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联合大学举行“北京政治文明建设研究基地揭牌仪式暨基地建设研讨会”

2016年9月28日,北京联合大学举行＂北京政治文明建设研究基地揭牌仪式暨基地建设研讨会＂。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崔新建和北京联合大学党委书记韩宪洲为基地揭牌。韩宪洲书记和北京政治文明建设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徐永利分别为基地顾问、特约研究员颁发证书。揭牌仪式和研讨会由北京联合大学副校长鲍泓主持。经过10年的发展,北京政治文明建设研究基地取得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在中国特色政治文明建设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得到了学界同行的认可。

国际交往中心建设背景下北京教育国际化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北京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核心城市,持续推进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做好北京教育对外开放工作,既是实现北京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北京教育及城市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的重要途径。通过深入总结“十三五”期间北京教育国际化工作的开展情况与主要成果,分析当前发展形势下的新要求、新变化以及新内涵,从加强统筹规划、加大创新力度、聚焦人才培养和健全完善涉外治理体系4个方面,探讨国际交往中心建设背景下北京教育国际化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目标,以期推动北京开创更全方位、更宽领域、更多层次、更加主动的教育对外开放新局面。

重视国家教材建设 本立道生启智润心

2024年8月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缅怀伟人的丰功伟绩,重温其要求重视国家教材建设、重视现代科学文化进教材、重视教材要符合国情的指示精神,深刻感悟其战略思想和创造性思维,对我们现时正处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关键时期,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落实国家教材建设和管理,将有巨大借鉴作用和重要指导意义。

两会机制彰显中国民主政治制度优势

每年召开的两会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全国两会更是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两会机制是我国政治体制区别于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标志,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制度安排,它有个萌芽、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两会机制作为中国式民主政治的独特安排与重要载体,是人大发挥权力机关作用和政协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机制,是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权力监督和民主监督相得益彰的重要机制,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载体,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优势。

近年来权力监督与制约研究述评

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一直是执政党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近年来,关于权力监督与制约问题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们从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党建等多学科、多角度,围绕为什么进行权力监督与制约、怎样进行权力监督与制约、目前权力监督与制约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进一步加强权力监督与制约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改革开放40年与我国廉政制度建设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廉政制度建设经历了从恢复到重建,从推动到深入发展,从逐步完善到体系初建的过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廉政制度体系。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廉政法律制度体系、廉政党内法规体系、广覆盖的廉政财产申报体系、不断完善的廉政监督体系,反腐效果显著。党的十九大的召开,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的廉政制度在立法、法律实施等方面的快速发展。

《加强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监督权的途径研究》评介

《加强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监督权的途径研究》是北京联合大学徐永利教授关于人大制度研究方面的新作。他长期致力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已出版学术著作、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研究报告等共30余部（篇），并多次获奖。

社会主义建设与科学的思想路线

思想路线问题始终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永不过时的现实问题.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充分展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科学的思想路线是主观能动性的正面体现,错误的思想路线则是主观能动性的负面体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都需要正确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就是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实事求是这条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

发挥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优势

全面发展协商民主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要发展举措和战略任务。乡村振兴离不开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治理环境,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内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发展的理论探索与历史实践,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系统优势、实践优势和民意优势,是乡村治理的时代之需。发挥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优势,进一步探索完善乡村协商民主工作的体制和机制建设,把城乡社区协商民主工作落到实处,全面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理论探索和实践指导意义。

劭德高年 蔚为国瑞

文彦博(公元1006-1097年),字宽夫,号伊叟,汾州介休(今山西介休市)人,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和书法家,被后人誉为贤相,现有《文潞公集》传世。他历仕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出将入相五十余年,堪称北宋政坛的“常青树”。司马光在《伫瞻堂记》中赞誉他“君赖之如股肱,民依之如父母”。

