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北京公园理念与传统公共空间转型--以1914-1915年北京城市改造为例

民国初年,官僚精英们将创设公园视为新政府改造北京的重要举措,为此研究者争论的焦点在于公园"公共性"的程度。实际上,旧日北京并不缺少休暇娱乐的场所,自19世纪到20世纪初,北京市民的进香、游赏、节会三大类活动,都带有休闲与欣赏的性质,地点往往在寺庙中或在其附近,时间上全年不绝。这些以寺庙为地标的公共空间,总与特定时间相系,因其喧嚣繁华或亲近山水的品质而获得美学价值。但锐意创建新公园的官僚与知识分子"遗忘"了它们的存在,深层原因是他们头脑中的西方时间体系、工业革命时代的城市理想,以及现代社会中身体控制的理念。新的星期工作制冲击传统岁时体系,因岁时而获得意义的传统公共空间于是被遗忘。《清明上河图》中繁华喧闹的城市审美观被规则化、技术化的现代城市观所取代,休暇不是为了亲近自然,而是为了促进健康、管理身体,所以旧日休暇场所都不再具有审美价值。而破除迷信的思潮,更使得寺庙作为景观被去神圣化而"死亡"。传统民俗发生断裂,社会主体与知识精英脱节、底层生活方式与国家理想脱节,禁苑成为公园,实质上反映了现代城市观念与几乎所有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对立,公园因而未能真正成为底层民众的公共空间。

“人情”与中国日常礼俗文化

"人情"是世俗语汇,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概念,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联接方式。人情构成了日常礼俗的精神基础,礼俗社会围绕着人情展开,人情成为了一种社会聚合的文化表象。人们在家庭与社会群体中处处以"人情"的方式建立互动关系。人情在日常礼俗中有日常性人情与仪式性人情的区别,在传统人情往来中有优先、互惠、贮备与增值、动态均衡,以及流转的原则。在当今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时代,人情在日常礼俗中出现断裂与畸变。相互关怀的温暖人情日益稀缺,而以金钱与利益为导向的"人情"却正在腐败着社会,失去了传统的文化聚合的表征意义。如何保持传统人情固有的优良善性,发挥它促进社会团结的特定功能,值得我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