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分配格局新变化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出现了上升然后高位徘徊的状况。这意味着收入差距扩大的势头一度得到了初步遏制,其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本文从宏观经济结构变化,劳动力市场演变及其政府的收入分配与再分配政策的实施效果等几个方面对近期收入差距的变化进行了解释,提出在收入差距缩小因素和扩大因素并存和相互角力的情况下,政府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大收入再分配政策力度,可以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

收入分配极化的最新变动与成因

本文基于最新数据和新近拓展的相对分布方法,分析1995—2018年我国居民收入极化的变动趋势,侧重研究2013年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策实施后收入分配极化的最新变动,讨论极化变动的微观成因。结果表明,2013年后我国居民收入极化出现下降趋势,高低收入分位的极化水平都显著下降,说明“提低、扩中、限高”政策有效逆转了收入极化趋势。城镇化和高等教育扩张等禀赋因素降低了下层极化,而教育和就业等市场回报率下降减弱了上层极化。城镇中、低收入人群比重和农村中、高收入人群比重均增加,全国中间收入人群规模扩大,使得我国居民收入纵向极化显著下降。城乡群体分割下降后,使长期存在的城乡极化明显减弱,这是我国收入分配政策转型的重要契机。要进一步关注市场化带来最低10%收入人群的极化,防止财富不合理的过度回报带来最高1%收入人群的上层极化,从而减少收入纵向极化,并助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收入分配改革的几个难点

过去十多年是我同经济、卒十会大变化时期，收入分配格局同时也发生了一定变化，收入差距达到了建国以来最高水平，收入分配不公呈现不断恶化的趋势。公众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注和期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理性地寻求改革的突破口，尽快改变当前收入差距居高不下的局面，尽力扭转各种收入分配不公现象不断蔓延的势头，

调节收入分配,政府能做什么

对于收入分配改革问题，社会一直很关注。不少人对政府寄予厚望，希望政府能出台相关举措，以迅速提高自己的工资；如果抱有这种期待，那难免要失望，因为政府既无能力也不应该这样做。但政府确实对解决这个问题负有很大的责任，那么，政府该做什么、又可以做什么呢？

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促进国内经济循环

中国的收入分配体制为深化改革、促进国内经济循环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不在“内外”而是“循环”,只有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才能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现阶段主要存在一次分配差距过大、农民工收入偏低、基本社会保障平抑贫富差距的作用亟待提升和税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贫富差距等问题。因此,为应对未来的世界经济大变局,应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把经济发展的立足点放在国内,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完善收入分配政策体系 实现社会公平

财富分配的公平性与社会治理高度相关。不公平的社会,即使有很好的治理办法,也很难达到预期的治理效果。目前,我国收入差距的估计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高收入人群的样本严重偏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在缩小,而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还在扩大。要完善我国收入分配政策体系:包括从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面入手;减少间接税,增加直接税,增收财产税、房产税,包括遗产税;财政支出进一步向民生倾斜,适当增加社会福利,特别是儿童补贴;加大反腐的力度。

农户退耕还林政策的参与决策研究

本文利用2009年退耕还林调查数据,对农户退耕还林项目的参与决策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通过有针对性的样本及代理变量方法处理了退耕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内生性问题,并进一步利用分位回归方法考察了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决策差异性。结果发现,家庭规模大、户主受教育程度高、土地质量低的农户更有可能参与退耕还林项目;而家庭上年购置固定设备少、外出务工工资率高的农户,放弃土地耕作的机会成本更小,从而更加愿意参与退耕还林政策;而且在不同收入分位上,家庭人均收入越高的农户越有可能参与退耕还林项目。

我国收入差距呈缩小趋势

居民收入增长基本稳定。首先,全国居民收入增长平稳。十八大以来,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年均超过8.7%,远超过同期GDP增长速度。其次,城乡居民增收态势稳定。在2012-2016年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2%,而农村居民年均增长11.8%;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增长都延续了2008-2012年两位数的增长速度。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及其变化趋势

