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诗学:开端、意图与方法——赵勇教授访谈录

批判诗学的早期开端也许可以追溯到《介入偏离与阅读倾斜》,因为此文隐含着20世纪80年代的某种问题意识。而所谓介入,自然是来自于萨特。在“后理论”时代,当越来越多的作家、学者具有了某种“后知识分子”的特征时,把萨特的介入拿过来就更具有某种现实意义。至于批判诗学形成的原因,其一是现实层面,其二在学理层面。前者意味着要直面中国当下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现状,进而尽可能解决其批判精神不断流失的问题。后者则涉及文化诗学,是对童庆炳先生文艺理论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受阿多诺、伽达默尔和巴赫金等人的理论启发,可以把“亦此亦彼”“二律背反”“间性思维”等看成是批判诗学的方法或路径。而既要向阿多诺学习,又要向萨特取经;既要有理论深度,又要能通俗易懂,大概是批判诗学的批评实践的基本构想和努力目标。

《沧浪诗话》诗歌体制论的误读与辩正

“体制”是严羽诗论的核心概念,但因习焉不察的割裂与混淆,其确切内涵与本来面目未能完整呈现,也妨碍了对严羽诗论体系及诗学思想的整体理解。藉由文本精析与逻辑归纳相结合,可知《沧浪诗话》中“体制”概念指向诗歌作品完整而具体的本体存在,这一基本内涵不因其《诗体》中辨体角度不同而互异。诗之“体制”不仅包含“词理意兴”等基本要素,且以“格力”“兴趣”“气象”“音节”等为之“用”,以更充分表现诗体的内在品质和艺术力量。其中“格力”以诗意为本,是诗中整体思想情感所表现的精神力量;“兴趣”以诗情为本,是诗体所表达的自然感发、含蓄蕴藉的情致和意趣;“气象”以诗象为本,是诗体所呈现的自然雄浑的整体艺术形象;“音节”以诗语为本,是诗体中充分韵律化、表意化的艺术语言。着眼于贯通式诗歌体制观,可对《沧浪诗话》的概念关系和整体结构获得更切近实际、更切合语境的理解。

“伤痕文学”的三种体验类型

“伤痕文学”有三种体验类型 :惊羡型文本在“伤痕”袒露中想象令人乐观的生活图景或远景 ;感愤型文本强化“伤痕”的现在持续绵延景观及其难解症结并灌注进个人的感愤或感伤 ;回瞥型文本在掀开旧伤记忆的同时不忘回瞥过去的温馨。社会修辞能量在这三类文本中依次递减 ,即惊羡型文本的社会修辞能量最大 ,其次是感愤型文本 ,最弱的是回瞥型文本。而从文学的审美价值维度看 ,这三类文本的价值却相反依次递增。审美价值最高的是以审美回忆为主导的充满流兴的回瞥型文本。文学的社会力量实际上不简单决定于政治或审美要素的单方面作用 ,而是取决于多重要素的复杂的合力作用。在特定的分类文本中 ,这些多重要素可能彼此错位而无法完满协调。

典型示范及其他——红色文艺经典的修辞美学思考

红色文艺经典的修辞美学是红色文艺经典在艺术媒介技巧、艺术形式风格、艺术形象塑造和艺术情感思想等修辞方式上所体现的美学特征,如典型示范、转型再生、破旧立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等。应当将红色文艺经典纳入中国自己的文艺经典传统链条、并且参照世界文艺经典去衡量,使之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化成就精华的一部分。它既留下宝贵的修辞美学经验,也同时铭刻下一系列沉重的教训。今天的主题文艺创作要想成为新的文艺经典乃至文艺高峰,需要鼓励长远眼光的创作态度和个性化创造精神。

