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实践课程体系建设探索——以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的改革为例

实践课程对法学本科学生养成法律人的素质，提升职业技能，培养创新能力至关重要。在建设实践课程体系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实践课程与传统的理论知识性课程的关系，科学合理地构建实践课程结构与内容；建立多样性、开放性和多功能的专业实习基地；创建以司法实习为中心，以“模拟法庭实验”和“法律诊所”为主干，以其他实践课程和实践教学活动为辅助的多层次的实践课程体系，以期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 建设新时代法治强国——访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北京教育法治研究基地副主任袁治杰

2019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要加强品德修养教育,强化学生良好行为习惯和法治意识养成。可见,国家对于青少年法治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探求新时代中国青少年法治教育内容、方式和发展趋势,本刊对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袁治杰进行了专访。袁治杰系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博士,北京教育法治研究基地副主任,全国首套儿童法治教育绘本《正义岛》合作作者。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高校“互联网+学生党建”实践研究——以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为例

疫情防控期间,高校学生党建工作面临如何转换阵地、调整工作方式、探索学生党建育人实效新路径等问题。基于对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在疫情防控期间学生党建工作开展情况的梳理,对加强高校"互联网+学生党建"的实践路径进行探索,从线上与线下相结合、整合优化学习教育宣传平台、强化制度和指导体系建设、完善激励监督机制等方面,深化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互联网+学生党建"的工作模式,促进高校学生党建工作落地落实。

对贪官定罪量刑的法理解析——本刊专访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晓亮

贪官被判刑坐牢,一直以来是社会的热点话题之一。那么,对贪官定罪如何定?贪官的哪些情节会被判刑,怎么判,判多久?近日,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晓亮(以下简称“黄”)就如何对贪污贿赂犯罪进行定罪量刑等相关问题,接受了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的专访。

大学生宪法意识与高校宪法教育的实证研究——以北京地区高校为调研对象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现代公民应当具有较高的宪法认同感。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然而,当前我国公民的宪法意识仍然较为薄弱。将我国公民培养为具有公民意识的现代公民,当务之急是提升公民的宪法意识。而青年一代的宪法意识决定着我国未来的公民素质,提升大学生的宪法意识尤为关键。文章以北京地区的高校为调研对象,对大学生的宪法意识和高校的宪法教育现状进行调研分析。希望通过对高校的调研,可以发现不足之处,普及宪法知识,加强宪法教育和宪法实施,提升现代公民的公民意识。

新兴法学院的竞争环境与共享发展问题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就在几天前,在政法大学的座谈会上,也是李树忠校长主持,也是安排我上午最后一个发言。在有限的最后几分钟里,我主要表达两个意思。首先,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北航”)法学院道贺。邻居家有喜事了,我必须来道贺,我们都是北京“新马太”地区著名高校的下属法学院,是隔壁邻居,你们二十周年大庆,我们作为邻居,是必须要来庆贺的。这个理由已经非常充分了。借此也发表一点感慨。

德育英才,法行天下——北京师范大学法学发展简述

1902年1月10日,慈禧正式下令复办京师大学堂,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全面负责大学堂的恢复事宜。2月13日,张百熙在《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中提出增设仕学馆与师范馆,师范馆之设,是为北京师范大学校史之始。北京师范大学几经沉浮,由最初的师范馆而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直到现在发展成为举世瞩目的北京师范大学,历百十年。其'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亦足垂诸万世。毋庸讳言,师范馆在其后百年的发展都与法学绝缘。师范馆之设,本来就是为了培养教习之才。

法律硕士(法学)培养的现状与思考——基于对北京9所高校问卷调查的分析

通过对北京9所培养单位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在法律硕士(法学)研究生培养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培养工作职业导向不强、课程设置不够合理、师资配备及教学方法运用不够得当、实习环节缺乏有效安排,此外,在管理工作中还存在对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没有一视同仁对待的问题。据此提出以下建议:法律硕士(法学)的培养应当明确职业化培养目标,合理规划课程安排,完善师资组成结构,增加学生实践机会,优化配套政策措施。

