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消费文化面前文艺学何为?

文化成为消费品是现今文化发展的大趋势。大众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文化现象正在成为社会主流文化。面对这样的文化状况 ,传统的文艺学、美学不应依然恪守原来的固有领域 ,而应将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视为与纯文学具有同等地位的研究对象 ,对这种新的文化现象进行细致深入的剖析和评价 ,肯定其存在的合理性 ,批判其负面作用。这样做既能促进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 。

走向媒介文化研究

现代大众传媒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媒介文化已成为当代文化的新景观或新现实。在正面当下问题意识和借鉴西来学术的基础上 ,要把“媒介研究”提升为“文化研究” ,走向“媒介文化研究”。由此初步解析当下流行的“媒介文化”概念 ,探讨媒介文化作为新型生活方式的特点 。

文学的再现问题中的意识形态

文学与外部的现实世界构成了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从古希腊到当代一直是文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在围绕这个问题的各种话语中,在文学是否再现外部世界和什么文学是好文学这两个问题之间常常出现某种"短路"的现象,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混淆在一起,这种现象遮蔽了这些判断背后的意识形态。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文学被定义为再现,然而亚里士多德的再现之"再"(re-)其实是一个虚拟,因为诗人模仿的对象并非真正的现实世界。二十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文本理论试图彻底否定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德的模仿论,并且建立自足的文本世界,认为文本的参照物并非现实世界,而是文本本身。然而,在理论上的彻底性却使文本理论陷入逻辑上的悖论:如果文本理论的前提是正确的,文学无法再现现实,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批判现实主义,因为现实主义文学与所有的文本一样也与现实无关,这并不能构成排斥现实主义的理由。实际上,再现与否并非文学的本质,但是对再现问题的不同回答反映了对话语秩序的不同态度,从而在文学观上表现出不同的伦理和政治抉择。传统现实主义的再现实际上体现为对某种可理解和可接受的秩序的服从,虽然现实主义文学常常具有批判现实社会的意义,但是这种批判却完全依赖其背后的"宏观叙事",也就是说用一种话语秩序来对抗现存的秩序,而秩序本身则是永恒的。非再现的现代文学则常常是对秩序的颠覆,它要求取消任何可能对文本进行限制的意识形态,它所反对不是某个具体的秩序,而是秩序本身。

“传世的秘密”解析:试探文艺高峰的内在规定性

文艺作品为何能突破时空受到当代和后人的推重,历来是文艺研究领域的难题。本文从理论的角度,追究文艺作品在当时影响和历代传世的秘密,借以探讨文艺高峰的内在规定性。本文认为,传世的秘密即在直抵生活和人心,在于文艺作品以深沉内容和多重维度,时刻建构起其与各时代民众的、基于生活的联通和互动。从研究的角度而言,必须在艺术作品、社会生活和历史流变这三者之间建立真正的联系,方有可能形成对文艺传世高峰的内在规定性及其丰富内涵的真正把握。这些领域都有相当多的问题,需要当代研究者进一步地全面深入探讨。

《文心雕龙》文学通变论的意义建构与整体解读

《文心雕龙》"通变"论并非《周易》"通变"论在文论中的直接运用。在《周易》"通变"论中,"变"是天然合理的,"变"是"通"的条件,"通"是"变"的结果。但在刘勰看来,南朝以来的文学"新变"产生了太多的"爱奇"之风、"浮诡"之言和"淫丽"之辞,导致了"文体解散"的严重弊端,使文章之"变"成为需要反思和批判的现象。由此造成了刘勰文学"通变"论的独特思路和特殊内涵:其论述重点不是提倡和推动文章之"变",而是强调通过对源于经典的"有常之体"的"相因"来规范文章之"变",以克服"新变"之弊;其所说的"通"也主要不是指向文章之"变"的结果,而是指向文章之"变"的前提,即对传统"有常之体"的"会通"。刘勰将传统"通变"论置入《文心雕龙》"以正驭奇、以常驭变"的整体论文思路,创造性地重建了"通变"概念的意义结构和具体内涵,从而将《周易》"变而通之"意义上的一般"通变"论,转换成了《文心雕龙·通变》篇"会通—适变"意义上的文学"通变"论。

从“表达思想”到“表现个性”——中国现代文体观演变与现代文学的阶段性诉求

原指“文章整体存在”的古代汉语“文体”概念,在日本17世纪至近代的文化语境中,先后发生了两次由表示文章本体(“体”)到表示语言形式符号(“用”)的语义转化。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语言形式”为实质内涵的日本近代文体观被引入中国,契合了同样以语言变革为主要目标的中国现代文学改良运动的整体文化情势。受日本近代文体观与西方文类学(Genology)、语体学(Stylistics)的双重影响,中国现代学界一方面将传统文类之“体”理解为文学作品的一般形式,同时又继续以“文体”译Style,表示文章中与思想情感相对的具体语言形式。就对应于西方Style的“文体”概念(具有不同特征的语言形式)而言,其内涵的分阶段呈现集中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不同发展阶段的诉求。在白话文学草创阶段,人们更关心文体表达思想情感的基本功能,因此突出其“语言形式”这层内涵。当现代文学渐臻成熟,便进而要求文体在表情达意的基础上还应表现作家的个性特征,因此“文体”概念的另一层内涵,即通过“语言形式”所表现的“作者个性特征”,得到作家和批评家的自觉关注。认识中国现代文体观的这一内在转变,可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开启新的思路。

