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释系联焦点词的词汇语义特征与上古汉语核心词研究

任何语言的词汇和词义都是成系统的。在辞书当中,词汇及其意义经过一定程度的整理和归纳,更易于呈现其内在的系统性。借助“汉字全息资源应用系统”的训释系联功能,对《说文》等四部古代辞书中的直训材料进行多层级系联,可以更为直观、全面地呈现上古汉语词汇的复杂网络关系。其中直接系联关系词数量较多、处于训释系联图焦点位置的词,叫训释系联焦点词。这些训释系联焦点词在各辞书中的具体分布和训释角色存在显著差异,表现出不同的词汇特征,但它们都具有鲜明的核心词语义特征,即易认知性、广义性和多义性,是上古汉语核心词研究应该重点关注的对象。

清末民初女性的婚配、生育及子女教育——基于墓志拓片数据库的研究

清末到民初是近代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与正史、方志、族谱不同的是,墓志从微观的角度记录历史,是研究个人史、家庭史和民族史的重要材料。从墓志材料可以看到:在婚配方面,女性的婚龄逐步提高,一夫多妻的现象较为普遍,处于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的阶段;在生育方面,婴孩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共存,母亲经历着生育之痛;在教育子女上,严厉的母教是与父教同质的,母亲在遵循母教传统的同时,也紧贴时代,改变着教养子女的方式和内容。尽管女性比男性更多地受到家庭生活的束缚,但从中仍可以清晰地看到,她们中的很多人仍心系家国,以女性独有的方式为家庭和社会作出贡献。

由解释到训诂:先秦文献正文训诂与中国训诂学的发生

先秦文献正文训诂分为“王官学”与“诸子学”两大阶段,前者属于早期的文化解释行为,在正名思想、教育普及和百家争鸣的背景下,它发生了根本性的历史转变。在学术精神上,正文训诂的释义重心由词义外延转向词义内涵,以词义互证为基本路径,形成了训诂学特有的释义原则;在学术内容上,正文训诂从体式、内容、类型、术语等角度奠定了中国训诂学的学术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广义的“解释”凝聚为以语义为中心的“训诂”,体现出训诂学的发生规律。立足中国训诂学的历史起点进行溯源性反思,可以深入理解训诂学的古今之际,把握其学科特质与现代发展方向。

中国古代“类概念”发展与汉语词汇系统的变化

类概念是普通逻辑的基本范畴,基于类概念的发生发展观察语言文字的变化,可以发现逻辑思维中体现的民族特征和语言文字发展规律能够进行互证。中国古代类概念发展包括"以类命为象"、"察类明故"、"辞以类行"三个阶段。其中"以类命为象"阶段和汉语词汇系统中"同源孳生"均反映了人们对事物外部特征的认识和选取,相似的外部特征在语言中倾向于采用相同或相近的语音形式;"察类明故"阶段,对事物的认识在外部特征关联基础上,开始有了类属关联,体现在汉语词汇系统中则为汉字义符和构词语素类化;"辞以类行"则代表已经认识到类的归纳、类的演绎和类的类比,在汉字汉语发展中,主要体现为造字中的义符类推和汉语造词类推。

论中国训诂学的人文精神与阐释特质

对中国训诂学的人文精神与阐释特质的反思,是将训诂学与阐释学进行跨学科结合,从而推动其未来发展的起点性工作。训诂学的人文精神滥觞于它的历史源头,根据贯穿训诂学历史全程的明道理想,以及王夫之、方以智、惠栋、戴震、章学诚等人的阐发,可以将其概括为“道器合一”,这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形成了鲜明对照。在人文精神的统摄下,训诂学形成了考文明意的阐释路径与诠阐融通的阐释特质,体现出训诂阐释的思想性、创造性与时代性。训诂学的人文精神成就了它的历史辉煌,对推动训诂学的当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抄配、借校到石印:徐乃昌刊印《说文解字韵谱》考

徐乃昌1925年自来青阁购得元种善堂本《说文解字韵谱》后,拟覆刻出版。徐乃昌请范兆经据《函海》本、李显本抄补缺叶缺字,又先后拟请黄侃、刘葆儒撰写校记,惜校记未能完成。最终,徐乃昌以自藏本《韵谱》为主要底本,又借瞿启甲所藏同版但较为晚印之《韵谱》配补缺叶,于1927年交鸿宝斋石印出版。徐乃昌的书籍出版,在《说文解字韵谱》之后,逐渐从雕版转向石印。梳理徐乃昌刊印《韵谱》的前后始末,也有助于推进对20世纪20年代沪上古籍出版情况的认识。

从《诗经》四等相押看古韵主元音分布和介音分类

现代古音研究中,研究和构拟上古元音和介音,主要是根据对音、方音、域外译音、反切等这些主要用来研究中古音的材料,而往上古推;《诗经》韵文主要用来研究上古音分部。但诗韵尽可能追求韵母的和谐,可以反映元音和介音的信息。通过建立《诗经》押韵数据库,统计分析全诗4540个必韵句、1695个韵段中,四等七类韵字的相押情况,比较分析相押反映的七类之间的远近疏密关系,可以从中获得古韵部主元音分布和介音分类及其关系的信息。