中等收入群体堪称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是构筑可持续发展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基础。随着我国进入发展新阶段,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经济社会转型的重大课题,成为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因素。本文对中等收入群体作了一个新的定义,并对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及变化,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与国际的比较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重点关注了低收入群体的规模及其变化,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等收入群体与财税政策

各国对于中等收入标准的争议很大，对中等收入的界定差异很大，中等收入标准的界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选定全球的国家当年收入的中位数66.6%作为衡量标准，这个标准能比较合理地反映中国过去10—20年中等收入比重的增长，且跟国际竞争有可比性。同时，结合不同的情景、不同的收入分配状态、不同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不同的收入分配结构，到2020年这个标准应为40%左右。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需要具体可行的改革措施

虽然近两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有所下降,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仍在3倍以上。在现有收入分配格局下,我们仍需把提高农民收入增长,缩小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作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头等重要任务。前不久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出台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提出了一系列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

以加快改革缩小收入差距

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证明，市场机制能够提高经济效率，但解决不了收入差距扩大问题。过大的收入差距会给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导致居民消费不足和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性；导致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无力积累人力资本，造成社会阶层固化、社会矛盾频发；导致政府的公共政策和再分配政策难以发挥作用，不利于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和分配机制。既然市场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存在严重失灵，那么，政府就要在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分配公平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收入差距与城镇女性的婚姻选择

本文运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城镇地区男性收入差距对女性婚嫁行为的影响。我们先通过一个搜寻模型从理论上讨论了前者对后者产生影响的机制;再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一个地区男性之间的收入差距越大,女性越愿意增加其在婚姻市场中的搜寻时间,具体表现为女性更倾向于暂时选择单身,推迟结婚年龄。本文的结果还表明,女性的婚姻选择对中等收入以上的男性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加敏感;大城市中的男性收入差距对女性婚姻选择的影响要高于中小城市。

缩小收入差距 促进共同富裕

党中央设定了到2050年要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目标。对此,我们要从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即“富裕目标”和“共享目标”两个角度加以理解。基于我们过去几十年通过深化改革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展经验而言,实现富裕目标难度不算大,但要实现共享目标,难度却比较大。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这三大差距,是推进共同富裕的主攻方向。其中,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是多维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发展程度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等等,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收入差距。要实现明显缩小收入差距这一目标,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收入差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发挥了主导作用,但全国收入差距仍处于高位稳定水平,这主要是受财产性收入和学历差异两大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与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力度不足有关。对此,要通过完善收入分配的基础性制度促进共同富裕:初次分配的改革重点是完善要素市场体系;二次分配要抓住提高税收的调节力度和提高对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力度这两大改革重点;三次分配改革的重点是培育慈善事业发展的环境和制度,出台鼓励性政策。

就业选择效应与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工资差距——基于两部门模型视角的研究

本文在两部门模型视角下研究了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工资差距问题,尤其关注就业选择效应。分析表明,劳动者对部门的选择是基于就业价值的比较,这允许模型的均衡结果偏离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下的“一价定律”,因为可以存在工资差异。基于2013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本文使用Copula方法来估计转换回归模型,以控制就业选择效应和放松联合正态性的限制性假设。研究结果显示,首先,公共部门由2013年的正向工资溢价(6.0%)转变为2018年的负向工资溢价(-0.1%),再次出现“工资惩罚”现象;两部门之间的工资差距存在异质性,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在两个年份分别为37.5%和10.6%,非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则分别为-11.5%和4.7%,这说明实际选择公共部门的个体更可能获得比在反事实情况下更高的工资;其异质性还反映在教育、性别和合同类型等特征上。