当代中国文艺评论的跨性品格

文艺评论在当代中国虽然已成为一个规范性行业,但又面临制度归属的悖逆。它取代文艺批评而成为文艺工作的规范性词语及当代中国公共政治话语圈的规范化行业概念,走上一条与改革开放以来文艺美分科话语圈的学科细分有所不同的道路。当代中国文艺评论是以艺术品公共价值的阐释和评价为中心的跨界别、跨行业、跨门类和跨学科的公共文化艺术行业,即具备跨性品格的行业。它可以在文学艺术圈、文化艺术传媒经济圈、文艺美分科话语圈和公共政治话语圈等四个话语圈之间起到串联作用,处在当代中国艺术公共领域构建的核心地带,显示当代中国文化公共领域的独特本土修辞习性,还有着依存性与自主性相交融的双重特质,堪称新兴艺术形象世界与文化传统世界之间赖以串联的使者。

通向有朝气和锐气的文艺评论

有朝气和锐气的文艺评论应当是怎样的?这是当前文艺评论界和相关社会领域正在关心和探讨的问题。想想确有道理:拥有朝气和锐气,文艺评论才能在文艺界鼓荡起新气象、展现出锐利的锋芒,切身担负起“批评”的职责。而假如缺乏朝气和锐气,文艺评论就无法发扬自身的“批评精神”,无法承担起“褒优贬劣”“激浊扬清”等使命,从而无法完成既定使命了。

“文艺评论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专题笔谈

2021年7月15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在京召开"文艺评论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夏潮主持会议,仲呈祥、王一川、于平、张德祥、茅慧、范玉刚、金浩、宗娅琮、毕志飞、白靖利等文艺评论界代表出席研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徐粤春传达中国文联相关通知精神,在京的中国评协各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唐宏峰、戴清、甄齐、胡建礼,新文艺群体评论工作者委员会委员马薪蕊、王进玉、刘妍、孙倩、刘旭东、刘远江、陈裕亮,"文艺评论两新"代表李伟锋、董江波等参加了会议,中国评协主席团成员尹力、尹鸿、叶青、向云驹、李明泉、李树峰、汪涌豪、周海宏、傅谨、傅道彬提交了书面学习体会。本期刊发部分与会者发言,以飨读者。

心性现实主义的主体间性构型——以近十年中国电视剧人物性格塑造为例

从近十年中国电视剧的创作可以看出,外来现实主义同中国古典心性论传统之间产生了心性现实主义这一新趋势,其突出表现在于主体间性构型。心性现实主义在当前电视剧作品中出现如下几种主体间性构型模式:愚而智式主体、散而聚式主体、识而行式主体、异而同式主体、创而让式主体、变而安式主体、过而改式主体和融通式主体。这些模式的共存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景观具有重要的审美认识价值,可以用来应对当前流动型社会中主体生存方式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可得见中国电视剧创作在反映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同时需要看到其理想主义色调偏浓而其现实性和反思性偏弱。

艺术史学实证型方法的回顾与新探

艺术史学实证型方法是运用可靠的艺术史证据去寻求实证效果的研究方法,包括史料学、文献学、考古学和数据学等,在艺术史学研究方法中具有基础性地位。艺术史史料学方法是依据艺术史史料而进行艺术史研究的手段,艺术史文献学方法运用相关文献知识去证明或支撑某种新认知,艺术史考古学方法意味着依据田野考古工作真实遗迹和遗物而研究其与艺术品的关联性,艺术史数据学方法是运用定量分析、电子计算机数据统计或大数据等去获取确切的数量依据并得出结论的研究手段;坚持“实证”和“实证精神”是艺术史学实证型研究方法的基本原则。通向未来的艺术史学实证型方法应当力求言之有据、言之有信、言之有通、言之有识和言而自反。