援史解经:诗经学的阐释传统

《诗经》作为经,目标是传达儒家思想。怎样从诗歌文本中阐发出经学义理?在很多时候需要引入历史故实作为中介环节,由此形成“援史解经”这一诗经学的阐释传统及“由言及事、由事及理”的阐释路径。经与史互为表里的关系为援史解经提供了思想依据。援史解经的实现方式包括:将《诗经》字词注释为某一历史要素、通过《诗经》语境补出历史要素等。援史解经为《诗经》阐释提供了颇具特色的阐释范式,但诗、史、经的互动和调适,又使得这种范式带有先入为主的强制阐释性质。

从语言规律到文学形象——以老舍《草原》的景色描写为例

老舍是文学创作的巨匠,也是语言艺术的大师,在谈到创作语言时,曾说写作“句句要打埋伏”。老舍对语言文字的认识在其创作中有鲜明的体现,在《草原》的第一段景色描写中,老舍在文章结构上对《敕勒川》的继承、遣词造句对“柔美”的呼应与表现、在情感表达上的层层递进均可以看到作者对语言表达规律的纯熟运用。作为读者,则需要运用语言规律的分析进行鉴赏,从而达到通过语言对文学形象的还原。

论随文注释的系统研究法——以《毛诗故训传》为例

训诂材料主要有随文注释、训诂专书和考据三种类型。与训诂专书相比,随文注释依托于具体的语境,并且出于不同的训释任务,呈现出散乱的外在特点。但事实上,将随文注释的训释材料类聚起来,便会发现其隐藏着的系统性。本文以《毛诗故训传》为例,通过系统研究法的具体操作,将随文注释的材料进行系联,并借助系联后所形成的各种关系的对比,建立起随文注释的基本训释体例和特殊体例。在基本体例的参照下,重新审视特殊训释,可以看到有些词义训释并非沟通词义的共性,而是揭示词义的特点。从训释目的看,这批训释也并非为了解决语言障碍,而是或补充文意,或突显语境特有的语言信息。这正是从系统角度对随文注释加以研究的优势所在。

论添加训释现象中的语境建构及其机制——以《孟子章句》动词类添加训释为例

训释是解释文献文本的程式化意义表述,当前研究对训释反作用于语境的关注尚显不足.添加训释指在原文基础上添加意义信息构成解释,语境建构指在原文的基础上通过添加训释形成一个完整语境.以《孟子章句》动词类添加训释为例,除最基本的语义解释之外,不同类型训释内容的语境建构功能有所差异:施事、受事是最常见的训释内容,是形成基础语境的必要条件;凭借、环境、修饰等信息的添加以基础语境为前提,有充实基础语境的功能;相关动词结构的添加则在基础语境之间建构联系,形成完整的复杂语境.在此基础上,可以将上述训释内容在性质上分为受语义关系制约、受语境关系制约两类,在功能上分为确定(拓展)语境边界、充实语境内容两类,并进一步归纳出添加训释所遵循的语境建构机制:以训释对象的语义内涵为基础、以"边界-内容"关系为依据、以层层扩展的形式来充分表述意义.这一机制能够在《孟子章句》《郑笺》训释歧解的分析中得到初步验证.

游观:范畴之外的中国哲学风景

一走出本质:中国哲学怎么“做”“做中国哲学”意味着建立中国哲学自身的特色。无论是西方哲学强势下的学术焦虑,还是中国复兴背景下的学理独立,这一方向已然凝聚为中国哲学研究中共性化的问题意识。在“自立吾理”的旗帜下,不同形态的哲学探讨异彩纷呈地构成了21世纪初中国哲学界生机勃勃且不乏紧张的学术生态。中国哲学怎么“做”?

礼乐文明的根基重建:《中庸》主旨新探

《中庸》的阐释史分为性命之学与礼乐之学两大系统,它们可以在对《中庸》的整体性与历史性理解中得以统合。面对礼崩乐坏的文明危机,子思对“性与天道”进行创造性阐发,为礼乐之道重建哲学根基。在“训诂通义理”的阐释路径中,穆、中、静、禘分别是理解《中庸》天道、人性与礼乐的关键词。《中庸》的天道观统摄了隐微、生生、有序三重含义,可以概括为“生生之和”;《中庸》的人性论体现为未发的有序性;和谐有序的天人之道为《中庸》建立贯通天人古今的礼乐文明提供了哲学基础。《中庸》对“诚明”的阐发蕴含着深刻的礼乐精神,“诚”在礼乐文明中得以展开。中国哲学的特质体现为哲学根基与文明传统的契合,这是把握《中庸》义理统一性的关键。

物类视角下《说文解字》语素存亡的动因——以动物类语素“牛、马、羊”三部为例

本文以《说文解字》中牛、马、羊三部所收语素为例,选取物类作为研究语素存亡的切入点,从语言与文化互动的关系中探讨语素存亡问题。认为影响语素存亡的社会动因是事物的消亡和概念的非凸显;影响语素存亡的语言动因是词汇系统的变化和语素自身的意义特点和意义发展。这些动因对不同物类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

正、征、是:走向正确的方向

在古文字中,“止”是脚趾的象形。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它是驻足停止之处,又是迈向远方的起点。我们说过,由“止”组成的字,都和行走密不可分。

历代字书数据库属性提取的方法、难点及对策

历代字书数据库是基于历代字书图文数据生成的包含字头形体及释义、释音、释形、字际关系等属性信息的大型数据库。字书属性的提取和整理是建库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本文阐述了历代字书数据库建设中属性提取工作的基本原则与一般方法,并就计算机辅助下批量提取复杂释音属性、字际关系属性以及多重文与多音义对应等难点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