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比较初论:比较研究的一般逻辑

当代西方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思想中有关“不可公度性”的讨论,为我们深入探究历史比较的理论根基提供了参照。历史比较必须遵循一般比较研究的逻辑:比较是不可公度性与可公度性的统一;比较研究中,不能由比较对象之间局部要素的可公度性推导出整体的可公度性;比较对象的可公度性与不可公度性随着比较者设定的比较范围或概念层次而变化;没有比较就没有认识;事物的本质并非完全外在于比较者的客观存在,它同时也有赖于比较者的理论构想;比较研究意在形成新的认同,而在比较研究中保持差异是比较研究成为一种创造性活动的源泉。

战国时期古史系统简论

战国时期的古史系统,①可以分别从诸侯国和诸子两个方面进行考查,两者既有交集,也有差别。根据笔者的考察,周人的古史系统经历了夏商周三代到虞夏商周四代,再到炎黄古史系统的发展,此后诸侯与诸子竞相发展古史系统,但最终黄帝一元古史系统成为主流。②黄帝的传说来源久远,西周时期的《逸周书·尝麦》就已有了关于黄帝的记载。③但是出土文献中黄帝的出现相对较晚。田氏代齐之后,齐威王因齐在著名的陈侯因敦中提到了“高祖黄帝”。

对《十批判书》的评论与争议之回顾与认识——一个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评价问题的个案研究

对郭沫若《十批判书》的不同评价,与《十批判书》本身的特点,与不同的学术、时代背景以及评论者的学术语境、所持观点和评论者所关注的重点均不无关系。郭沫若对中国史学的贡献是一个事实,《十批判书》的学术成就和不足也是一个事实。我们既不应因其贡献和成就,就讳言其缺点和不足,也不应因其存在缺点和不足,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因《十批判书》所反映出的郭沫若史学在不同时段被学界的认同状况,从一个侧面说明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多重因素,既是导致时人不同评价的内在原因,也是今人研究时所必须谨慎面对的。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拓荒与奠基——陶希圣创办《食货》的史学意义

陶希圣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究竟占有何种地位?陶希圣最大的史学贡献,是创办和主持了《食货》半月刊。《食货》的创办,是陶希圣对中国社会史论战作学术反思以及在政治失意后转向教学之境遇的一个结果,也是适应时代思想和学术发展的需要,开拓历史研究新领域的一个结果。《食货》创办的史学意义,在于明确打出“社会史专攻”的旗帜,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拓荒与奠基的作用,在中国史学融入世界史学新潮的历程中,起到了推进的作用。《食货》的成功,得益于陶希圣在会通史料与理论之研究理路上的探索。所有这些对他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的地位作了最好的说明。

上古史研究之反思——兼论周人古史系统的转变与礼制之变化

近现代的中华民族上古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研究者多以为是在研究上古史之"真相"。其实大多所面对的只是周人三次古史系统变化及其后战国时期古史系统的某一个侧面而已,真正的上古史已不可"复原"或"重现"。但是,了解、分析周人古史系统的变化,特别是其背后的礼制、政治变化,对于今天的上古史研究,仍不乏启发和助益。

专精与通识:岑仲勉隋唐史研究的特色

岑仲勉治学领域广泛,成就卓著,而于隋唐史研究用力最勤,创获亦丰。他重视研究有关隋唐两代的重大史事,在"关陇集团"、两税法、牛李党争、府兵制、均田制等问题上均能做到史料翔实、考辨精审,于广征博引中剖析众家之说,然后创辟新解。其《隋唐史》虽为断代之作,但不囿于体例之限,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上均贯穿着通识眼光,反映了岑氏论史的卓识。新中国成立后,岑仲勉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努力使之与隋唐史研究相结合,从而使其学术研究臻于新境。发掘与总结岑仲勉隋唐史研究的成就,不仅有利于考察新历史考证学者治学路径的演变,而且对于继承先哲学术遗产、创新隋唐史学科发展亦大有裨益。

朱谦之的史学理论及其史学史研究——以在中山大学的教研活动为中心

朱谦之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他担任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创办《现代史学》杂 志,开展现代史学运动,讲授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很有影响。其《现代史学概论》一书,集中反映了他关于史学理论 和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内容包括历史学总论、史学史、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历史学方法论等。

