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实践课程体系建设探索——以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的改革为例

实践课程对法学本科学生养成法律人的素质，提升职业技能，培养创新能力至关重要。在建设实践课程体系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实践课程与传统的理论知识性课程的关系，科学合理地构建实践课程结构与内容；建立多样性、开放性和多功能的专业实习基地；创建以司法实习为中心，以“模拟法庭实验”和“法律诊所”为主干，以其他实践课程和实践教学活动为辅助的多层次的实践课程体系，以期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 建设新时代法治强国——访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北京教育法治研究基地副主任袁治杰

2019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要加强品德修养教育,强化学生良好行为习惯和法治意识养成。可见,国家对于青少年法治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探求新时代中国青少年法治教育内容、方式和发展趋势,本刊对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袁治杰进行了专访。袁治杰系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博士,北京教育法治研究基地副主任,全国首套儿童法治教育绘本《正义岛》合作作者。

德育英才,法行天下——北京师范大学法学发展简述

1902年1月10日,慈禧正式下令复办京师大学堂,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全面负责大学堂的恢复事宜。2月13日,张百熙在《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中提出增设仕学馆与师范馆,师范馆之设,是为北京师范大学校史之始。北京师范大学几经沉浮,由最初的师范馆而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直到现在发展成为举世瞩目的北京师范大学,历百十年。其'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亦足垂诸万世。毋庸讳言,师范馆在其后百年的发展都与法学绝缘。师范馆之设,本来就是为了培养教习之才。

青春宣讲融入共青团实践育人的成效评价与提升路径——以北京师范大学青春宣讲团为案例的实证研究

青春宣讲作为高校共青团实践育人的新形式正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为探索其育人工作的实际成效,文章以北京师范大学校院两级青春宣讲团为研究对象,通过使用调整后的CIPP评价模型,从背景评价、输入评价、过程评价等维度评估青春宣讲的实践育人效果。研究发现,宣讲可以有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宣讲人员的个人能力和内在精神成长方面有所提升,听众能够获得较强的政治认同和思想认同,但存在梳理整合能力与组织协调能力等提升弱、听众个人提升有限的局限。可以通过优化顶层设计、扩宽场景环境、细化价值目标、加强组织架构与人才团队建设、宣讲内容吻合青年需求、创新宣讲形式、完善复盘反馈机制等方面完善青春宣讲的全流程,提升实践育人效果。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高校“互联网+学生党建”实践研究——以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为例

疫情防控期间,高校学生党建工作面临如何转换阵地、调整工作方式、探索学生党建育人实效新路径等问题。基于对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在疫情防控期间学生党建工作开展情况的梳理,对加强高校"互联网+学生党建"的实践路径进行探索,从线上与线下相结合、整合优化学习教育宣传平台、强化制度和指导体系建设、完善激励监督机制等方面,深化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互联网+学生党建"的工作模式,促进高校学生党建工作落地落实。

对贪官定罪量刑的法理解析——本刊专访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晓亮

贪官被判刑坐牢,一直以来是社会的热点话题之一。那么,对贪官定罪如何定?贪官的哪些情节会被判刑,怎么判,判多久?近日,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晓亮(以下简称“黄”)就如何对贪污贿赂犯罪进行定罪量刑等相关问题,接受了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的专访。

法律硕士(法学)培养的现状与思考——基于对北京9所高校问卷调查的分析

通过对北京9所培养单位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在法律硕士(法学)研究生培养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培养工作职业导向不强、课程设置不够合理、师资配备及教学方法运用不够得当、实习环节缺乏有效安排,此外,在管理工作中还存在对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没有一视同仁对待的问题。据此提出以下建议:法律硕士(法学)的培养应当明确职业化培养目标,合理规划课程安排,完善师资组成结构,增加学生实践机会,优化配套政策措施。

大学生宪法意识与高校宪法教育的实证研究——以北京地区高校为调研对象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现代公民应当具有较高的宪法认同感。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然而,当前我国公民的宪法意识仍然较为薄弱。将我国公民培养为具有公民意识的现代公民,当务之急是提升公民的宪法意识。而青年一代的宪法意识决定着我国未来的公民素质,提升大学生的宪法意识尤为关键。文章以北京地区的高校为调研对象,对大学生的宪法意识和高校的宪法教育现状进行调研分析。希望通过对高校的调研,可以发现不足之处,普及宪法知识,加强宪法教育和宪法实施,提升现代公民的公民意识。

大学生网络同一性实验与自我同一性的关系:网络社交倾向和强迫性网络使用的作用

从网络同一性实验与自我同一性间关系的分歧出发,提出相应的理论模型,考察网络社交倾向的调节作用及强迫性网络使用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网络同一性实验量表、自我同一性实验问卷以及强迫性网络使用量表对275名大学生进行了测量,结果表明:(1)网络社交倾向对网络同一性实验与自我同一性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对于线下社交倾向的大学生,网络同一性实验对自我同一性有消极预测作用;但对于线上社交倾向的大学生,中等程度的网络同一性实验会积极预测自我同一性的发展;(2)强迫性网络使用在网络同一性实验与自我同一性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总之,网络同一性实验整体上不利于大学生自我同一性的发展,但若把握好"度"也可以发挥其积极作用。

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探究

法律硕士(法学)以培养专业型、实务型的法律高级人才为目标,其培养模式既不同于法学硕士,又与法律硕士(非法学)有所区别。法律硕士(法学)的培养应关照学生的学科背景,既要注重"专业型"的要求,分方向培养,又要突出"实务型"的特点。要加强法律实务教学队伍的建设,改良教学方式,强化教学的实务性、操作性和互动性,同时构建与法律职业能力对接的考核体系。

