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分類與《洪範五行傳》災異體系的構建

《洪範五行傳》是五行説與災異論的集成之作,對傳統文化的形塑具有極爲深遠的影響。這一災異體系的成立,與早期中國的生物分類學説關係密切。基於戰國以來的生物等級分類法,《洪範五行傳》試圖構建“妖-草木、孽-蟲豸、禍-六畜、痾-人”的遞進式災異預警系統。而通過利用五蟲、六畜、四相等動物分類知識,借助陰陽時令、氣論、易象、醫學等理論資源,《洪範五行傳》完成了“孽”“禍”“痾”等災異類型的設置,從而實現了“五行”關聯系統與“五事+皇極”災異框架的配比。劉歆《傳》則以《月令》、天文等學説爲據,調整與改造了《洪範五行傳》的災異類型,使這一災異體系更爲嚴整、富有學理性。這種調整也打破了《洪範五行傳》咎徵體系的内在平衡,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對舊有五行關聯系統的簡單依從。

汉人对时日禁忌的反思与批判

为了趋吉避凶,汉代社会普遍迷信时日禁忌。然而日禁过于严苛繁密,往往“使人拘而多所畏”,故而引起了汉人的反思与批判。在遭遇紧迫之事而“不得择日”时,日者往往通过举行救禳仪式以祛除灾祸,变通行事。一些士人则认为,时日本无吉凶,不过是人内心有所忌讳才会生出禁忌,若能“考于心”而不“围心”,则可以“不问时日”“不拘日禁”。儒家传统则特别强调“人事”的作用,认为为善者为吉人,为恶者为凶人,吉人遇吉日,凶人则遇凶日,从而将时日的吉凶归结为道德层面的善恶。王充则认为,吉人、凶人并非由善恶所致,而是命定的,从而彻底否定了人对于命运、吉凶的主动性。而无论是强调“心”、人事还是命运,都否定了时日所具有的吉凶属性,从而消解了时日禁忌观念的理论基础。

试论五代割据政权的类型

“十国”指唐宋之间的吴、南唐、前蜀、后蜀、闽、南汉、北汉、楚、吴越、南平十个政权。此概念形成于宋代,是宋人在特定政治语境下对复杂历史过程的高度概括。实际上五代时期的割据政权远不止此数,仅《旧五代史》的“世袭”“僭伪”二传便载有十五家之多。这些政权并非均质,存在不少差异。近代以来,学界对该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得出了一些较为深刻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