北宋士人的政治诉求及其文学映象

北宋士人由于特殊的社会境遇而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主人翁意识。由这种社会责任感与主人翁意识凝聚而成的强烈政治诉求,成为他们在各方面积极进取的强大心理动因。在话语建构方面,北宋士人有着极为突出的成绩,然考其原因,实可视为这种政治诉求之显现。在学术方面,"义理之学"、"心性之学"的勃兴,在文学方面,"以意为主"、"以理为主"的主张,以及"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均与这种强烈的政治诉求密切相关。

德里达的解构视野与马克思主义

自从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在国内出版以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争议。大家集中讨论的问题是:德里达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抑或是对马克思的歪曲或者幽灵化?较少有人把德里达的解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置于法国六八年五月风暴以后的左派整体思想运动的大背景中加以讨论。然而,只有在欧洲二十世纪末的思想史背景中,我们才能真正考察清楚德里达的解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既紧密又紧张的关系。他的解构一方面保持了对资本主义的持续批判,另一方面又由于无法提出替代性的社会前景,走向了与马克思不同的道路。

论发掘中国古代文论现代意义的可能途径

中国古代文论究竟是应该放入陈列室的古董,还是有待发掘的宝藏?如果说古代文学理论依然具有现代意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发现这种意义?我们当下的文学理论的确出现了危机:人们开始质疑其存在的合法性了。为了解决这一危机,我们必须树立重建文学理论的雄心。重建就需要新的理论资源,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容量巨大的中国古代文论话语资源。但在真正面对中国古代文论时,我们就必然遭遇如何处理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关系问题。于是,寻找中西文论之间的契合点就成为“重建”的前提性问题。20世纪以来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西方哲学传统与中国古代哲学之间的某种深刻的相通性或许可以给“中西对话”提供一种有效的视域。

先秦儒家人性论重释

先秦诸儒的人性理论被不断误解以致聚讼纷纭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对人性的定义各不相同,并且从属于道德建构的不同层面。先秦诸儒对道德根源的探索,经历了由天命到天生再到后天人为三次层面选择的演化;与之相应,作为道德建构的重要途径,他们对人性的定义也经历了从生来固有到价值取向、自足无待再回到生来固有的三次演化。对此,后学长期缺乏深解。至宋儒出,始能综合道德建构的各层面与人性诸义,创立新的性命理论体系。考察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在其新体系中对旧说的安置,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先秦人性诸说的理论效力与局限。

孔子的“言诗”与《毛诗序》的释诗

《论语》中载有孔子与弟子子夏关于《诗经》的对话,称赞子夏"可与言诗"。所谓"言诗",历来理解为对《诗经》义的讨论,从而把子夏言诗作为他通晓《诗经》之本义并写作《毛诗序》的证据。其实,孔子的"言诗"是"赋诗言志"的意思,它在春秋时代是从属于礼乐仪式的说话方法,与后来直接讲解《诗经》的《毛诗序》没有关系。孔子对于《诗经》的所有论述,都是围绕"赋诗"而展开的,而并没有阐释《诗经》之本义。战国以后,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由礼乐仪式转为经典,才产生了企图诸首解释《诗经》的《毛诗序》。但因为释《诗经》者仍未脱离上古以礼乐为治的时代所形成的隐喻思维模式,仍然用发微索隐的方式去理解《诗经》,故使《诗经》的本义长期被掩埋。

体制改造、认识转换与工会的再定位--一九五六年天津私营工业改造的历史实践及其精神意涵

1956年中国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快速而又顺利,随后也出现了一系列需要进一步解决的组织、物质与精神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与“企业的改造”和“人的改造”相互作用所形构的结构性矛盾密切相关。从1956年天津私营工业的改造来看,那些看似经由合营实践解决的资本家问题,实际上以公私双方的紧张关系重新显现,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公私共事关系的失度,更关涉合营过程中工会的再定位所引发的工人身心状态的结构性转换。与此相应,1956年工资改革背后包含的物质奖励诉求,也在很大程度上促动了一种结构性的深度变化。