从《无极》看中国电影与文化的悖逆

《无极》讲述发生在远古人神未分时代东方民族的有关权力、爱情、忠诚和命运的故事,似要借此说明发生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各民族生活中的同类故事有着远为久远的原始神话根源;同理,曾经在远古东方和西方活跃着的神灵并没有轻易消逝,而是作为原型存在于当今人们生活的深层。影片明显地要同时兼顾东西方观众的观影趣味,让东西方观众借助电影语言桥梁而对对方获得一种跨民族与跨文化的理解。从陈凯歌经历的本土文化寻根到本土文化寻根质疑再到新的全球化文化寻根,可以看到当前中国大陆电影界的一条清晰的演变线索:中国或东方神话传统已经从高雅艺术殿堂流落到“全球都市”的大庭广众中,被主流导演们有意识地用作谋取全球电影市场成功的一种文化制胜法宝。《无极》的值得关注在于它以更加投入、激进而又更趋完整的方式加入到东方奇观的制作潮中,直到剥露出当前中国影坛的新的悖逆境遇:形式的视觉凸现性与其意义的空洞、审美趣味的全球同质化与异质化、电影观看与电影观赏、基于文学原著的改编型制作与抛弃文学原著的编造型之间的悖逆。这些悖逆是电影界内部、电影界与观众群体、电影观众内部以及更广泛的中国文化界的一系列更深的悖逆的显示。

精神创伤及其叙事

精神创伤是在经历了创伤性事件后形成的破坏性的情感效应。创伤性事件包括自然灾害、技术灾害和社会灾害。社会灾害导致的精神创伤最具杀伤力。精神创伤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异常重要,甚至人和社会的性质都要以精神创伤来界定和解释。在这方面,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最具代表性:她经历的创伤性事件最为惨痛,由此导致的精神创伤也最为深重。虽然她非常坚强,但最后还是被无情吞噬。这强化了小说的悲剧色彩,彰显了鲁迅的深刻。相形之下,题材大致相似的其他一些作品均黯然失色。总之,创伤叙事是人在遭遇现实困厄和精神磨难后的真诚的心灵告白。从这个意义说,创伤叙事是对创伤的抚慰和治疗。

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下)

本文尝试探讨中国现代性的特征,认为中国现代性应当有属于自身的独特标志即特征,这构成中国现代学的焦点性问题之一。陈独秀对“近代文明之特征”的思考及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有关“现代性”的“动力品质”的分析值得借鉴。中国现代性具有五个显著特征:(1)地球模式的引进表明中国人的宇宙模式发生巨变:从“天地之中”转到地球之一国;(2)民族协同观的生成显示了中华民族与地球上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从上等民族到世界多民族之一员;(3)制度转型论的实施显示中国从古典文化帝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并建立起相应的社会制度;(4)道器互动说体现了生活价值层级的改变:从以道制器到道与器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作用;(5)人权说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人的个体人生体验发生改变:从帝国臣民到国家公民,以及随之而来的多重选择的困窘。

特色文论与兴辞诗学

与其他文学学科相比,文艺学是新时期以来变化最大、也最不稳定的学科,其生存的合法性危机也常被提及,这导致新世纪文艺学建设成为一个充满挑战性的话题。为此,笔者邀请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的文艺学专家就这一问题发表看法。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指出新世纪中国文艺学建设与发展的关键,应是紧密结合中国文化、文学发展的现实语境,着力思考“中国”问题。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从当代中国文论流派创新的角度,认为回归文论的原创性,着重流派创新,是走出文艺学所遭困境的必由之路。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从特色文论与兴辞诗学的建构出发,不追求通常意义上可与批评脱钩的普遍有效理论,明确提出建立以具体批评方式呈现出来的兴辞诗学理论。笔者则认为,以本质主义为方法论的经典文艺学,在接纳反本质主义方法论时,不应以维特根斯坦为标竿,而要回到波普尔的理论原点;应当面对古代文论研究进行扩容。这些讨论提出了文艺学今后发展的一些思路和可能的建设方案,或有助于引起大家的进一步思考。

外国文论在中国六十年(1949—2009)