民法学上权利客体与权利对象的区分及其意义

主流观点直接将哲学上的"客体"移植于法学领域,不区分"权利客体"与"权利对象",认为权利的客体是物、行为、信息等具体对象。该观点既导致了对人们作品及其权利性质的争论,更难以为个人信息商业价值与"特殊物"的法律保护提供自洽的理论解释,最终使得人格权与财产权区分理论陷入困境。在法学上,应该区分权利客体与权利对象:前者是一个抽象的范畴,是指体现在各种权利对象上的人格利益或财产利益;后者是一个相对具体的范畴,包括物、行为、信息等承载各种财产利益或人格利益的载体。由于同一个对象上可以同时体现财产利益和人格利益,因此,可以同时给予人格权和财产权双重权利保护。这样,既可以顺畅地解释作品及其权利性质问题,也可以为个人信息商业价值和特殊物的法律保护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又坚守了人格权和财产权区分的基本理论,还可以据此科学地划分民事权利体系。此值我国民法典起草之际,区分权利客体与权利对象有助于民法典体系的构建,也可以为知识产权等信息财产纳入到民法典中提供体系化的理论依据,从而为中国特色的民法典体系构建作出贡献。

对法学教育中实践性教学的评析

在法学的实践性教学中，案例教学法、法律诊所教学法和模拟审判教学法是世界范围内常用的三种教学方式，但就我国的法律传统和具体国情而言，要实现和真正落实法学的实践性教学，还需要不断探索案例教学法、法律诊所教学法以及模拟审判实践课适合本土化发展的有效路径，其中，改良、完善和建设是必须的，这既有内容方面，也有制度方面。

论包容性的经济法治——一元论的经济法学范式

随着"包容性"理念的发展,以法治推进包容性经济、政治制度渐成改革共识,基于此,笔者曾提出"包容性法治"概念。此文对经济法治的包容性问题作进一步探讨,认为包容性经济法治需要从基础理论上兼容并包,在法实现上系统一体。具体而言,以经济法基本范式的包容性分析为出发点,构建包容一体的经济法基础理论体系;通过对经济法子部门体系安排和经济法运行机制的包容性分析,达至包容性经济法实现的系统一体。包容性的经济法治,是基于包容一体的一元论经济法学范式、体系和经济法的实现。

类型思维及其在法学中的应用——法学方法论的视角

传统的抽象概念式思维倚重逻辑涵摄,排斥价值判断,无法保证法官的正当裁判。作为一种价值导向的思考方式,类型思维以其开放性、整体性等特征,克服了传统法律思维之不足,有助于司法者做出适切评价,因而在法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基于法学作为规范性科学的性质,法律人应当重视并自觉运用类型思维。

西方五国的法学学位与法学教育

介绍了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五国法学学位与法学教育制度,包括各级法学学位及相应的法学教育的学制、招生要求、教学内容、培养模式和培养目标等。

发达国家文化中心城市建设的经验及对北京的启示

北京已经是中国的国家文化中心,但与发达国家文化中心城市相比,北京还只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中心。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文化中心城市,在推进文化建设中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高度的文化自觉、宽松的文化环境、严肃的文化法制、成熟的文化市场、主打的文化品牌和市民的文化共享等等。北京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前提下,如果能够更为自觉地加强国际文化的交流,吸收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应该能够发展得更好一些。

论加强新时代高水平法学教师队伍建设的路径

法学教师队伍建设水平直接影响法治人才培养和法学理论研究的质量。加强新时代法学教师队伍建设,应当突出政治标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法学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打造一支政治立场坚定、法学根底深厚、熟悉中国国情、通晓国际规则的高水平专兼职教师队伍。加强新时代法学教师队伍建设的路径包括: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法学教师的师德素养;完善考核评价制度,激励法学教师治学与育人;加大双向交流力度,建设专兼职法学教师队伍;发挥培训基地作用,提高法学教师的专业能力和育人水平;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形成梯次化法学创新团队。

从思辨到实证:法学研究方法的转型

法学界的思辨性研究促成了法学理论知识的丰富,推动了法制体系的建立,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随着司法实践日益清晰的信息反馈,传统思辨性研究偏离司法实践的弊端日趋显露,加剧了立法与实践之间的冲突,法律的明文规定面临被虚置的危险。实证研究立足于发现现实的合理性,思辨研究侧重于理性建构式的批判。实证研究具有弥补思辨性研究缺陷、传承法学知识的功能。但是,开展实证研究应当对研究成本、信息获取、研究人员与研究效果等问题给予足够重视。

经济法学体系阐析

经济法学体系是我国法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经济法学科体系、经济法学术体系、经济法教学体系、经济法治体系等。当前,我国经济法学体系建设已取得重大进展:在学科体系方面,基于部门法为中心的经济法学科体系已经基本定型;在学术体系方面,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基本成熟;在教学体系方面,已建成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经济法治体系建设有所反复,但有着重大突破和历史机遇。下一步须推进经济法学体系的建设,以满足"四个全面"和"一带一路"战略的需求:要加快经济法学体系的转型升级,支持交叉学科、新生学科的发展,进一步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学体系,加强经济法治顶层设计,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相关经济法研究。

中国法学领域内硕士研究生教育之路

我国法学领域内硕士研究生教育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双轨制的教育模式,即法律硕士和法学硕士并存而竞争。这直接导致了身处教育第一线的教师无所适从,学生也是困惑不已。中国法学领域内硕士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的合理定位和设置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