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的秘密”解析:试探文艺高峰的内在规定性

文艺作品为何能突破时空受到当代和后人的推重,历来是文艺研究领域的难题。本文从理论的角度,追究文艺作品在当时影响和历代传世的秘密,借以探讨文艺高峰的内在规定性。本文认为,传世的秘密即在直抵生活和人心,在于文艺作品以深沉内容和多重维度,时刻建构起其与各时代民众的、基于生活的联通和互动。从研究的角度而言,必须在艺术作品、社会生活和历史流变这三者之间建立真正的联系,方有可能形成对文艺传世高峰的内在规定性及其丰富内涵的真正把握。这些领域都有相当多的问题,需要当代研究者进一步地全面深入探讨。

从“表达思想”到“表现个性”——中国现代文体观演变与现代文学的阶段性诉求

原指“文章整体存在”的古代汉语“文体”概念,在日本17世纪至近代的文化语境中,先后发生了两次由表示文章本体(“体”)到表示语言形式符号(“用”)的语义转化。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语言形式”为实质内涵的日本近代文体观被引入中国,契合了同样以语言变革为主要目标的中国现代文学改良运动的整体文化情势。受日本近代文体观与西方文类学(Genology)、语体学(Stylistics)的双重影响,中国现代学界一方面将传统文类之“体”理解为文学作品的一般形式,同时又继续以“文体”译Style,表示文章中与思想情感相对的具体语言形式。就对应于西方Style的“文体”概念(具有不同特征的语言形式)而言,其内涵的分阶段呈现集中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不同发展阶段的诉求。在白话文学草创阶段,人们更关心文体表达思想情感的基本功能,因此突出其“语言形式”这层内涵。当现代文学渐臻成熟,便进而要求文体在表情达意的基础上还应表现作家的个性特征,因此“文体”概念的另一层内涵,即通过“语言形式”所表现的“作者个性特征”,得到作家和批评家的自觉关注。认识中国现代文体观的这一内在转变,可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开启新的思路。

体制改造、认识转换与工会的再定位--一九五六年天津私营工业改造的历史实践及其精神意涵

1956年中国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快速而又顺利,随后也出现了一系列需要进一步解决的组织、物质与精神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与“企业的改造”和“人的改造”相互作用所形构的结构性矛盾密切相关。从1956年天津私营工业的改造来看,那些看似经由合营实践解决的资本家问题,实际上以公私双方的紧张关系重新显现,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公私共事关系的失度,更关涉合营过程中工会的再定位所引发的工人身心状态的结构性转换。与此相应,1956年工资改革背后包含的物质奖励诉求,也在很大程度上促动了一种结构性的深度变化。

中国的回信--阅读海外华人作家的故事

在有关海外华裔族群研究和离散研究中,中国性这一概念正在经受着细致的考察和检视。有学者建议将"中国性"看成是"不同个体和群体与由全球资本主义及相伴随的各种现代性产生出的力量和进程间形成的种种关系"。在这样的考虑下,诸如中国文化之类的词语就必须被当成是一连串的话语比喻,它们"是被其他文化术语持续而反复地形塑出来的";这些词语"不仅仅是在解释何为中国身份",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所谓的中国身份及对应的跨国实践,因此就有必要予以解构和研究。"我非常赞同他们的主张,即不能将中国看成是"一个总是具有优先性的本体论或认识论位置",相反我们需要看到处于"灵活性状况下的海外华裔生存经验,这些经验总是面貌各异且不断变化的,并且反过来参与了对灵活性状况的重构"。我的这篇论文将沿着这一主张继续前进,目的在于通过对海外华人故事的讨论发掘出中国跨国主义中尚未被触及的一些问题。

李建军的路遥与文学诸问题——理解《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的几个关键词

小引李建军是擅长写大书的文学批评家。2016年他推出《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479页,39万字。2018年他出版《重估俄苏文学》,已是1067页,83.6万字。2022年,《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1)又与读者见面,此书虽不足千页(972页),但排版字数已是86万字。如此出书速度,如此成书规模,会对我们这些也写过几本书的人构成不大不小的刺激,也会让我们在羡慕嫉妒恨之余油然而生比学赶超的豪情。

