竞争力,防止超比较优势行业的衰落。

1992—2007年俄罗斯经济发展形势与中俄经贸发展

自从1992年以来,俄罗斯经济经过近十年的衰退、大幅波动和金融危机的冲击,直到进入21世纪,在一系列内外因素的作用下,经过普京政府一连串大刀阔斧的改革,俄罗斯经济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摆脱了转轨以来经济持续下滑的局面,国内经济实现了持续稳定的增长,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也都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在国际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与此同时,中俄两国的经贸关系也日益紧密。从长期来看,中俄两国应该进一步克服目前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

中国地区间对外贸易的差异性:1978～2007年

本文利用1978～2007年期间的统计数据,基于区域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的视角,借鉴并融合不同学科的经典研究方法对中国30个省市间、3大区域间的对外贸易差异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30省市间对外贸易的绝对差异越来越大,但自从1992年以来,相对差异整体表现为下降的趋势;自从1992年以来,东部地区的内部差异日益加剧,两极化趋势日益明显;地区间对外贸易差异主要表现为外部差异;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的整体促进作用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趋势,外贸发展领先地区都是东部沿海省市,广东、北京和上海3个省市的增长极效应日益明显,上海代替广东成为中国贸易发展最为领先的地区;中国省市间对外贸易的差异程度日益严重。因此,为了缩小地区间对外贸易的差异性,中央政府有必要在中西部省市培育新的经济圈和增长极,加快东部产业向中西部省市的转移,并加大对中西部省市的投资力度。

全球人才跨国流动的动因、效应与中国的政策选择

近年来,全球人才跨国流动规模日益扩大。人才跨国流动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外流和发达国家之间人才的双向流动。追求个人经济收益、追求个人成功、追求工作环境是人才跨国流动的个人动机,国家间环境差异、国家间人才政策差异、跨国公司全球扩展是人才跨国流动的外在动因。人才跨国流动是人力资本在全球市场的重新配置,无论对人才流入国还是流出国,都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国家和地方政府必须高度重视人才问题,各级政府要尽快制定适应当地经济发展需要和世界人才市场发展趋势的人才战略;要想减少人才外流,就必须提高我国本国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的工资待遇和工作环境,加大教育投资力度,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水平;要想吸引外国人才流入和加快人才回流,就必须完善吸引国外人才的政策,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吸引人才体系。

生产要素、贸易利益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经济战略

对于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国家来说,如果要想获得较多的贸易利益,提高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就必须高度重视出口商品结构优化问题。生产要素的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是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优化本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关键。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不可能仅仅只关注生产要素这一因素,都必须同时实施多种经济政策以及相应的发展战略,才能最大程度的优化本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来说,中国政府应该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加大对外开放的步伐,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实施战略性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充分发挥动态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创造国际竞争优势;重新审视进口的作用,增加战略性进口,以进口促进出口结构升级。

中国面临国际贸易摩擦的现状、原因与对策

目前，中国面临的国际贸易摩擦日益增加，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急剧增加，中国已经连续12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其原因主要是由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不景气、世界各国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恐慌、中国实施具有重商主义性质的外贸政策、贸易保护手段的多样化等导致的。因此，为了确保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中国应该从国际经济政策、国内经济政策、外贸战略、企业战略等四个方面进行经济政策调整。

浅谈对地理学习的认识

我身边有不少同学因为从小对地理就有浓厚的兴趣,寓学于乐,轻轻松松便可笑傲考场.坦白地说,我学习地理的过程是痛苦的过程.

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出口商品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有较强的关系,进口商品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进口商品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工业制成品进口的增加并没有带动我国GDP的增长,同时GDP的增长也没有促进进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是GDP增长的原因,但是GDP的增长不是出口商品结构变化的原因,出口商品结构每提升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上升0.38%。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进一步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提高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

中国和巴西双边贸易的比较优势与互补性:1992～2006

中国加强与巴西的双边经贸往来,有利于应对由于外需减少而对我国出口造成的严峻挑战。文章利用1992—2006年的统计数据,运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强度指数和贸易互补性指数,对中国和巴西双边贸易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初级产品上,中国不具有优势,巴西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巴西的初级产品在两国之间具有十分明显的互补性,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制成品具有较强的互补性;目前,两国的双边贸易联系并不密切。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要高度重视并加强与巴西的互补性贸易,防范贸易摩擦的急剧增加,充分发挥澳门在中巴贸易合作中的纽带作用,防止中巴贸易争端的政治化倾向。

对外开放与中国29省市间收入差距:1985～2007年

本文利用1985～2007年期间的省际数据,针对对外开放与地区间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影响地区间收入差距的3个因素中,出口差距的作用最大,进口差距的作用其次,外资差距的作用最小;出口差距对地区间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持久的"正向"促进作用,出口差距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最大,贡献率在20%～64.2%之间;进口差距对地区间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持久的"反向"促进作用,进口差距对出口差距的贡献率基本保持在5%～8%之间;外资差距对地区间收入差距具有微小的"反向"促进作用,外资差距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一直小于2%。因此,中国政府要想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就要高度重视缩小地区间出口差距。

中国地区间出口差异变动的实证分析

利用1996-2005年期间的统计数据,借鉴并融合不同科学的经典研究方法对中国31个省市之间的出口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1996-2005年期间,中国31个省市之间的出口绝对差异在不断地扩大,出口相对差异在不断地下降;出口差异扩大及其导致的风险问题日益突出,差异的扩大主要是由外部差异导致的,内部差异没有发生变化;东部地区内部的差异最大且差异越来越大;地区间出口的发展水平差距日趋加剧。因此,在地区间经济发展日益不平衡的宏观背景下,中国政府应该实施必要的政策措施缩小地区间出口差异,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发展战略

当前全球服务外包发展日益迅速。在服务业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而服务外包成为继制造业外包之后的新一轮产品内分工的重点内容的国际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想融入全球化,分享国际分工的好处,就必须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服务业国际转移和发展服务外包。对于中国来说,中国要以比承接制造业外包更加积极、快速、坚决的态度来承接服务外包,抓住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我国政府要特别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制定国家级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服务业、制定战略性承接策略、完善各种评价体系、大力培育本土品牌、完善知识产权环境以及实施走出去战略。

关于我国“代工企业”应对金融危机的思考

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日益蔓延,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日益凸显,外需减弱对我国相关出口企业和部门带来了十分严重的不利影响,在所有的企业类型中,金融危机对我国代工企业的影响最为严重。这主要与我国代工企业脱离市场、优势下降、利润低下、品牌缺失等特征紧密相关。根据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我国现实的国情来看,代工生产将继续是我国目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内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途径之一,但是,代工企业的发展模式必须转型。因此,代工企业要充分利用金融危机的新机遇,加快自主品牌的培育和自主技术的研发;积极向价值链的两端拓展,迈向大型专业性代工服务企业;积极开拓自主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提高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政府应该高度重视本国要素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为代工企业的转型发展提供人才要素基础。

论东亚投资合作的现实途径

相对于东亚的贸易合作来说,东亚的投资合作发展比较滞后。为了促进东亚投资合作的发展,我们可以采用渐进式的方法,即在现有的合作条件和基础中寻找投资合作的切入点和立足点,然后再由点及面,逐步建立起一套投资合作的体系和机制。从现实性来考虑,可以借助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框架、次区域合作协定、区域内贸易的发展途径以及长期的经济合作基础和渠道来发展东亚区域内的投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