论加强新时代高水平法学教师队伍建设的路径

法学教师队伍建设水平直接影响法治人才培养和法学理论研究的质量。加强新时代法学教师队伍建设,应当突出政治标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法学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打造一支政治立场坚定、法学根底深厚、熟悉中国国情、通晓国际规则的高水平专兼职教师队伍。加强新时代法学教师队伍建设的路径包括: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法学教师的师德素养;完善考核评价制度,激励法学教师治学与育人;加大双向交流力度,建设专兼职法学教师队伍;发挥培训基地作用,提高法学教师的专业能力和育人水平;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形成梯次化法学创新团队。

理想类型在法学领域的建构和实践——以刑法典和刑法修正案的社会实效为切入点

韦伯“理想类型”的社会学概念已经广为人知,但在作为社会科学的法学领域却少有人将其运用到法学实践中。笔者沿着社会理论法学的路径引介了韦伯的“理想类型”的社会概念和方法论,并对该理论在法学领域的运用进行了运作探索。本文“理想类型”扮演了出于理论而适用于部门法实践的角色,笔者以刑法教义学的社会实效为切入点,对刑法教义学主张的观点——维护刑法典的规范性和权威性,在实践上进行了逻辑批驳。本文在刑法修正案的教义学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上沿用理想类型的理念模型,在此基础上对具体化的社会理论的法学领域的实践进行了探索,以期提供社会理论法学在实践上对教义学的价值补充,为实质、具象上的社会理论法学发展做出贡献。

短视频侵权案件中合理使用的认定标准探究——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136份判决书的分析

合理使用制度平衡著作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在涉短视频侵权案件中起到关键作用。但我国现行的合理使用制度存在封闭式列举滞后于短视频行业发展、原则性判断标准存在误解与误用、抗辩理由分析不充分、自由裁量权行使不当等四方面问题。对此,可采用“要素定义+具体规则”的制度设计,同时推动构建著作权多元许可市场,以此增强合理使用认定结果的可预期性。

论有效清除腐败存量的刑法机制

立足于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有必要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寻求有效清除腐败存量的法律机制。存量腐败的清除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刑罚的消灭,故可结合我国刑法中的追诉时效和赦免这两种刑罚消灭制度具体展开。追诉时效是清除腐败犯罪存量的常规机制,但可能时间长、代价大。赦免是清除腐败犯罪存量的非常规机制。可由全国人大适时制定专门决定,设立统一的全国性廉政账户,对党的二十大之前的存量腐败犯罪予以有条件赦免,并在涤清巨大腐败存量的同时,确立公职人员家庭财产和重点事项申报与公示制度等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

论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司法适用中的谦抑性

风险预防原则在当下环境法中的司法适用,游走在能动与谦抑之间,且呈现出过度能动倾向。“谦抑性”是对风险预防原则适用“分寸”之理论回应,其法理基础可从风险预防原则的规范基础、固有局限以及司法属性等层面予以诠释。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法中适用的谦抑性可被解构为“补充性”“有限性”“温和性”和“内敛性”四要素,由此推理出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司法中谦抑性适用的制度框架:在实体上,应促成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法典上的体现,只有在对照生态环境风险标准的前提下存在科学不确定性时,方能动用风险预防原则,其适用遵循整体温和的类型化理路。在程序上,诉讼推进阶段下的司法适用应严守职权探知界限,配置阶段化举证责任和类型化的诉前程序;案件裁判阶段下的司法适用不得超出认定事实范围,同时应对援引的风险预防原则附加适用理由。

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体系定位

独立的制度空间是发挥独立价值的基础,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首先需要厘清的是其与刑事罚金、行政罚款的关系,讨论在刑事罚金和行政罚款之下还有无独立的制度空间。在功能上,三者具有同质性,均旨在惩罚遏制违法行为;在适用的案件范围上,食品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与食品犯罪趋同,并被行政处罚所包含;在金钱罚手段上,针对食品违法行为,《刑法》与《食品安全法》规定了足够的金钱罚手段,客观上无需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予以补足。因此,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并无大范围适用的必要。但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相对于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具有自身的制度优势,其适用范围应据此确定,以形成相互区分又有机衔接的规制体系。

