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安贞医院血管外科的发展看腹主动脉瘤治疗方法的变化

北京安贞医院血管外科是中国最早独立成科的血管外科,至今已经走过了三十二个年头,经历了从无到有,始小及大,由弱至强的过程。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高科技时代的到来,各种应用于血管外科检查和治疗的先进设备纷纷被引进中国,尤其是微创的血管腔内技术给血管外科的发展带来了革命性契机,血管外科各种疾病尤其是腹主动脉瘤（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AAA）的诊治步入了飞速发展时代。

血管内可降解支架在外周动脉疾病治疗中应用的研究进展

粥样硬化目前是动脉疾病的主要病因之一,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的发病率逐渐增高,而且患病人群呈现年轻化的趋势。1964年,Dotter医师提出,使用球囊扩张治疗动脉粥样硬化所引起的血管狭窄疾病,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自此至今,腔内治疗已经发展成为血管疾病治疗的主要手段^([1])。

低渗与等渗造影剂对外周血管介入患者发生造影剂肾病的比较研究

目的:对比低渗性造影剂与等渗性造影剂对外周血管介入治疗患者发生造影剂肾病(CIN)的影响。方法:入选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间,北京安贞医院血管外科行介入治疗的下肢缺血患者170例,随机分成低渗性造影剂组(欧乃派克)和等渗性造影剂组(威视派克),终点事件是血清肌酐升高44.2μmol/L以上或相对于基线水平升高25%的患者比例。结果:欧乃派克组(n=98)和威视派克组(n=72)发生CIN者分别为26(26.5%)及20(27.8%)例,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856);且对于合并肾功能不全患者,两组CIN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87)。结论:在外周血管介入治疗的下肢缺血患者中,等渗与低渗性造影剂所致CIN发生率类似,等渗性造影剂未显示优越性。

血管外科进修医师的系统培养

临床进修是为进一步提高各类在职医务人员专业技术水平、工作能力而提供的一种继续医学教育,是各级、各类医务人员,学习临床新理论、新技术、更新知识和提高临床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北京安贞医院作为临床教学医院,不仅肩负着医学生的临床教学任务,而且承担着对进修医师的指导与教育的任务。血管外科,作为重点科室,每年招收10～15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进修医师。

重视我国下肢静脉疾病循证医学的研究

静脉疾病是血管外科疾病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人群中的总体发病率和疾病复杂程度都要超过动脉疾病。统计资料表明,静脉血栓栓塞症在美国的发病率为77.6/10万,每年新发病例达到275 000之多。静脉曲张作为下肢静脉疾病的最常见表现，发生率更高，欧洲和美国的统计资料显示，静脉曲张在人群中的发生率接近1／3，而严重的下肢静脉功能不全所导致的皮肤营养障碍和静脉性溃疡的发生率可达到2％～5％。

破裂性腹主动脉瘤腔内治疗并发症的单中心回顾性研究

目的:探究腔内修复治疗破裂性腹主动脉瘤后围术期并发症出现的相关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自2013年10月到2019年10月期间,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血管外科,住院并行腔内修复治疗的破裂性腹主动脉瘤患者53例。其中围术期未出现并发症者29例(54.7%),出现并发症者24例(45.3%)。将并发症组患者分为术后介入相关并发症组8例,术后系统性并发症组13例,术中死亡3例。比较并发症患者与无并发症患者在基线资料、动脉瘤解剖条件、术中及术后理化指标方面的差异。结果:系统性并发症患者在年龄、就诊时收缩压及舒张压、有无反复搬动、近端瘤颈成角,以及术中尿量、术后24 h内腹腔内压、PT、APTT、CKMB、TnI等改变较无并发症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介入相关并发症患者在近端瘤颈成角方面较无并发症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患者年龄、就诊时血压、近端瘤颈成角以及术前多次搬动可能对破裂动脉瘤腔内治疗后系统性并发症产生影响,术中尿量和术后24 h内的腹内压、凝血功能及心肌标志物的监测,对预测系统性并发症发生十分重要。

