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法院被害人信托基金的赔偿功能研究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创立的被害人信托基金的重要功能是执行法院的赔偿命令,落实对被害人的赔偿。信托基金实行独立的董事会管理体制,并与国际刑事法院开展有效合作。信托基金在现阶段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稀缺的赔偿资源不能涵盖诉讼外所有受到犯罪侵害的被害人、有限的赔偿能力无法达到人们过高的期待、缺少赔偿监督机制难以确保赔偿金的实际交付。为了使信托基金更好地发挥赔偿功能,应由信托基金而非法院掌握对基金“其他资源”的自主使用权,审慎制定赔偿命令,优先保障诉讼内被害人获得赔偿,善用象征性赔偿方式,与国家和国际组织形成合力,抚平犯罪给被害人和国际社会造成的创伤,促使国际刑事司法制度从纯惩罚性正义向恢复性正义的模式转变。

论基层法院法官助理的职能定位

法官助理制度是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我国在推进法官助理制度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些有益经验,但法官助理制度也存在培养机制不够完善、差异化培养不足、配置模式缺乏科学性和角色冲突等问题。只有充分发挥法官助理的作用,明确法官助理的职能定位,才能助力案件审执质效的切实提高。对法官助理队伍分工细化,构建“跟进式”人才培养体系,不仅有利于法官助理队伍的管理和效率提升,也有利于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建设。构建双类型法官助理模式,赋予助手型法官助理更多的业务锻炼机会。进一步明确法官助理的职能边界,规范法官助理的选任制度,有效发挥法官助理的制度优势。

论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司法适用中的谦抑性

风险预防原则在当下环境法中的司法适用,游走在能动与谦抑之间,且呈现出过度能动倾向。“谦抑性”是对风险预防原则适用“分寸”之理论回应,其法理基础可从风险预防原则的规范基础、固有局限以及司法属性等层面予以诠释。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法中适用的谦抑性可被解构为“补充性”“有限性”“温和性”和“内敛性”四要素,由此推理出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司法中谦抑性适用的制度框架:在实体上,应促成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法典上的体现,只有在对照生态环境风险标准的前提下存在科学不确定性时,方能动用风险预防原则,其适用遵循整体温和的类型化理路。在程序上,诉讼推进阶段下的司法适用应严守职权探知界限,配置阶段化举证责任和类型化的诉前程序;案件裁判阶段下的司法适用不得超出认定事实范围,同时应对援引的风险预防原则附加适用理由。

法学实践课程体系建设探索——以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的改革为例

实践课程对法学本科学生养成法律人的素质，提升职业技能，培养创新能力至关重要。在建设实践课程体系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实践课程与传统的理论知识性课程的关系，科学合理地构建实践课程结构与内容；建立多样性、开放性和多功能的专业实习基地；创建以司法实习为中心，以“模拟法庭实验”和“法律诊所”为主干，以其他实践课程和实践教学活动为辅助的多层次的实践课程体系，以期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大学生宪法意识与高校宪法教育的实证研究——以北京地区高校为调研对象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现代公民应当具有较高的宪法认同感。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然而,当前我国公民的宪法意识仍然较为薄弱。将我国公民培养为具有公民意识的现代公民,当务之急是提升公民的宪法意识。而青年一代的宪法意识决定着我国未来的公民素质,提升大学生的宪法意识尤为关键。文章以北京地区的高校为调研对象,对大学生的宪法意识和高校的宪法教育现状进行调研分析。希望通过对高校的调研,可以发现不足之处,普及宪法知识,加强宪法教育和宪法实施,提升现代公民的公民意识。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与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的发展完善

《刑事诉讼法》对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与引领作用,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具有与刑事诉讼紧密捆绑的阶段性特征。更好地调整《刑事诉讼法》与未成年人司法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推动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应当作为《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中涉未成年人部分修改的基本立场,并处理好两个整体性问题。一是通过吸收未成年人专门法律的普适性内容、根据其他涉未法律的新规定新增或调整专章规定、为其他法律中新增的涉未制度提供程序支撑和吸收已有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的合理内容,来有效对接其他涉未法律规范。二是通过减少刑事诉讼整体框架和普通程序对涉未特别程序的限制,明确与成年人案件规定的梯级递进关系,来处理好与普通程序的关系。本次修改还应当整体增补与未成年被害人相关的规定,对转处制度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进行体系化与优化,并明确低龄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程序的基本设置。

欧盟《数据法案》的规范要旨与制度启示:以个人信息保护为视角

欧洲议会于2023年11月9日表决通过《数据法案》。该法案明确符合欧盟价值观的数据流转利用和数据治理规则,保障欧洲单一数据市场中数据要素的安全高效流动,进一步平衡个人数据保护和数据自由流通之间的关系。在数字时代下,我国可以在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统一协调的数据治理机制建立、技术互联与标准建设强化、数据安全保护监管优化等方面吸收借鉴其经验,在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数字时代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标准,规范数据的共享流通,保障数字经济安全有序发展。