本文考察外国文论在中国六十年历程,可以从中见出四次转向:政治论范式主导、审美论范式主导、符号论范式主导和跨学科范式主导。每次转向的动力都来自特定国家政治与文化语境的具体需要。承认外国文论在中国的影响,不能简单推导出中国现代文论完全是外国文论的复制品的轻率结论。并非影响决定利用,而是利用规范影响。本土文论对外国文论的利用方式将直接规范这种外国文论的影响方式及其影响力。任何外来影响总会受到本土文化的抵抗和变形,这正意味着中国现代文论自主地吸纳外来资源并建构自身自主品格的特定方式。目前中国现代文论的任务在于如何在中外对话中努力探寻和建构属于中国现代文论的民族的与自主的品格。

中国艺术史学科的可能性、路径及艺术史学

中国艺术史学科虽然自成立以来就遭受质疑,但也不难予以合理的回应:西方的艺术史正在从艺术门类史而变得越来越具有艺术门类综合性和文化多元性;中国自身的文化、学术及艺术传统本身则具有艺术史书写的动力。中国艺术史学科的可能性来自于两方面:艺术史学科制度建立本身,中国式门类艺术汇通及古今学术汇通传统。艺术史学科路径可以有门类艺术史、宽视角门类艺术史、观念艺术史、比较艺术史、跨门类综合艺术史等。对艺术史学科路径的反思可能引导出艺术史学--对艺术史研究方法或路径的反思。中国艺术史学科可以由三个分支构成:艺术通史,跨门类、跨媒介或跨学科的艺术史,艺术史学。

主题电影类型化新趋势与电影高峰之路

主题电影创作成功的关键在于主题观念能在影像形式系统中获得完满的艺术表达,这就需要妥善处理观念与影像之间的关系。1987年以来的主题电影创作历程体现出三个时段的演进:观念高于影像时段、观念入于影像时段、观念化于影像时段。其间呈现出一种共通选择:主题电影创作的类型化,即为特定主导观念表达寻求对应的类型片范式。2019年度中国主题电影创作的新趋势是多样化类型片路径,有群星贺节片、灾难片、冒险片、传记历史片、音乐歌舞片等。它们共同表明中国式类型片路径可以通向成功。面向未来电影高峰攀登的中国主题电影创作,需冷静审视自身得失并制订合理对策:一是继续类型化路径并实施多类型并举策略,二是类型片元素不宜过多或过杂以免喧宾夺主,三是其效益不宜完全由票房去衡量,四是把好质量关并实行更严格的筛选及准入制度。

现代中国的杂糅半觉式典型——论话剧《活动变人形》中的人物形象

话剧《活动变人形》呈现了一组中国现代话剧舞台上从未有过而意义重要的中西方跨文化典型形象。多重灵动场景装置以及在舞台边缘处为倪藻设置的双重叙述者位置,便于观众对倪吾诚的现代知识分子跨文化旅行产生距离感与疼痛感相交融的多味体验。下跪仪式宣告倪吾诚家族生活改革举措遭遇挫败。倪吾诚、姜静宜和姜静珍共同构成一组杂糅半觉式跨文化典型。倪吾诚属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一位半知半觉式典型,存在崇西贬中症、原因误认症和知行分离症等特征。其典型性格生成的原因有经济原因,真正深层而致命的原因在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原始体验情结"原忧"的作用力。该剧透过倪藻的理性反思让观众想象跨文化旅行的新未来。倪吾诚作为杂糅半觉式跨文化典型,应当是现代中国典型人物画廊里一个无可替代而寓意深远、可与前辈典型相媲美的独特艺术典型。

廿载“文心”归“雕龙”——《〈文心雕龙〉三十说》读后

在10卷本《童庆炳文集》中，《〈文心雕龙〉三十说》也许是童老师最费心血的一卷。作为一部“龙学”专著，其撰写的时间跨度在童老师所有著作中应该是最长的。从1994年秋童老师给他当年的博士新生开讲《文心雕龙》，到2007年童老师最后一次给博士研究生讲这门课，历时14年之久，一共讲了12遍。这卷文集中的大部分论文就是伴随着这门课程的持续开展而不断撰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