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先生对新时期民俗学科的重大建树——兼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与民俗学科的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国家重点学科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合作创办"民俗学专栏"20年,形成一批特殊理论资源。它反映了钟敬文先生等我国高校人文社科大家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所取得的历史成就,记载了我国民俗学在高等教育学科化方面的理论体系、教育模式和发展步骤。经过30余年的建设,现在我国民俗学科已建立了高层专业教育、地方教育、民族教育和普及教育等不同格局,提出了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和民俗文化学与相关学科群互补发展,同时保持学科独立性的阐释框架。钟先生还曾提出民俗学进入社会主义现代文化体系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钟先生的后学对此加以继承、发展和探索实践,使民俗学科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也吸引了更多的国际关注。

北京城市用水的民俗学研究

研究北京城市用水民俗有明显的社会现实意义。北京城市水源的社会史集中体现了我国历来国家水治与民间水治的关系;全球化以来不断高涨的环保用水的国际思潮,又对北京的国际大都市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对回归北京国家水治和民间水治协调运转的历史传统有促进作用。从民俗学角度研究北京城市用水的特殊性还在于,有助于反思和开发利用北京城市水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北京用水与首都自然环境、首都城市发展史和首都未来社会形态的统一规划与整体建设,在我国现代城市化的进程中,保持首都城市可持续的文化存在的特殊价值。

清代至民国以来北京脱胎漆艺的技术民俗考察

现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重视对传统手工技艺的保护,但是传统手工工匠的行业知识同样不能忽略。北京脱胎漆艺就是这样一个个案。这种工艺知识在清宫造办处油漆作档案中,与其他漆艺一同被记载;民国时期在北京民间的油漆局得到传承;油漆工匠在工程空闲时用它调节行业生活、补给生活。从传统手工工匠的行业知识系统和行业民俗文化两方面考察这个个案,对当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俗文化建设有一定启示。

论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研究的互文性

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关系密切,主要体现在民间文学资源与儿童文学读本、儿童文学创作的关系方面。在现代学科发展史上,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与儿童文学研究都发端于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学科间互文共建的基础。虽然作为两个独立发展的学科具有学科分野,在现代学科发展的一定阶段阻碍了互文共建,即儿童文学学科重点关注作家文学作品,而民间文学学科重点关注中下层文学,在中国建设民间文艺学,贴近民众的生活和文化,成为民俗学研究的一部分。但是,从两学科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趋势看,儿童文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互文共建势在必行。一方面,儿童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研究者需有意识地加强两个学科的互文共建,共同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相互借鉴,共同促进跨文化对话,讲好中国故事,为提升文化软实力作出应有的贡献。

从抄配、借校到石印:徐乃昌刊印《说文解字韵谱》考

徐乃昌1925年自来青阁购得元种善堂本《说文解字韵谱》后,拟覆刻出版。徐乃昌请范兆经据《函海》本、李显本抄补缺叶缺字,又先后拟请黄侃、刘葆儒撰写校记,惜校记未能完成。最终,徐乃昌以自藏本《韵谱》为主要底本,又借瞿启甲所藏同版但较为晚印之《韵谱》配补缺叶,于1927年交鸿宝斋石印出版。徐乃昌的书籍出版,在《说文解字韵谱》之后,逐渐从雕版转向石印。梳理徐乃昌刊印《韵谱》的前后始末,也有助于推进对20世纪20年代沪上古籍出版情况的认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俗评估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保护民俗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又不能把这一工作简单地理解为从前民俗学所讨论的对象,而需要对以往许多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对象加以整合。这种评估系统也应该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知识框架,一个大体兼容多元保护目标的工作框架,以及能给政府和民间提供操作细则的实践方案。它的实践性决定它的生命力,这是它区别于以往民俗学之处。

流动代理人:北京旧城的寺庙与铺保(1917—1956)

在过去北京旧城寺庙研究中,大都假设有一个具有自我社会功能的中下层寺庙群,它们由政府系统和宗教系统管理,政府管理系统的变迁引起宗教管理系统的变迁,但这种研究忽略了寺僧本身的能动性。实际上,从对北京史志、民国寺庙档案、公私合营前铺保资料、寺庙碑刻和口述史的综合研究来看,寺僧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一批中下层寺庙中,寺僧与铺保相结合,利用城市流动人口与流动经济资源,保证了寺庙的生存,也支持了铺保经济。当然北京内外城的寺庙和铺保关系有不同层面的差异,但也有一定联系,对两者作比较研究,还能进一步深化对北京旧城社会史的认识,了解保护北京文化遗产的复杂性与特殊价值。

谈碑刻文献的语言文字学价值

碑刻文献时代性强、地域性强、保存持久,能够为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提供真实可靠、时地分明的语料和字 料,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语言文字学价值,在文字学、音韵学、词汇学、语法学等研究中都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北京端午礼俗与城市节日特性

北京作为元明以来的都城,传统节日形态完整,其中作为夏季重节的端午,其礼俗在北京有着生动表现。辽金元时期,端午节俗以国家拜天仪式为中心,同时又具有演武性质的射柳、击球竞技,是一种国家主导的节俗形态。明清以后北京的端午节强调的是家庭形态,家庭性节日民俗占居主导地位,节日日益世俗化,成为城市社会居民生活的节点。从北京端午节俗来看,城市节日有如下特征:城市节日习俗的仪式性明显;城市节日信仰氛围浓郁;城市节日娱乐功能突出。

