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与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的发展完善

《刑事诉讼法》对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与引领作用,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具有与刑事诉讼紧密捆绑的阶段性特征。更好地调整《刑事诉讼法》与未成年人司法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推动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应当作为《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中涉未成年人部分修改的基本立场,并处理好两个整体性问题。一是通过吸收未成年人专门法律的普适性内容、根据其他涉未法律的新规定新增或调整专章规定、为其他法律中新增的涉未制度提供程序支撑和吸收已有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的合理内容,来有效对接其他涉未法律规范。二是通过减少刑事诉讼整体框架和普通程序对涉未特别程序的限制,明确与成年人案件规定的梯级递进关系,来处理好与普通程序的关系。本次修改还应当整体增补与未成年被害人相关的规定,对转处制度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进行体系化与优化,并明确低龄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程序的基本设置。

论未成年人保护处分与刑事司法的适用关系——基于需罚性与刑法补充性的本土模式构建

2020年修订后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处分与刑事司法在适用上产生了广泛重叠,这些问题有待厘清。将需罚性理论与刑法补充性理论相结合可以发现,刑罚必要性的判断与前置法的作用效果息息相关。保护处分作为前置法规定的处遇制度应当得到优先适用,以最大化地消解罪错未成年人的刑罚必要性,保持刑事司法的最小程度介入。应当利用现有制度空间探索保护处分优先适用的本土模式:首先在刑事司法程序中拓展保护处分措施的适用,继而强化罪错未成年人的转处机制,再逐步提高保护处分的教育矫治功能,最终确立保护处分的优先适用地位,为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构建奠定基础。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的响应处置机制:域外经验与完善路径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广泛确立,一些国家和地区亦已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报告后响应处置机制。我国自2020年正式确立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后,实践中暴露出响应处置方面的不少问题。域外的制度和实践可以为完善我国强制报告制度响应处置机制提供启示,即按照“线索接收—初步核实与筛选—进一步评估与分级分类处理—综合评估与服务安置—案件跟踪与监督”的步骤对报告的线索进行响应处置,以及时介入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并提供有效保护。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的基本思路和重点内容

少年儿童是人类的未来,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此次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遵循了科学的修改思路,切实回应了社会广泛关注的现实问题,合理吸收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工作经验,充分体现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实质精神,较好地协调了与其他部门法律的关系,适度增强了法律的刚性和可操作性。作为未成年人保护领域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律,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确立了未成年人保护的基本原则,构建了完整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完善了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措施,健全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体系,完善、充实了未成年人保障工作体系。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核准追诉问题研究

《刑法》第17条第3款在严格限定条件的情况下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了下调,为处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危害案件提供了新途径。在实体上,情节恶劣需要根据案件情况进行全面评价,综合考量其犯罪的动机、目的、手段、过程、后果、犯罪中的作用、对象、案发原因、场所、时间、犯罪后表现等情况,以及其犯罪行为是否冲击社会基本价值观,挑战社会人伦底线等因素,予以判断。在程序要件上,第17条第3款中的核准追诉指的是核准启动刑事追诉程序,与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继续追诉时效不同。“核准追诉”的实质,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该案的走向是作为刑事案件还是保护处分案件,其法律性质为先议制度。在具体程序上,核准追诉应当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受理并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之前,证据收集方式应当根据案发后是否发现行为人而有所区分,对于行为人是低龄未成年人的,可以采取相应的调查和任意侦查措施,并可以根据情况采取一定的强制性管束措施。

