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梦

浩瀚的江水缓缓地向东流淌。江东城沿江蜿蜒密集的街道,像一束飘落在大江南岸的丝带。城东新区滨江路上,有一幢叫“德茂公寓”的大楼,风格和气势格外引人注目。德茂公寓往东几百米就是海关大厦,哥特式塔楼上的报时钟,隔一阵就当当当地响几下,沉闷的钟声传遍江东的大街小巷。那夜半钟声,越发显得空寂辽远。还有难以分辨的火车汽笛和轮船汽笛,混杂在一起,日夜嗯?鸣,传播着归来或离别的消息。

普仁农庄里的女人

一.我放弃写作梦想,投身于蓬勃兴起的互联网事业,掘到了第一桶金。翻稿纸变成了数钞票,这种爽快感是难以言表的。我趾高气昂,扬言要改变一代人的生存观念,说话时还总不忘记捎带着嘲弄文学。我目中无人,即使瞧你一眼,也有点俯视的感觉。然而好景不长,这两年我突然开始走背运,我的“绿橄榄”(轰动一时的直播网站)被勒令整改,其实就是吊销了。同居多年的恋人摔门而去。老朋友也跟我翻了脸。事业、爱情、友谊,人生三大支柱轰然倒塌,就剩下我孤单一人。

五六十年代作家“下乡”考

作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贯穿着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的重要问题,也是文学创造与现实生活和劳动实践这一古老问题的当代表现形式。二十世纪下半叶,这一问题,转化为作家与"工农兵"的关系,特别是作家与乡村生活和劳动实践的关系。作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这一命题的实践,经历了从延安时期的"下乡入伍进厂",到五十年代初起的"脱裤子割尾巴"的洗澡运动,再到五六十年代的各种社会实践,包括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社教运动、五七干校,等等,显示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特殊风貌。

玛瑙手串

一七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坐在昆明飞往北京的飞机上等待起飞,右手握着一串彩色玛瑙手串,拇指和食指一颗颗地挨个儿数着。中间一颗略大,是带暗火焰纹的朱红色玛瑙,旁边十一颗略小,色彩斑斓。据说数数儿有催眠效果。可我也在数数儿啊,不但没有瞌睡,反而精神抖擞,清醒异常。早晨还在丽江的一家客栈。回忆一周的泸沽湖之行,心里颇多感叹。我给远在宁蒗的摩梭导游阿罕·扎西打了一个告别电话。

让人文性更充分融入诗性

我们今天要讨论文学表达与现代世俗经验之间的矛盾的话题。这个话题背后其实有一个更大的命题，就是“文学性”和“人文性”的矛盾。“人文性”是西方文艺复兴之后兴起的概念，它是以启蒙意义上的“人”为目的，以个体“人”的自足性和自我价值为目的，而不是以氏族、家族、民族这些“群”为目的，或者以某些外在于人的东西为目的。

打通形式分析与审美判断的藩篱

我和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有一个学术沙龙,定期讨论一些跟当下中国文学有关的学术问题,试图将理论学习和批评实践融合在一起.2019年初,沙龙的主题是《动作,情节与艺术——关于当代中国小说问题的讨论》。录音整理出来后一直没有发表。《芒种》杂志对这个话题颇有兴趣,沙龙参与者中有三位同学,将自己的发言重新整理加工成了完整的文章。

黄菊花的米兔

在我家做了十几年卫生的谢玉贞,要回绵阳老家去做奶奶。想到要离开打王多年的北京,她有些不舍,平时沉默寡言的人,话突然多起来。我说,你才50出头,就要做奶奶,太早了点吧。谢玉贞说,哪里早啊?张老师,我20岁生大女儿,22岁生二女儿,24岁生儿子。儿子就要满27,叫28,都29了,快30岁的人了,再不做,村里人还不知道要说出什么话来哟!谢玉贞说话的时候,长脖子上的头连连往前栽,像鸡啄米似的,但眼神笃定,僵直少变。她按照乡下的惯习,把26周岁的儿子,一下子说成了30岁。回老家前,她介绍同在一家快捷酒店打工的老乡黄菊花来替她。

商媛和周民

1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日子,商媛和周民连续五十多天都没有出小区门。两人天天黏在一起,刚开始还挺美的,时间一长就闹翻了。禁足在家的日子百无聊赖。窗外的花和树,正在蠢蠢欲动要吐芽抽条,人和花隔着窗玻璃,对视无语两相厌。好在还有朋友圈。周民的微信里有两个接近500人的大群,一个是校友群,一个是同行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