中日同形法律术语“逮捕”对应译词辨正

中日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同属大陆法系,二者的法律术语中存在着大量同形词,如“逮捕”等。这些同形词为中国人学习、翻译日本法律以及日本人学习、翻译中国法律带来莫大便利的同时,也给学习者和翻译者设置了各种“陷阱”。研究中日两国词汇的成果较多,但研究中日两国法律术语的成果相对较少。许多中日两国辞典(含法律用语辞典)和翻译的法律文本将“逮捕”当作同形同义词处理。通过查阅中译日和日译中两国辞典(含法律用语辞典)、法律文本翻译件、法学著作中的对应译词,以及比较中日两国刑事诉讼法中强制措施的顺序与特征,基于认知语义学、对照语言学的理论,采用例证的研究方法,仔细辨析中日法律术语“逮捕”的释义,经过比较分析后发现,中日法律术语“逮捕”并非同形同义词,而是同形异义词。中文法律术语“逮捕”的词义相当于日文法律术语“勾留”,日文法律术语“逮捕”的词义相当于中文法律术语“拘留”。

法答网问题研究

为进一步做深做实应用法学研究,找准司法实践中的真问题,提出解决对策,《中国应用法学》在原有的“法答网问题精粹”专栏基础上,自2024年第2期起开设“法答网问题研究”专栏。针对“法答网问题精粹”专栏精选的疑难问题,邀约广大应用法学研究工作者研究探讨,以期为审判工作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本期特此邀请5位名家对其中5项疑难问题进行研究探讨,现予推送,以飨读者。

轻罪治理法治化论纲

基于统计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在司法实践层面已进入轻罪时代,但治理犯罪的法律体系依然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主要体现为犯罪结构与刑罚配置轻重失衡、实体与程序不匹配、过程与结果不相符等缺陷。在轻罪语境下,犯罪治理法治化的理念与制度安排较以前都应有相应的变革和突破。针对以轻微犯罪为主的治理对象,犯罪治理的理念和重点应当及时调整,应区分立法上的轻罪和司法上的轻罪,不再仅以法定刑三年有期徒刑作为确定犯罪类型的硬约束,合理扩大轻罪治理的范围;大力推行犯罪治理的法治化、科学化,在总则层面,改革传统的以监禁刑为主兼有死刑的刑罚体系,构建以犯罪分层为基础,以非监禁刑为主,种类多样且人性化的现代刑事制裁体系;营造正确看待犯罪现象,善待轻微犯罪犯罪人的宽容文化环境。通过完善犯罪治理体系,提升犯罪治理效能,并聚焦法治化目标构建各项制度,以期契合犯罪治理法治化现代化的形势和需要。

论有效清除腐败存量的刑法机制

立足于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有必要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寻求有效清除腐败存量的法律机制。存量腐败的清除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刑罚的消灭,故可结合我国刑法中的追诉时效和赦免这两种刑罚消灭制度具体展开。追诉时效是清除腐败犯罪存量的常规机制,但可能时间长、代价大。赦免是清除腐败犯罪存量的非常规机制。可由全国人大适时制定专门决定,设立统一的全国性廉政账户,对党的二十大之前的存量腐败犯罪予以有条件赦免,并在涤清巨大腐败存量的同时,确立公职人员家庭财产和重点事项申报与公示制度等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

法律体系中的刑法规范及其内涵与定位

刑法规范存在于法律体系之中,不能脱离法律体系来看待刑法规范;因而其内涵和构造,应当与法律规范的构造保持一致;刑法规范的独立性,与行为违法性的从属性,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刑事不法的认定仍然需要充分考虑其他法律对行为的评价,但该评价活动也是独立进行的。刑法解释的对象是刑法规范,其为裁判者提供明晰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裁判规范,而这实际上取决于刑法规范的独立性。刑法规范的解释是为了解决行为的违法性问题,因而其虽然表现为对构成要件及其要素的解释,但要完成是否刑事违法之评价的任务。

人在法律中的形象与“法律人”学术内涵的重建

法律以权利义务的遵守描绘“人”的形象。“人”的形象随着权利义务实现压力的减小而走向暗淡。经过主观努力即可获得遵守的假设在现实生活中不能经常实现,法律描绘“人”的形象以弥补这一不足以使得假设成立。法律遵守依靠平等产生的普遍约束力,现实的不平等需要以“人”的形象来作出解释。“人”的形象在现代法律重新利用,通过“矫枉过正”以揭示围绕遵守可能进行的制度改进。精神状态与生物外观的不符提示依据遵守可能性对政策目标加以调整,而难以遵守的法律通过制度改进来促进遵守。“能够遵守法律之人”是“法律人”的基本学术内涵,学术研究依据遵守难易对制度优劣做出评价并加以改进,以此建立起法学理论的大厦。

新时代中国反腐败境外追逃的法律机制发展路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一体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我国反腐败境外追逃法律机制逐步完善。但从境外追逃执法和司法实践看,境外追逃中常规适用的引渡措施仍面临瓶颈问题,缺席审判程序的追逃功能有限,境外追逃量刑承诺的法治化程度有待提升,境外羁押期限的刑期折抵问题有待明确。为促进追逃防逃追赃机制的一体构建,应拓宽引渡措施的适用渠道,以制度创新破解缺席审判适用难点,促进境外追逃中量刑承诺法治化发展,明确境外羁押期限的刑期折抵情形,进而促进境外追逃工作高质量发展。