社会支持、压迫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

建立在社会支持理论和压迫理论基础上的差别社会支持和压迫理论,从持续性社会支持、无常性社会支持、持续性压迫和无常性压迫四个维度分析了不同的社会政策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的影响,并主张好的刑事司法和犯罪矫正政策应当是在降低压迫的同时提高社会支持。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尚处在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的笼罩之下,社会支持的不足导致法律规定的社会调查、附条件不起诉、合适成年人等制度难以在实践中得到良好的贯彻实施。欲在我国建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社会支持机制,以促使涉罪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有效预防涉罪未成年人再犯罪,应注意识别社会支持与压迫的界分,并在此基础上区分持续性社会支持与无常性社会支持、持续性压迫与无常性压迫,理顺持续性社会支持与持续性压迫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关系,警惕无常性社会支持和无常性压迫对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危害性。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定罪中运用被告人品格证据之思考——以U.S.v.LeMay案为例的分析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确立了被告人品格证据不得作为定罪根据的原则,同时第414条规定了性侵儿童案件中被告人先前类似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作为定罪根据的例外。U.S.v.LeMay案的审理过程与裁判说理论证了《联邦证据规则》第414条的合宪性并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呈现了如何在个案中权衡品格证据的证明价值与被告人所享有的公平审判权,分析了如何认定先前行为与被指控行为的关联性。我国司法实践中办理猥亵等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往往面临证据短缺的困境,可借鉴美国规定与判例,确立被告人先前类似行为在定罪中的可采性,明确引入品格证据的一系列条件,并设立相应的程序保障。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核准追诉“情节恶劣”要件的思考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刑事责任年龄个别下调至十二周岁,并确立了三个实体法上的要件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程序。其中"情节恶劣"要件的规定最为笼统,同时又可能是划定和严格控制追究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范围的关键所在。我国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转为死刑立即执行所要求的情节恶劣标准、故意杀人案件中"情节恶劣"认定的实践状况和美国少年司法制度中少年法院放弃管辖的标准,可以为探讨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核准追诉中情节恶劣要件提供有益的比较与参照,并通过参照得出整体性、方向性的初步结论。在对情节恶劣要件进行把握时必须赋予充分的裁量权,并应当通过程序、专业和标志性的案例对裁量权进行限制,同时还必须遵循未成年人司法的基本要求。

进一步细化落实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体系

一、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的必要性大量研究和实际案例表明,未成年人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前,多有不良行为或违法行为,而且其早期不良行为或违法行为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干预是造成之后实施更为严重的犯罪行为危害社会的重要原因。对云南、四川、广东和山东四地399名未成年人服刑人员的问卷调查显示,在382个有效数据中,有372名未成年犯在入所服刑前具有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占97.38%。对于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学校和家庭采取应对措施的有317例,其中简单批评教育的267例,劝退50例,缺乏有效和专业的干预;有警察介入有169例,但绝大多数都是简单批评教育甚至没有批评教育、通知家长带回或直接放走。另外,从媒体报道的极端个案来看,各地发生并引发公众关注的未成年人杀人等案件,通常在实施严重暴力犯罪行为之前都已经有不良行为或违法行为,且没有得到及时有效干预。例如,根据媒体报道,大连杀害10岁女童的13岁男孩在之前就已经有观看淫秽录像和跟踪女邻居的情况。来自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的研究则发现,大脑中进行决策和情绪管理活动的大脑分区在青少年时期尚未发育成熟,青少年大脑可塑性较强,会受到来自成长环境和经历的积极或者消极影响。与成年人相比,在青少年时期采取有效干预措施会取得较好的矫治效果。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评价与实施问题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整体上取得明显进步并具有重大价值,但与修订预期仍有差距。本次修订对罪错行为分级干预体系进行了初步建构,但与分级干预的体系性要求仍有距离,应继续关注是否需要对严重不良行为和不予刑事处罚行为进一步细化分级以及如何区分专门教育与专门矫治教育的问题。在强化专门教育方面,实施中可能存在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如何履行个案评估职责、教育行政部门与公安机关如何"会同决定"、专门教育如何发挥在分级干预体系中的辐射作用、招生对象如何避免混同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在制定有关专门教育和专门学校的具体办法时予以解决,并在实践中探索更适宜、更符合未成年人司法特殊性的具体操作办法。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措施研究——以非刑罚角度为切入点

在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数量不断上升的趋势之下,如何有效地降低犯罪率成为未成年人性权益保护的关键,鉴于该类犯罪的原因特殊和刑罚预防的功能有限,适时引入非刑罚预防措施有助于犯罪预防。我国应当改变当前"重刑轻防,重罚轻治"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防控模式,在借鉴域外有益经验并立足于我国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完善立法、整合未成年人保护部门的责任配置、引入再犯预防措施、加大对被害人的救济力度等方式,构建完善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体系。

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一站式询问检警关系探究

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办理存在特殊性,传统检警关系模式难以有效保护被害人权益,亦难以保证侦查取证的质量。检警一体化、侦诉协作、检察引导侦查等三种检警关系模式各有优劣。结合检警关系理论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双重功能来看,应在检察引导侦查模式下明确“提出要求”和“临场监督”等具体内容。这样才能更好实现保护性侵害未成年被害人与保证侦查取证质量两方面平衡。