住房公积金与居民收入分配——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

研究目标:住房公积金对居民收入分配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研究方法:本文建立了包含200组住户的中国公积金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主要数据是2009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和2010年社会核算矩阵。研究发现:2010年住房公积金增加了整体可支配收入,但会降低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减少整体居民消费,减弱商品市场的需求和生产部门的总产出,进而减少居民的市场收入;住房公积金能够使得收入基尼系数和居民消费基尼系数分别增加2.06%和2.15%左右;若不考虑一般均衡因素,单纯微观数据的估算结果可能会高估5%左右。研究创新:基于微观住户数据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剖析住房公积金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研究价值:若以改良为主要改革方向,需要侧重两个方面:如何让更多低收入家庭受益,如何提高公积金对于职工的实际效用。

中国农村财政与村庄收入分配

本文在村庄层面探讨了财政资金的收入分配效应,并揭示了财政资金对村庄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从而补充了财政资金从中央到地方、再到村庄和农户的分配过程。从实践来看,财政资金从乡镇到村庄、再到农户的纵向分配中,偏向于被富裕村庄和高收入农户获得,由此扩大了村庄间和村庄内部的收入差距水平。而进一步的证据表明,由于地方政府亲生产性支出的偏好,导致基本建设性类支出比例过高,而该类支出对高收入农户的收入弹性更大,从而财政资金对高收入农户更加有利。综合来看,偏向性的资金分配方式和亲生产类的资金使用去向,使得中国农村财政具有显著的村庄收入差距扩大效应。

中国老年人低就业率成因:与俄罗斯的跨国比较

在老龄化加速和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背景下,开发我国老年劳动力资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1988-2013年住户调查数据,通过与俄罗斯较长时期的跨国比较,发现中国老年人就业率偏低且持续下降,并进一步利用Oaxaca方法分解了就业率下降的贡献来源,由此解释了中国城镇老年人就业率较低的原因。研究发现,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劳动力市场禀赋及其分化才是我国老年人就业率较低且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相对于俄罗斯,中国城镇居民财富积累更快,收入结构更加多元化,再加上年轻外来劳动力涌入形成的挤出效应,带来中国老年人就业意愿和就业竞争力的双重下降,由此就使得中国老年人就业率逐渐降低。因此要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让老年劳动力顺利实现职业转换和工作岗位转变;改善小微企业营商环境,扩大老年人非正规就业机会;增加老年人职业培训以提高就业竞争力,鼓励获得较高教育技能的老年人工作更长的年限,并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补充。

中国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的经济效应评估——基于微观模拟模型的测算

基于全国企业微观调查数据建立符合中国实际国情和现实需要的企业所得税微观模拟模型,对当前企业所得税的政策参数进行灵敏度分析及对可行性重点改革方案进行反事实模拟对照分析发现,普惠性减税政策对于促进中国企业发展、拉动经济增长与稳定社会就业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但当前企业所得税改革也存在一些结构性错配问题,导致政策效应不协调。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建议以降低税率为主要减税手段进一步推进企业所得税改革,同时兼顾企业行为反应,平缓税率区间的跃迁幅度,并有效防范改革进程对企业造成的短期冲击。研究为企业所得税改革提供可借鉴的量化参考依据,并构建了中国企业所得税微观模拟建模和应用的完备范式,能够为相关研究和国家科学治理体系的构建提供方法论支撑。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研究

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数据,本文从收入跃迁的视角对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收入流动问题进行了量化研究。研究发现:以收入层级为参照系,家庭的收入流动性结构呈现倒U型分布,收入流动性水平先升后降;而以时间序列为参照系,家庭的收入流动性动态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同时,流动性质量轻度降低,表现为向上流动与向下流动的比值持续下降。在进一步对收入单层流动与多层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分析时发现,家庭收入跃迁机制呈现金字塔型的双向通行结构,表现为:家庭所处的收入阶层越高,向上跃迁的阻力越大;收入水平越低,向下跃迁的阻力越小。此外,教育投资是促进家庭向上跃迁与防止家庭向下跃迁的最有效的积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