民企内部腐败犯罪的立法修正与学理解析

民企内部腐败犯罪本质上是企业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搞非法利益输送,损害企业的利益。对于民企内部腐败犯罪的刑法规制关涉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理应秉持最后手段性,在其他治理手段无效时才能动用。《刑法修正案(十二)》强化对民企内部腐败犯罪的惩治力度,实质上仍属未超出限度的有限惩罚,是对积极刑法主义的践行,关键在于要处理好追究企业内部腐败与尊重企业自主经营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把握此次立法修订的范围、准确适用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等具体犯罪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

对第三人追缴赃款或者违法所得的原则适用

法答网问题:被告人用职务侵占所得赃款在直播平台上进行充值、打赏主播,短短3个月内挥霍赃款金额高达上千万元,能否从直播平台公司账户上追缴该部款项发还被害单位?任何人不得从犯罪活动中获得收益,是我国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过程中追赃返赃的重要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4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

预防性刑法扩张的理性审视和应对

近年来我国刑事法律的预防性刑法扩张倾向明显,在刑法学界引起争议。面对方兴未艾的犯罪化趋势,有必要对预防性刑法扩张进行全面审视和思考。从理论基础来说,对于风险社会理论的滥用与零容忍政策的误读,使得二者难以构成预防性刑法扩张的充分理论根据。在轻罪的立法模式问题上,我国的轻罪立法不宜采用“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入罪模式,违法行为制裁体系的多元化更符合对违法行为分级分类处理的需要,并且越轨行为的早期惩戒对于防止初级越轨发展为犯罪具有重要意义。作为预防性刑法扩张导致犯罪标签负面效应突出的应对之策,轻罪的司法出罪与前科消灭受到关注。通过司法出罪限缩犯罪圈的效果实现有赖于司法观念的转变和轻罪类案出罪标准的规范化,同时还要监督和制约权力在司法出罪过程中的行使,防止司法出罪成为寻租机会。前科消灭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减犯罪标签的消极影响,但也要看到其效果的局限性。作为对风险的反应举措,预防性刑法在某些领域具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但以预防性理念为指导过度扩张犯罪圈,则应当慎重。

“双碳”目标下中国碳配额分配法治化的优化路径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和政策推进的主要手段,而碳配额分配制度则是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实施成败的关键因素所在。法治是“双碳”目标实现的根本保障,碳配额分配法治化不仅需要宏观层面上的法律框架引领,还需要微观层面上的具体制度补强。当前,中国碳配额分配制度落实存在法律框架建设滞后、基本制度保障不足、配套措施不健全等问题,难以准确因应实践。鉴于此,应准确把握碳配额分配这一关键环节,在“双碳”目标指引下,从法实证研究视角充分剖析碳配额分配制度的政策和实践样态,优化碳配额分配法治化路径,最终实现配额公平有效分配。要秉持“立法先行”的积极态度,构建综合性法律框架,强化碳配额管理的法律依据;在强有力的法律支撑下进行制度基础补强,实现碳配额具体立法精细化;进而完善兜底框架,优化配套措施以加强配额行为管控,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制度保障。

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 建设新时代法治强国——访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北京教育法治研究基地副主任袁治杰

2019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要加强品德修养教育,强化学生良好行为习惯和法治意识养成。可见,国家对于青少年法治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探求新时代中国青少年法治教育内容、方式和发展趋势,本刊对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袁治杰进行了专访。袁治杰系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博士,北京教育法治研究基地副主任,全国首套儿童法治教育绘本《正义岛》合作作者。

市场竞争视野下多层次直销的法律规制与合规框架构建

在《直销管理条例》与《禁止传销条例》双重规制下,我国将多层次直销作为违法传销处理,仅允许极少数获牌的单层次直销运营。然而,僭越行政法规、直接或变相运营的多层次直销势头有增无减,监管部门往往忽略对实际运行模式分析,多以直销牌照判断是否合法,造成罚轻不罚重等问题。在商业模式优化方面,无论是基于价值链分析,还是基于社群经济视角分析,都应肯定多层次直销作为动力强劲的创新商业模式具有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为其保留合法的空间。我国现有规制模式与国际主流的多层次直销与金字塔骗局的二元规制模式相背离,应在市场竞争视野下重塑两部条例,将多层次直销纳入公平竞争法体系内,判断多层次直销对消费者权益、市场竞争、市场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影响。在明确多层次直销的合法限度后,为模式型企业量身定制“1+n”经济风险评估方案。1是指商品销售的价值导向,n是指商品品质、门槛资格、推介方式、奖金拨比、取酬依据、退出回购机制、退换货制度、网络辅助手段等。在准确打击违法传销、鼓励商业模式创新基础上,充分考虑影响分销计酬制度的经济要素,为企业提供包容审慎的监管合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