中国的回信--阅读海外华人作家的故事

在有关海外华裔族群研究和离散研究中,中国性这一概念正在经受着细致的考察和检视。有学者建议将"中国性"看成是"不同个体和群体与由全球资本主义及相伴随的各种现代性产生出的力量和进程间形成的种种关系"。在这样的考虑下,诸如中国文化之类的词语就必须被当成是一连串的话语比喻,它们"是被其他文化术语持续而反复地形塑出来的";这些词语"不仅仅是在解释何为中国身份",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所谓的中国身份及对应的跨国实践,因此就有必要予以解构和研究。"我非常赞同他们的主张,即不能将中国看成是"一个总是具有优先性的本体论或认识论位置",相反我们需要看到处于"灵活性状况下的海外华裔生存经验,这些经验总是面貌各异且不断变化的,并且反过来参与了对灵活性状况的重构"。我的这篇论文将沿着这一主张继续前进,目的在于通过对海外华人故事的讨论发掘出中国跨国主义中尚未被触及的一些问题。

李建军的路遥与文学诸问题——理解《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的几个关键词

小引李建军是擅长写大书的文学批评家。2016年他推出《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479页,39万字。2018年他出版《重估俄苏文学》,已是1067页,83.6万字。2022年,《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1)又与读者见面,此书虽不足千页(972页),但排版字数已是86万字。如此出书速度,如此成书规模,会对我们这些也写过几本书的人构成不大不小的刺激,也会让我们在羡慕嫉妒恨之余油然而生比学赶超的豪情。

Deux types de texte. Distinction entre texte-objet et texte-pratique

作品和文本在文学话语中,曾经是普通的术语,文本指的文学的语言现象,而作品则体现了美学和创造价值。自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西方文学批评话语中,文本开始逐渐成为一个核心的概念,而作品的概念则受到冲击,尤其是先锋文艺理论中,文本与作品水火不容,文本概念取代了过去的作品概念。文本概念从一个指示现象的概念到成为一个本质性的概念,并且占据一个核心的位置。本章节定义了对象文本(texte-objet)和实践文本(texte-pratique),分析了结构主义文本和后结构主义对文本概念的使用之间的异同,从而更清楚地指出后者在文本这个概念上的继承和变化。

庄子、郭象与东晋名士的生死观

人生的珍贵与单向性,使得生命与生死观念的问题具有恒久弥新的探索价值,也成为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的基点。以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中较为典型的美学精神为基础,以选定的典型个案——东晋名士为对象,结合庄子与郭象的生死观,对此展开较为细致的研究分析。

存在之维:时间性视角下的接受理论与知音论

接受理论和知音论都将读者和文本的意义相联系,都强调通过文本的作用产生古今对话。但是很明显接受理论和知音论在时间维度的表现又是不同的。从读者角度来看,接受美学是通过共时性而产生作品新的意义,而知音论却呈现出历时性特点,以当下为起点寻求作者原意。而从文本意义的角度,接受理论中文本意义的累积是靠历时性不断积累的,而知音论中文本的意义却是作者创作完成后就已经产生并固定下来的。本文试图通过对此二者呈现出的两条不同的时间线索,探究这两种同样从读者认知出发的理论所具有的不同时间性特征,顺从时间性的角度反观接受美学和知音论中的主体间性与主体性,对这两个理论的存在中所涉及的时间性进行进一步讨论。

低调抒情的漫游之歌——陈太胜的诗歌写作简论

陈太胜是当代一位颇为矜持而自制的抒情诗人。他的诗中有一种寻求精神还乡的强烈羁旅意识。旅行、风景,以及因此的经验(动词)和观看,为其25岁之后的诗歌写作敞开了新鲜而广阔的空间。其语言节制、平静却充满悖论,呈现出了一种"非个人化"的文体特征,并因此展示出了他自在而自为地面对世界与自我持守的人生态度。

中文电影研究的四种范式

近二十年来，英文学界对中文电影（Chinesecinema）的关注日益增加，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之一大概可以说是对这一研究领域本身展开了自我反思。即使是在处理那些较为明显的被认为属于中文电影的作品时，也必须要思考那些看似不言自明的假设或前提。相关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地提出以下问题，并致力于对它们做出合理的解答：中文电影作为研究对象应该是由哪些部分构成的？这一研究的范围和边界又分别是什么？而哪些合适的理论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可以被应用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之中？

何谓世界文学?

"世界文学"从来没有一个确切定义或内容精准的界说;换言之,没有一种说法获得普遍认同,人称世界文学"难题"。在全球化的今天,它又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成为新近关于"全球文学"国际论争的焦点之一,讨论还在延续。论说"世界文学"概念,总要追溯至歌德,他无疑对这个概念的确立和流传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不管是造词还是概念,不能如许多学者习以为常的那样,只从歌德说起;并且,认为歌德是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的世界主义者,也不符合事实。一方面,他的世界文学思考被当做理论,从而被过分拔高。另一方面,人们开始诘问,这个"歌德概念"究竟指什么?人们能用它做什么?当今与"世界文学"概念颉颃的"全球文学"或"世界的文学",虽然也关乎"经典性",却是不同的追求和文学实践,很难再用惯常的范畴来归纳。新的想象和认识,还处在概念化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