冠心病颈动脉狭窄患者术后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究合并冠心病的颈动脉狭窄患者术后并发症的风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月至2020年8月期间,于北京安贞医院血管外科行手术治疗颈动脉狭窄的冠心病的患者,分为颈动脉内膜剥脱术(carotid endarterectomy,CEA)组和颈动脉支架置入术(carotid artery stenting,CAS)组,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围手术期的并发症,包括死亡、卒中(出血性、缺血性)、心肌梗死、急性肾衰竭、肺部感染、消化道出血、脑过度灌注综合征以及颅外神经损伤等。结果:合并冠心病的颈动脉狭窄患者行CEA和CAS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风险相近,糖尿病会增加行CAS术后脑卒中的风险(OR=46.88,P=0.038)。结论:对于合并有冠心病的颈动脉狭窄患者,CAS或CEA对于患者术后的死亡、心肌梗死、脑卒中及其他并发症无显著影响,都是安全有效的手术方式。

腹主动脉瘤开放手术和腔内修复术的短期随访研究

目的:比较腹主动脉瘤(AAA)腔内修复术(EVAR)和开放手术(OR),术后6个月内的疗效。方法:选择同时满足OR和EVAR手术条件的AAA患者共100例,随机分配接受OR或EVAR手术,随访至术后6个月,记录分析两组术中情况、病死率、全身并发症及手术相关并发症。结果:至术后6个月,仅OR组死亡1例,两组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EVAR组中位手术时间更短、出血量及输血量更少(P<0.05)。EVAR组患者可以更早出院,但是花费也远高于OR组(P<0.05)。EVAR组围术期全身并发症发生率略低于OR组(16.4%vs.20.5%),但手术相关并发症高于OR组(29.5%vs.12.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随访至术后6个月,两组各项并发症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对于AAA来说,OR与EVAR手术都是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EVAR手术在围术期显示出微创手术的优势。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应用体外膜肺氧合下肢缺血并发症的防治

目的:总结并分析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围手术期经股动脉插管建立体外膜肺氧合(ECMO)支持治疗过程中,出现严重下肢缺血并发症的临床特点和防治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2014年1月至2014年12月,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且经股动脉插管建立ECMO辅助治疗的41例患者,总结其临床特点,探讨严重下肢缺血并发症的发生率、病因及对ECMO治疗预后的影响以及防治措施。结果:41例患者中,18例完成ECMO脱机并顺利出院(43.9%),另23例患者病情危重,在ECMO辅助支持过程中或脱机后循环衰竭死亡(56.1%),全体患者发生重度下肢缺血者18例(43.9%)。病情好转出院的患者中,2例在术后出现显著的下肢缺血表现(11.1%),但在ECMO脱机拔管后缺血情况均得以恢复(100%)。围手术期死亡的23例患者,ECMO支持过程中循环衰竭时间长且血管活性药物用量大,16例患者出现了重度下肢缺血表现(69.6%),其中2例(12.5%)ECMO脱机者在动脉插管拔除后末梢血运得到改善,但因脱机后脏器功能逐渐衰退,家属放弃治疗。结论: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患者经股动脉插管建立ECMO后发生严重下肢缺血的风险较高,对于这类高危人群,术前应优先评估、积极干预双髂动脉及双下肢动脉病变,旨在优化ECMO插管方式的选择。经股动脉插管ECMO建立后,应严密监测肢体缺血的征兆,及时进行相关处理从而降低下肢缺血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ECMO的整体疗效。

下肢动脉硬化性缺血疾病与炎性细胞的相关性

目的:研究外周血白细胞(white blood cell,WBC)计数等指标与下肢动脉硬化性缺血疾病的相关性。方法:用独立样本t检验回顾性分析下肢动脉硬化性缺血疾病组与非下肢动脉硬化性缺血疾病组WBC、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单核细胞计数及血小板计数等的统计学差异。结果:缺血组WBC、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单核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明显高于非缺血组患者(P<0.01),分别为(7.15±0.62vs4.97±0.8)×109/L,(4.59±1.57vs3.10±0.72)×109/L,(1.92±0.74vs1.41±0.60)×109/L,(0.41±0.16vs0.30±0.01)×109/L及(224±66.8vs189±51.7)G/L。结论:炎性细胞及血小板等参与了下肢动脉硬化性缺血疾病的形成过程。