中国近代史学中的民族史研究与撰述

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和撰述因被赋予了与传统史学迥然不同的学术意义和现实关怀而成为近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史研究不仅是中国通史撰述中的重要内容,而且是体现史家所持撰史观念的基本坐标。多种中国民族专史的撰述出版以及研究论文的不断发表,使民族史研究很快成为了近代史学中的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也反映了民族史研究因现实关怀而获得了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民族史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研究的主要特点。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史学史研究述论

30年代出版了大量的史学理论著作。在这些著作中 ,史学史的内容占有突出的地位。这类著作的大量出现及其关于史学史论述的价值 ,不仅对史学史学科之初步形成有着奠基的意义 ,而且对史学史研究的开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2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呈现出一种畸形的发展状况。近代史研究不被时人看重,但却有不少近代史著述出版。到1928年,通过对近代史史料的整理工作,由斯而发,罗家伦明确提出了要科学地研究中国近代史,开启了近代史研究的新局面;从史学史的角度对这些近代史著述的特点作出总结,知人论世,可以窥见20年代近代史研究的状况。

唯物史观与历史理论研究的新成就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理论领域的贡献,主要反映在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相结合阐述了人们所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社会形态理论、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以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地位等问题的讨论,历来为史学界所重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历史理论的观点和著作已经成为宝贵的史学遗产,对于阐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浅论深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重要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是与中国的社会革命密切相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历史学研究,帮助人们正确了解了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澄清了许多混乱的认识,坚定了人们继续革命的信念,也显示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在不断总结其在理论与史实结合上出现的缺点和不足,开始对历史学的学术性与科学性予以更多的重视,不断加强和完善着自己的学术内涵和科学体系。深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朔方备乘》看何秋涛的边疆史地研究

何秋涛是鸦片战争时期主要从事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学者 ,其代表作《朔方备乘》有着明确的撰述原因和意旨 ,该书集中表达了他的史地学思想 ,体现了求实致用的治学风格 。

史学史研究的展望

史学史应当对一定时期的历史研究进行总结 ,并且把这种总结升华到理论思想的高度 ,以促进史学新的发展。中国史学史是在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这一学科发展的事实表明 ,史学史与史学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表象上看 ,以司马迁、司马光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到了近代是终结了 ,但实际上 ,传统史学经过火的洗礼后 ,成为新史学中民族史学的因子 ,形成新时期史学的民族特点 ;

论范文澜先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 (第一编 )对先秦历史作了科学的分析 ,在殷周社会性质、民族关系的融和与发展、诸子百家思想的评价方面均有独到的见解 ,体现了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卓识。随着考古事业的发达 ,出土文物材料的增多 ,范文澜的某些结论不免有偏颇之处 ,如关于老子其人其书及道家形成的时代等问题 ,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历史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

朱希祖与中国现代史学体系的建立——以他与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关系为考察中心

朱希祖1920年夏至1931年初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是北京大学史学系的主要创办者。其间他以欧美新史学思想为指导制定北大史学系的课程体系,延聘名师,在教学方面进行了多次改革,加强社会科学和史学理论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主研究能力,为中国史学近代化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愤慨离开北大史学系的原因主要是门派矛盾所致。他对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创建之功,不可磨灭。

论姚莹边疆史地研究的世界史眼光

姚莹的边疆史地研究具有恢廓的世界史眼光,由《识小录》到《康纪行》等史地著作反映了其视野渐趋开阔的发展过程。姚莹呼吁人们了解世界,从世界范围内认识夷情的变化。他还重视西方科技和舆地知识在世界变动中的重要作用。

应当重视对《晋书》、“八书”、“二史”的研究

二十四史中《晋书》、《宋书》、《南齐书》、《魏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和《北史》，记载了自西晋至隋朝的历史。这11部正史占了二十四史的近乎一半。其中的《宋书》、《南齐书》、《魏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也称为“八书”，

从接受史的视阈解读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的意义

陈寅恪先生曾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学术；白寿彝先生则率先倡导进行史学史之史的研究，这些先贤们所要表述的旨趣，正是在于要揭示后人评述学术的演进轨迹。而这一思路与旨趣，则恰与现代西方解释哲学，以及受解释哲学影响而兴起之接受美学存在某些暗合。

宋元讲史平话的史学史研究价值

宋元讲史平话属于一种平民化的通俗史学,是中国古代史学社会化过程中的关键一环,体现了史学小传统的重要特征,反映了当时民间的历史观念和史学观念,在史学史研究中具有较高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