章太炎黄侃先生的文字学研究

章黄在音韵学和训诂学上的成就有目共睹 ,相对而言 ,文字学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 ,至今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本文就章黄的文字学研究情况做了考察 ,从总体上讨论了章黄文字学研究中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一 )材料上以文献文字为正统 ,对出土文字持慎重态度 ;(二 )方法上以关系论为主导 ,归纳了汉字的属性关系、表达关系和演变关系 ;(三 )目标上以语言学为归宿 。

粮食民俗与粮食主权

在当代,研究中国的粮食民俗,建立适合中国地理环境、社会基础和风俗习惯的粮食生产、粮食消费和粮食管理模式,解释中国民俗在粮食问题上的地位,探讨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和全球化的冲击下,在从自由经济的农业社会向市场经济的工业社会转型时期保持粮农的民俗权利和人民饮食上的文化多样性的意义,并指出其中可继承的优秀民俗文化,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它有利于反思和发展本民族的传统自养模式,维护国家粮食主权,保护民俗文化遗产,建设节约型的和谐社会。

从释读的静态文字学到当代书写的动态文字学——论启功先生文字学的特点

汉字社会功能的实现是通过释读与书写来进行的。释读的汉字学是以写好的汉字为研究对象,是静态的汉字学,其研究很难开掘汉字发展的内在规律,难以解释汉字发展中出现的诸多现象。汉字书写功能的加强,导致许多异构字与异写字的出现,使许多汉字的构造理据不断丧失,又不断重组。我们应注意汉字的动态书写及研究汉字书写的动态文字学。动态文字学在当代形成并趋于完善,得力于启功先生,他补足了解释文字学的另一面,解释了释读文学学中许多知其已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现象。

明清家族共同体组织民俗论纲

明清时期是家族共同体组织成熟时期,丁口、家谱、祠堂、族产、家训族规等家族共同体的民俗要素与组织结构齐备,家族成员依照共同扶持的原则参与民俗活动。

石刻佛经文字研究与异体字整理问题

在北京房山云居寺石刻佛经字形的局部整理工作基础上,就其中较丰富的异体字现象,思考其贮存、整理和规范这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工具书应慎重选择异体字形;而为汉字研究提供材料的贮存则以字形的兼容为佳。“讹字”是规范角度的概念,在贮存、整理阶段不宜轻言讹误而忽视对汉字变异过程的思考。对异体字研究中应区别“异构”与“异写”,“同字”与“异字”;规范时在异写字(同字)中选择主形,在异构字(异字)中确定正字。异体字规范应逐渐从“并正”走向“惟一”。

论燕国文字中的所谓“都”当为“(袁阝)”(县)字

战国时代燕国文字里有一个被释作都的字,实际上应释作(袁阝)。它和晋系文字的(袁阝)相当,表示县的意思。该字的释读,为战国县制的研究提供了一份重要的原始资料。

北京鲁班庙的宗教管理与政府管理

鲁班庙是北京的中小寺庙,但却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它是民间宗教与手工技能结合的专业化寺庙,受到宗教组织、工匠公会和城市社会的共同管理。在北京这座历史名城中,它的信众群体创造了大量精美绝伦的皇家建筑和御用艺术品,也创造了大量的宗教物品和市民日用品,其中很多都成为北京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鲁班庙,可以增加对北京历史的了解。

论民俗保护区的方案及其构成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开展民俗保护工作,首先需要讨论一些基本原则问题,明确理论框架,然后,需要讨论建立民俗保护区的基本原则和方案思路,搭建工作框架。在此基础上,争取做到对民俗文化的群体保护、功能保护和平等保护,维护遗产主体的文化自尊和文化权利,促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

数字民俗搜集理论

在全球信息化时代,将民俗学与数字信息学交叉,建立数字民俗学,至少需要解决四个问题:数字民俗搜集理论、数字民俗分类理论、数字民俗传输理论和数字民俗模拟理论,其中,数字民俗搜集理论是基础。在这方面的探索中,要确定理念、概念、文理科交叉研究的衔接点、个案对象和方法,还要有必要的个案跟进;与此同时,也要对上述其他分支理论通盘思考。这项研究的目标是要尝试仅用民俗学理论不能解决的一些问题。

多元民俗叙事:钟敬文与普罗普的对话——以“会唱歌的心”故事类型研究为个案

在世界故事类型研究中,"会唱歌的心"(singing bone)是一个重要的个案,在上世纪20年代,以芬兰学派为代表的一批经典民俗学学者围绕它建立了以西方文化观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与之相反,少数东方国家的学者提出了非西方文化中心的研究方法,包括钟敬文和普罗普。他们两人未曾谋面,但几乎同时提出了多元化的研究观点,并建立了符合自己国情的研究个案和故事分类方法。钟敬文的研究成果成为亚洲国家民俗学者研究民间故事类型的基础,普罗普的研究成果影响了法国结构主义和后芬兰学派的研究框架。这个故事类型至今是中国内地和新疆史诗《玛纳斯》民俗传承中的"活"传统。在今天强调多元化与一元化的区分并提倡维护多元文化的国际思潮中,对钟敬文和普罗普在这方面的著述加以综合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社会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