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本位、大学特质”定位下的大学语文教学

大学语文课程首先必须明确定位。综合多方面的分析和考量,大学语文应以"语文本位、大学特质"作为基本定位。围绕这一定位,大学语文教学要做出相应调整,构建新的体系,主要内容包括:整体教学应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的阅读和表达实践为中心;整体教学应打通课内与课外、语文与生活、课堂与社会,实施"大语文教育";教材应涵盖阅读、口语、写作三部分内容;教学方式应灵活多样,富有针对性。此外还应改革考核方式,实施多样考核、常态考核、开放考核;积极利用数字技术和网络媒介,开发在线学习系统,促进学生自主性学习和课外语文实践,增强师生互动和交流。

关于高校大学生读书会的观察与思考

提升大学生文化素质离不开文化素质课程和课外文化活动,但最基本的仍是学生的自我阅读。大学生读书会作为一种"学习社群",在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培养学生阅读习惯、提升学生阅读品质方面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高校应当把发展和普及读书会作为提升大学生文化素质的重点工作。目前高校大学生读书会发展势头良好,但也存在数量偏少、类型不全、水准偏低、吸引力不足、管理松散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既有赖于读书会自身的改进和完善,也需要来自学校层面的统筹管理、大力支持、富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多方式的激励。

论中国之行对杜威多元文化观念及民主思想的影响

1919年至1921年,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大师约翰·杜威,应其中国弟子之邀,对当时正被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中国,进行了为期约两年三个月的访问。杜威访华,并非仅仅是中国学界和教育界一边倒地去主动接受西洋文明,相反这一文化盛事是在双向交流(two-way communication)的路径下完成的。关于杜威是如何影响民国教育,学界已多有论著。值得注意的是,在访华之后,杜威本人的思想观念也因其中国之行而发生了微妙的转变。相较于前者,此一议题相当长的时间内乏人问津。在此文中,笔者主要依据杜威的相关著作以及其他学者研究杜威的论述,力图解析杜威的中国之行是如何塑造(shape)他对文化多元性(cultural diversity)与民主政治的观点和态度。

文学文本纳入中国哲学史研究范畴的思考--以陶渊明、赵晔的作品为例

日本学者渡边秀方在其《中国哲学史概论》中将陶渊明列为哲学家,这与大多数中国学者所著的《中国哲学史》不同。究竟传统意义中的中国古代文学家能否被视为哲学家,他们的作品能否被视为哲学史史料?通过借鉴当代西方学界对哲学与文学界限的消除,分析美国汉学家罗伯特对陶渊明诗歌哲学性的诠释,探讨赵晔《吴越春秋》的历史虚构叙述对哲学思想的阐发,笔者认为只要和"道"有关,那么古代文学家的文学作品就可以被视为哲学史史料,从而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粤港合作办学与文化素质教育的新思考--“国情国学教育”模式分析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在粤港合作办学的新机遇下,积极汲取、反思多年来内地和香港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经验,创建了"国情国学教育"模式培育"全人"。学院在教育理念、教育模式设计、教学体系搭建、学习考核与激励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思考与实践,为推进文化素质教育探索新的道路。

隐藏的对话者——关于《荀子》之“伪”与《老子》“无为”关系的思考

尽管《荀子·性恶》中对孟子性善论作出强烈的批判,但是详细考察其中"伪"的观念,会发现荀子其实针对的并不是孟子思想。事实上,从多个角度都可以证明荀子"伪"的思想对老子"无为"思想作了直接的回应。荀子在没有明确提及老子名字的情况下,把他当作一个隐藏的对话者,从而给读者以主动发现文本之间联系的权利,同时也对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事实上,从《老子》开始,隐藏的对话者就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而这种传统在先秦以后得到继承。因此,主动寻找文本中隐藏的对话者,将为文本的解读提供一种方法论。

乐教与儒家人格教育的审美建构

中国古代乐教是礼乐政治文化的产物,但其意义却并不仅限于政治。乐教发展过程中接受主体对乐的体验、认识与运用,拓展了主体深赋情韵的现实人伦关怀与道德理想,它自由无羁、充实光辉的人格精神冲破了有限存在及上下与天地同流的超越情怀。儒者在乐教中完成了人格精神世界的审美建构,其中含蕴的教育思想值得借鉴。

评戴梅可的汉代思想史研究

汉代思想自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了主流,而董仲舒又是汉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这几乎是学界的公论。美国汉学家戴梅可的研究则对此提出了质疑,她认为:首先汉代思想呈多元化的态势;其次扬雄才是汉代最重要的思想家;第三,扬雄思想的核心在于“乐”。因此,就汉代思想和扬雄而言,戴梅可和中国学者在三个方面有着鲜明的差异:第一,汉代的“独尊儒术”是否真的让儒家思想处于主导的地位;第二,谁是汉代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第三,如何理解扬雄的思想体系。通过比较两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对汉代思想与扬雄哲学诠释的分歧,会导致对整个中国思想史发展脉络理解的差异。

论司马迁对伯夷和叔齐的评价

传统的中国学者都将伯夷和叔齐视为道德楷模,将司马迁的《伯夷列传》视为对伯夷、叔齐的赞扬。司马迁在《伯夷列传》和《史记》相关章节中的描述却显示伯夷和叔齐并不符合司马迁自身的道德标准。此外,司马迁通过在《伯夷列传》中所展示的种种矛盾,告诉读者历史叙述和历史判断的多重可能性,并由此捍卫了其写史和历史评判方法的合理性。