人在法律中的形象与“法律人”学术内涵的重建

法律以权利义务的遵守描绘“人”的形象。“人”的形象随着权利义务实现压力的减小而走向暗淡。经过主观努力即可获得遵守的假设在现实生活中不能经常实现,法律描绘“人”的形象以弥补这一不足以使得假设成立。法律遵守依靠平等产生的普遍约束力,现实的不平等需要以“人”的形象来作出解释。“人”的形象在现代法律重新利用,通过“矫枉过正”以揭示围绕遵守可能进行的制度改进。精神状态与生物外观的不符提示依据遵守可能性对政策目标加以调整,而难以遵守的法律通过制度改进来促进遵守。“能够遵守法律之人”是“法律人”的基本学术内涵,学术研究依据遵守难易对制度优劣做出评价并加以改进,以此建立起法学理论的大厦。

论特定群体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化

虽然我国已初步建立未成年人、妇女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但作为抽象化的特定群体,由于其具有相对性,需要保护的社会公共利益具有不确定性,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时,特定群体民事公益诉讼适用范围存在着难以有序拓展的问题。特定群体民事公益诉讼需要制度化的内容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认定和程序规则的设定。在民事公益诉讼实践中,社会公共利益既是审理对象,又是起诉条件,作为起诉条件的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由实体法予以规定。同时,为解决程序规则的合法性、冲突与重复问题,应尽快制定《民事公益诉讼特别程序法》,通过实体法和程序法的配合,实现特定群体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化。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与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的发展完善

《刑事诉讼法》对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与引领作用,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具有与刑事诉讼紧密捆绑的阶段性特征。更好地调整《刑事诉讼法》与未成年人司法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推动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应当作为《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中涉未成年人部分修改的基本立场,并处理好两个整体性问题。一是通过吸收未成年人专门法律的普适性内容、根据其他涉未法律的新规定新增或调整专章规定、为其他法律中新增的涉未制度提供程序支撑和吸收已有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的合理内容,来有效对接其他涉未法律规范。二是通过减少刑事诉讼整体框架和普通程序对涉未特别程序的限制,明确与成年人案件规定的梯级递进关系,来处理好与普通程序的关系。本次修改还应当整体增补与未成年被害人相关的规定,对转处制度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进行体系化与优化,并明确低龄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程序的基本设置。

企业合规视域下刑事责任实现的路径优化

企业合规刑事化已成为当今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趋势,其主要是作为出罪与入罪事由、量刑激励机制、影响刑事诉讼规则事由以及作为企业高管人员的刑事义务来实现企业的刑事责任。鉴于企业合规刑事化有助于企业犯罪的合作预防,能够发挥刑罚积极的一般预防功能,有益于从社会治理角度提升营商环境,我国有必要立足企业合规发展契机,在刑事立法上优化企业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应考虑将有效的合规计划作为法定的量刑情节,并将缓刑适用范围扩大至企业犯罪;分领域、视情势缓急赋予企业合规的刑事义务;在推行认罪认罚从宽的背景下,将附条件不起诉的范围扩大至企业犯罪。

洗钱罪中两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界定与区分

洗钱罪上游犯罪和洗钱罪的犯罪所得性质不同,对其没收应当区分开来。但当前部分洗钱罪的判决书对两类犯罪所得进行“一股脑”没收,混淆了两者的界限。洗钱罪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是通过实施该犯罪所获得的资产和财产性利益,与该罪的实行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在产生的时间上不能早于实行行为的实施;洗钱罪的犯罪所得是指实施洗钱行为所获得的报酬或对价。为了推动完善洗钱罪中两类犯罪所得的没收,建议删除《刑法》第191条“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规定,厘清上游犯罪和洗钱罪两类犯罪所得的处置方向,在判决书中对两类犯罪所得的没收分别予以表述,进而将没收后的犯罪所得分别上缴国库或者返还上游犯罪被害人。

欧盟《数据法案》的规范要旨与制度启示:以个人信息保护为视角

欧洲议会于2023年11月9日表决通过《数据法案》。该法案明确符合欧盟价值观的数据流转利用和数据治理规则,保障欧洲单一数据市场中数据要素的安全高效流动,进一步平衡个人数据保护和数据自由流通之间的关系。在数字时代下,我国可以在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统一协调的数据治理机制建立、技术互联与标准建设强化、数据安全保护监管优化等方面吸收借鉴其经验,在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数字时代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标准,规范数据的共享流通,保障数字经济安全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