论严重不良行为矫治和重新犯罪预防之间的空白与填补——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分级干预体系的缺陷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方向是成为"准未成年人司法法",核心任务在于构建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体系。分级干预的体系化要求对适用对象和行为进行界定并分类分级,构建性质不同、程度阶梯递进并能覆盖全部对象的措施体系以及在不同的干预措施之间形成一定的转化和互通途径。《修订草案》中缺乏对不予刑事处罚行为的专门规定和缺乏收容性质的机构化处遇措施,属于分级干预体系的重大缺陷,需要通过对收容教养制度的细化、调整并纳入分级干预体系予以填补。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法规范的理念更新与完善进路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法规范存在立法模式滞后、定罪特殊规定缺失、刑罚体系粗放和复权制度过简等问题,需要在理念更新的基础上寻找完善的进路,以加强对未成年人群体的特殊、优先的人权保障。在未成年人犯罪规律视角下,人的发展规律反映出未成年人犯罪的被决定性,年龄—犯罪曲线规律展现出未成年人犯罪的阶段性;在罪错未成年人处遇方面,刑法对未成年人的处理思路应从“小儿酌减”走向“儿童友好”,从社会防卫走向个体康复。基于理念更新,应当从四个方面对未成年人犯罪刑法规范加以完善:一是确立特殊规则拓宽出罪路径,二是通过行为人因素促进量刑轻缓化,三是增设特殊刑罚种类和刑罚执行方式以加强预防刑与教育刑,四是构建多层次的复权制度保障未成年犯罪人的复归与发展。

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中的公共利益

在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中,如何理解涉及未成年人的公共利益存在争议。由于公共利益概念的不确定性,对其范围界定需要借助价值补充方法,在具体场景中完成。在公益诉讼场景中,公共利益“不特定多数人利益说”的相对性和公益诉讼恢复性目的的松绑导向均不要求涉未公共利益范围的绝对化,为其在特定情形下的适度扩张提供了空间。在未成年人保护场景中,未成年人的弱势性与发展性使涉未公共利益有必要在内容与功能上有所扩张。内容扩张在一般公共利益之外拓展出针对特定未成年人群体的特殊公共利益,功能扩张在恢复型公益诉讼的基础上催生出增益型公益诉讼。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不仅要保护不特定未成年人的利益,还要在一定情形下保护特定未成年人群体的利益;不仅要恢复受到侵害的公共利益,还要促使社会向未成年人投入更多的福利。

数据赋能,让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更贴心

数据赋能,对未成年人进行司法保护,特别是综合司法保护,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发展最新趋势就是综合司法保护,这与传统的司法保护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包括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在内的所有司法职能综合在一起。对未成年人实施综合司法保护,也就意味着只要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都由一个部门来统一办理,这样在理念、原则、法律适用、方式方法上都能统一起来。

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的功能及推进

近年来,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大幅上升。强制报告制度的实践探索及立法确立,对于加强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及时惩治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意义重大。如何更好发挥该制度功能作用、抓实主体责任、发挥检察监督职能优势、完善制度衔接、提升运行实效,亟待深入研究。本刊特邀请专家学者对“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的功能及推进”进行探讨,敬请关注。

修订后未成年人保护法施行与未检工作

本次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相较原法在许多方面作出了细化、更新,相应地,检察机关的未检部门需要根据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开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根据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统筹协调机制、入职查询和从业限制以及法律监督职能的规定,未检工作在监督职能、工作重心、工作方式等方面都应作出相应转变。

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的体系性要求

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进行体系性的分级干预具有必要性,是实现教育矫治措施的相称性与有效性的要求的基础。体系化分级干预要求实现对适用对象和行为进行界定并分类分级,构建性质不同、递进衔接并能覆盖所有适用对象和行为的教育矫治措施体系,在不同的干预措施之间形成一定的转化和互通途径等体系性要求。为此,应当规定机构化处遇措施,并与半机构化处遇措施进行明确区分;充分关注专门学校和专门教育发展,将其作为分级干预体系的核心枢纽;在不同层级教育矫治措施内进行更为深入、细化的分级干预。

性侵男性未成年人犯罪研究

我国在性侵男性未成年人法律评价内容上存在着法律空白、法律集中评价与缺乏特殊保护及预防措施等相关问题,而性侵男性未成年人犯罪近年来在我国却呈现上升的趋势。借鉴域外有关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经验,本文对我国性侵男性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制提出了理想路径和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