三朝贤相 社稷功臣

韩琦(公元1008-1075年),字稚圭,号赣叟,相州安阳县(今河南省安阳市)人,北宋政治家、著名将领。韩琦辅佐三朝,拥立二帝,运筹帷幄,勤政爱民,一生功勋卓著。《宋史》记载他“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人谓之‘富韩’”。欧阳修赞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忠勇双全 文道合一

韩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一说怀州修武(今河南修武)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是唐朝中期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其著作被编为《韩昌黎集》。耿介危言因文荣辱。韩愈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一个普通的官宦家庭。

监察法治:国家治理的新模式

西方国家大多采用“权力分立”的国家治理模式。由于这一模式有着诸多弊端,我国经过试点后,通过2018年宪法修正案正式宣告采用“监察法治(国家监察)”的新治理模式。监察法治模式是基于中国人的实用理性思维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经由多年的权力监督实践而形成的。监察法治模式的完全建成,还有赖于保持监察实效的持续性并由此促进民众对监察的信仰生成。而这一切,归根结底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自我革命的特质。特别要注意,在国家治理上,权力监督和权力分工合作之间常常彼此对立,而监察法治能够有效化解这一困境。

习近平的政协民主监督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政协民主监督职能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要求:监督要动真格的、要真监督,共产党容得下尖锐批评,民主监督要密切配合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和重点工作,要健全完善民主监督制度和机制。监督的目的是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等,对新形势下做好政协民主监督工作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从权力行使看人大的公信力

公共权力的公信力是现代民主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础。人大的公信力主要来源于其对立法权、人事任免权、重大事项决定权、监督权的行使。从人大对这几项权力的行使看,各级人大基本行使了这几项法定权力,从而赢得了一定的公信力。但是这几项权力并未完全行使到位,这与人大的崇高地位以及人民群众的期望尚有一定差距,从而影响了其公信力。人大应通过充分行使法定职权来赢得公信力。人大赢得公信力的过程就是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政理念的过程。

城乡社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与保障机制构建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关键一环。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系建设顶层设计中的重要内容。社区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前端载体,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对于协调社区人际关系,增加居民幸福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重要意义。本文对我国当前城乡社区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现状进行梳理,总结现有城乡社区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的成功经验和典型做法,探究城乡社区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短板,并就城乡社区心理服务体系和保障机制构建进行了初步研究和阐释。

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制度再认识

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是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是人民行使当家做主权利的最直接体现。实践中,对这项权力的地位、性质以及行使方式等存在一定认识偏差。针对这项权力的行使现状,提出转变认识、明晰范围、健全机制、规范程序等方面的完善和建议,以期建立常规化、制度化的操作模式。

提高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质量和实效的路径

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召开内容和方式始终得不到实质性的改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搁置民主化的价值。缺少从民主的理念和角度去审视会议的召开内容与方式，导致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运行机制长期简陋粗放。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的加速，人民群众权利意识、民主意识的日益觉醒，提高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质量已经成为一项现实而急迫的任务。关于如何提高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质量，在此，笔者结合北京市人大的实践探索，对提高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质量和实效的路径略加探索。

论人民代表大会的公信力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需要拥有与其崇高政治地位相匹配的政治公信力。人民代表大会的公信力不仅会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而且也会为执政党赢得公信力。当前影响人民代表大会公信力的因素主要是人大法定职权行使得不尽如人意,以及代表选举与民意尚有差距。提高人民代表大会的公信力,主要是通过行使好人民代表大会的四项法定职权和改进代表选举工作来实现。

法律思维、监察传统与国家监察的实效性

中国的法律思维方式是重具体经验的实用理性而非西方的重抽象思辨的逻辑理性,中国的监督传统是大一统之下的监察制度而非西方的权力多元、分立制衡模式。这是中国最大的国情。国家监察制度,正是立足于这一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监督模式。专司监察职能的监察委员会,它所具有的独立性、统一性、权威性和合法性,将保证监察的实效性。更重要的是,国家监察模式,将打破我国法律实效和法律权威的困境,通过监察实效来实现法律实效,从而捍卫宪法和法律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