2型糖尿病性肾动脉狭窄危险因素的预测研究

目的:研究建立2型糖尿病(DM)患者合并肾动脉粥样硬化性狭窄(ARAS)的预测模型。方法:经肾动脉造影证实的2型糖尿病ARAS患者129例和无ARAS者122例。对两组年龄、DM病程等指标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最终进入模型的ARAS独立预测因子是年龄(≥65岁)(OR=42.66,P<0.01),加速性高血压(OR=24.78,P<0.01),DM病程≥5年(OR=4.76,P<0.05),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IMT)≥1 mm(OR=3.41,P<0.01)及Ccr≥90 mL/min(OR=0.91,P<0.01)。预测ARAS的最佳概率值是0.54(敏感度86.0%,特异度93.4%)。Logistic回归方程ROC曲线下面积为0.868(95%CI=0.816～0.92,P<0.01),Cox and Snell决定系数R2=0.586。结论:年龄≥65岁、AH、DM病程≥5年、颈动脉IMT≥1 mm、Ccr≥90 mL/min是DM患者并发ARAS的独立预测因子,该预测模型可以对2型糖尿病患者进行肾动脉狭窄的风险预测,不仅有助于提高彩超及有创检查的诊断阳性率,而且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漏诊以提高治疗的成本效益。

重症下肢缺血外科治疗的选择

重症下肢缺血为下肢缺血发展到Fontaine 3到4期,已经出现静息痛、肢体溃疡坏疽甚至肢体丢失等表现。此时,单纯的内科治疗已无法达到治疗目的,需要外科干预治疗。目前血管外科对于重症下肢缺血最主要的方法包括腔内治疗和手术转流。

急性肠系膜动脉缺血性疾病的诊治分析——附27例报道

目的:探讨急性肠系膜动脉缺血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自2002年5月至2008年12月我院共收治肠系膜动脉缺血性疾病患者27例。急诊行手术治疗21例,其中单纯行肠系膜上动脉取栓术9例,肠系膜上动脉切开取栓加肠切除吻合术8例,单纯肠切除吻合术3例,肠切除加肠造瘘术1例。保守治疗6例。结果:手术治疗21例,1例于死于感染性休克,5例出现短肠综合征,经胃肠外营养等对症治疗后症愈出院,6例行保守治疗者均症状减轻,好转出院。结论:彩超是早期诊断肠系膜动脉缺血的重要手段,及时手术和加强术后监护是提高疗效的关键。

低分子肝素联合安步乐克治疗重度下肢缺血的前瞻性研究

目的: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低分子肝素联合安步乐克治疗重度下肢缺血。方法:将83例重度下肢缺血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分别给予低分子肝素、安步乐克、培达和胰激肽释放酶,并比较两组间的疗效性及安全性。结果:治疗组显效率38.5%(30/78),有效率48.7%(38/78),无效率12.8%(10/78);对照组显效率10.1%(7/69),有效率14.5%(10/69),无效率为75.4%(52/69)(P<0.001);两组皆无出血病例。结论:低分子肝素与安步乐克联合应用,可以起到协同作用,不仅可以增加下肢缺血FontaineⅡ期患者的跛行距离,更能使下肢缺血FontaineⅢ及Ⅳ期患者的静息痛减轻或消失,促进侧枝动脉形成,同时也未增加出血风险,体现了两者联合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颅外段颈动脉瘤的外科治疗体会

目的:颅外段颈动脉瘤是极其罕见的疾病,发病率为1%~1.5%,可导致卒中、短暂性脑缺血(TIA)等严重症状,国内外相关文献报道显示,目前颈动脉瘤治疗仍以外科手术为主。方法:对安贞医院血管科,2002年至2017年共收治颅外颈动脉瘤25例患者进行总结,男性17例,女性8例,年龄29~80岁,平均55.3岁,其中症状性病变21例,体检发现4例。其中2例为双侧病变,共27处病变,行26例手术,其中24例开放手术,2例腔内手术。结果:手术成功率100%,围术期无死亡,围术期并发症3例,1例发生急性脑梗死,1例假性动脉瘤复发,1例颅神经损伤。术后,中位随访时间为49个月,失访5例,随访率80%。随访期间无死亡病例,1例患者在术后36个月同侧脑梗塞,1例患者在术后90个月发现腹主动脉瘤并行腔内治疗。结论:颅外段颈动脉瘤外科治疗围术期和长期疗效良好,开放手术目前仍是主要治疗手段。