扬雄与汉代思想——美国汉学家戴梅可论扬雄思想的特征与地位

从20世纪90年代翻译扬雄的《太玄》,到2010年代翻译《法言》,美国汉学家戴梅可在近20年的历程中以扬雄的作品为主要切入点,对汉代思想的研究提出了系统性的见解。在她看来,汉代并不存在所谓儒家的大一统,事实上汉代的思想是多元的,而扬雄的哲学体系正是多元化思想的代表。戴梅可将扬雄誉为汉代最伟大的哲学家,认为汉代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不是董仲舒,而是扬雄,扬雄思想中最显著的特点是“乐”。以乐为主线,戴梅可重新建构了中国哲学从战国到宋代的发展脉络,而扬雄则在其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她看来,扬雄不但吸收了先秦诸子之长处,而且奠定了魏晋以降中国思想的发展格局。戴梅可的观念和研究方法为我们的个体思想家和整体思想史研究带来了启发与借鉴。

《诗经》与心学之原——从王应麟的论点出发

南宋学者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指出,《诗经》中《敬之》篇所表达的思想是心学之原。历来学者在探讨心学的源流时,对王氏之观点没有足够的重视。事实上,心学大师杨简的确在对《敬之》章的诠释中将"敬"与心相连,而公认对陆王心学影响巨大的孟子,在推崇"敬"的同时,也受到了《诗经》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敬"在陆象山、王阳明和其他心学大师的哲学体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诗》学也被他们认为是在敬畏之时保持洒落的关键,因此,王应麟的这一观点无疑是可信的,这也为剖析心学的建构提供了新的视角。

先秦古乐与“清”美学意蕴的积淀

先秦古乐的发展容纳了非常多的文化内容,从巫术、祭祀到诸子哲学思辨,多与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先民的音乐体验与想象、先哲的音乐冥思之中,"清"的美学意蕴逐渐清晰起来,反映出我们民族早期视听审美联觉的发展和深层次精神倾听的审美特点,以及在人道、天道之间尚"清"之思的美学风貌。

试论阳明心学视野下的“生态良知”

对于近些年出现的'生态良知'这一概念,有必要置放在阳明心学的视野下加以观照,对一些基本问题展开探讨。首先是概念提出的必要性。从阳明的一些观点看,'生态良知'并无提出的必要,但阳明是从境界、本体的角度来立论的,如从工夫、践履的角度和当前时代的需求看,仍有提出的必要性;其次是生态良知的具体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一体之仁、取用之智;再次是'致'生态良知的方法。应以激发'一体之仁'为根本,而其核心工夫是去私欲,同时也要善加利用外在见闻。'取用之智'则主要依赖理性也即精思来获致。生态良知被激发出之后,还需要加以存养、扩充,以使其长久保有并遍及更多的对象。生态良知的具体呈现会随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因此'致'此良知也应是一个持续不断、与生命相始终的过程。

浅析杜甫诗歌中的语典用法

分析杜甫诗歌中的用典方法。主要有:正用,即用典故的本来意义;反用,即反其意而用之;明用,即借其意而明用之;暗用,即将典故之意暗藏在作品之中。杜诗用典是中国古典诗歌用典之法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

作为儒家思想家的陶渊明:论罗伯特的陶渊明研究

陶渊明历来被视为一个诗人,但是美国学者罗伯特(Robert Ashmore)认为,陶渊明的诗歌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影响,是因为他首先是一个思想家,其诗歌从本质而言是对《论语》和孔子思想的一种诠释。这一观点不仅对理解陶渊明的诗歌提供了新的角度,而且凸显了魏晋思想形成过程中儒家思想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并彰显了哲理诗在魏晋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清谈皇帝司马昱

一、清谈以识才短短一百零三年的东晋,前后共有十一位皇帝。他们的平均任期不长,而其中任期最短的一位,则只做了八个月的皇帝。他就是东晋最“短命”的皇帝简文帝司马昱(320—372)。作为东晋的第八位皇帝,简文帝尽管政绩平平,却可能是东晋知名度最高的皇帝,人送外号“清谈皇帝”。这个外号听起来多少有一点贬义色彩,让人觉得他似乎不务正业。

《真诰》中的仙人、灵媒与学道者--兼从“灵媒更替事件”论《真诰》文本的真实性

六朝道教文献《真诰》中,"仙人"必须经过灵媒与学道者书信沟通,三者有社会地位、宗教地位和文化水平的差异,各自的目的也不尽相同,所以形成了特殊的合作模式,并由此带来了《真诰》的写作成书。从《真诰》所收仙人与学道者的信函,可以还原出一起灵媒更替事件,是一件了解早期道教传布情况的生动个案,也旁证了《真诰》中主要文本的真实性和第一手文献价值。

杜诗中语典的特点之一——用典精切

杜甫诗歌用典精切。本文从切姓、切事、切地点等三个角度,分析杜甫诗歌用典精切的特点。

朱震易學譜系新解

朱震《漢上易傳·進周易表》中的"易學譜系"和《漢上易傳·序》的五种象數常被引用,但兩篇文章的内在思想和寫作理路卻長期被忽視.回到文本本身,可以發現《表》和《序》有深層的關聯,這一關聯體現在朱震使用"象""數""辭""太極"等概念時有兩套含義."象""數""辭""太極"等概念本是易學的基本概念,但在北宋道學家的易學哲學著作當中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與漢易中的象數學迥異.朱震易學的"集大成"就體現在他努力用一套概念貫穿漢代象數易學和道學哲學中的兩套意義.正是朱震在《漢上易傳·進周易表》和《漢上易傳·序》中展現的努力,我們才能够將《漢上易傳》進一步定位成"道學化易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