严肃文学的生产秘密——《平凡的世界》的定位问题及其相关解读之一

在笔者对路遥与其《平凡的世界》的长期关注中,究竟如何为这部小说定位,亦即它究竟是一部怎样的文学作品,并没有在学界获得有效解决。从雅俗二分法的角度看,如果说它是高雅之作,为什么有那么多普通读者对它情有独钟而不少专家学者却对它不屑一顾?如果说它是通俗小说,又该如何把它与一般的通俗文学作品区分开来?这一问题其实也让我深感困惑,而解决困惑的办法是打破雅俗之间的二元对立,在严肃文学与大众文化之间确认这部作品的价值与意义。

作为粉丝的批评家——论邵燕君的文学批评

在网络文学的生产中,粉丝无疑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粉丝的消费(如订阅、追更、打赏、评论等)直接刺激着网络作家的生产,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时甚至会酿成不大不小的事件。例如,2013年,一位狂热的铁杆粉丝竟然豪放地为自己的偶像作者送上1亿纵横币(折合人民币100万元)的“打赏”,创下了网络文学界有史以来粉丝“打赏”作者的最高纪录①。于是人们惊呼网络文学狂热粉丝背后的巨大商机,粉丝经济也成为网络文学生产与消费中的热门话题。粉丝现象与粉丝经济无疑是值得分析的.

论作为农耕美学之典范的青花瓷

青花瓷是典型的中国符号,是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分析的中国标本。它是古老的"抟黄土"和"炼五石"神话的工艺演变结果。它的物质形态是对恒久而不易改变的自然物的模仿,是泥土经过抟捏、造型、煅烧之后形成的特殊固化物。青花瓷以烧制彻底清除了泥土的生长性,又以其独特的透明釉和釉下彩及图案的美学样式含蕴着农耕民族的自然观与生命意识;其对材料纯度的极致追求,也体现出传统社会中具有超越性的道德理想。青花瓷的纯功能(接纳、盛装、收藏)被逐渐边缘化,同时也导致其附加功能(美学功能和象征功能)日益趋向边缘化,并呈现出某种暧昧的价值。在这一由盛而衰的历史表象背后,表征着农耕时代走向终结的历史宿命。

“新的抒情”与现代主义——重识穆旦的新诗写作

1939年前后,穆旦的写作发生了一次明显的由"青春期"向"后青春期"的转变。这一转变并不像一般研究者判断的那样,是由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浪漫主义仍然存在于穆旦的写作中。穆旦提倡的"新的抒情",在客观上并没有像他设想的那样很好地综合了"理性"和"抒情"。穆旦以《赞美》为代表的一类诗,实际上只是浪漫主义的变体,而以《春》《森林之魅》为代表的一类作品,则更重"有理性"地抒情。穆旦并没有也无法在"知行合一"的意义上,将自己的文学表述熔铸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对诗的现代性认识,于40年代经过一个短时期的绽放后,在穆旦身上便不复存在。由于一个真正的"思想的主体"的缺席,以诗来真正表达一个时代的任务,其实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状态。

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档案内外的齐大卫

一我想写写齐大卫老师的想法已有些年头了。记得他刚刚去世时,我就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但终于还是压下了这个念头。从那时到现在,每年我都会想一想这个题目,却也只是想想而已。也许我一直在琢磨"怎么写"和"写什么",也许我是在寻找着写作的契机,总之,我迟迟没敢动笔。而且,"为何写"也让我心生困惑。齐老师是北师大中文系文艺学教研室的前辈,这可以成为我写他的理由之一。但他1996年就已离休,三年之后我才过来读博厮混,与他并无交集。

童庆炳先生的最后两课

2015年4月20日上午11时许,童庆炳老师打我电话说事,其中的一件事情是,他想在4月底5月初给硕、博士生做一次"文心讲座",话题叫作《文学研究与历史语境》,让我安排。当天我就了解一番文艺学专业研究生的上课情况,决定把讲座放到4月29日下午。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钱中文先生与童庆炳先生的友情

2018年5月,钱中文先生惠赠我大作两本,一是他的学术自传《文学的乡愁--钱中文自述》,二是《钱中文、祁志祥八十年代文艺美学通信》。读后者,我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原来祁志祥在他二十三岁那年(1981年)就喊着“敬爱的钱伯伯”给钱老师写信了,于是他得到了钱老师的回复和指教.

屠格涅夫的演讲《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与俄罗斯的堂吉诃德精神

本文对于俄罗斯堂吉诃德精神这一现象的研究充分表明,屠格涅夫的演讲《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使得塞万提斯创作的堂吉诃德这一形象成为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象征。在俄罗斯,堂吉诃德的形象被解读为是人类存在高等命运这一概念的体现,即能够以正义之名进行自我否定,行侠仗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