颈动脉硬化狭窄与认知功能损害的研究

随着中国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性认知功能障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同时颈动脉狭窄与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vascular cognitive impairment,VCI)的相关性也被人们所关注。根据研究,目前65岁以上75%的男性和62%的女性可检测到颈动脉硬化性狭窄,而其中>50%的狭窄男性占7%而女性占5%[1]。卒中是颈动脉狭窄最严重的并发症,其中由颈动脉闭塞造成的缺血性卒中的发生率为15%~20%[2]。动脉粥样硬化是颈动脉狭窄最常见的原因,它是由多个危险因素造成的,导致血管内中膜厚度增加、斑块形成、血管狭窄甚至闭塞的复杂病理过程。

3D打印多聚合物可降解载药支架与金属裸支架置入于猪髂动脉的对比性研究-2年结果

目的:支架置入目前仍是外周动脉硬化性疾病(PAD)最主流的治疗方式,而可降解支架有可能是改善其治疗效果更好的办法。本研究拟在通过与市场现有的金属支架进行对比,评价3D打印多聚合物可降解载药支架在动物体内的安全性和整体使用性能。方法:本研究实验组支架为3D打印多聚合物可降解载药支架BRS(北京阿迈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对照组为镍钛合金金属裸支架BMS(商品名:SMART,生产厂家为厂家为Cordis Corporation,生产地在美国)。共选取44头健康普通白猪,性别不限,分别于双侧髂股动脉置入可降解支架和金属裸支架,并于不同随访时间点采集造影、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病理、电镜以及降解信息。结果:手术成功率100%,无特殊不良事件。造影结果:血管内腔最小直径结果支架置入后1个月,BMS和BRS两组的MLD均有所降低,但BRS组的MLD则高于BMS组,并有车有统计学意义(P=0.01)。 3个月时,BRS组的MLD略大于BMS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7)。6个月时,BRS组的MLD略大于BMS组(4.91 vs.4.49mm),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43)。 12个月时,BRS和BMS两组的MLD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6),BRS接近其置入即刻的MLD值,BMS略低于其置入即刻的MLD值。24个月时,BRS和BMS两组的MLD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8),BRS和BMS两组的MLD均大于置入即刻的MLD值。OCT结果显示,与即刻的支架面积和直径相比,BRS和BMS在1个月时支架面积和直径均有所降低,随后BRS支架面积开始增大,并继续随时间增加至高于即刻的值,BMS支架面积和直径在6~12个月内逐渐增加至与即刻的值相当。降解组BRS支架置入后支架的分子量和平板压在1个月时几乎无明显变化;3个月时,分子量下降约70%,平板压下降约90%;6个月时,分子量下降约90%,平板压下降约95%;至12个月时,分子量和平板压下降约96%。两组支架损伤积分,炎症积分、内皮化积分在1、3、6、12个月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内皮细胞覆盖率在12个月时BMS显著低于BRS,炎症积分在24个月时BMS显著高于BRS,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3)。结论:本实验所用3D打印多聚合物可降解载药支架的安全性与金属裸支架无明显差别,在抑制内膜增生改善通畅率方面可能存在一定优势,但仍需要进一步的临床试验证实。

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易损性相关循环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是导致缺血性脑卒中的主要病因[1],其临床危险性不仅在于斑块进展过程中颈动脉管腔狭窄致颅内供血不足,还在于斑块进展过程中各种因素引发斑块的不稳定性变化从而导致斑块破裂脱落引起的远端颅内循环栓塞,其中斑块不稳定性的形态学主要变化包括斑块表面破溃、钙化成分及变化、纤维帽变薄、巨大脂质核心形成、新生血管形成、斑块内出血、继发血栓形成[2-3],细胞分子学水平变化主要包括平滑肌细胞增生、巨噬细胞聚集、细胞外脂质聚集、T淋巴细胞聚集等[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