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内容与路径:关于国际理解教育学科建设的思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国际理解教育历经60多年的发展,现已成为我国教育政策的重要内容,并被纳入中小学校长、教师在职培训的学科体系建设序列。在基础教育中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推进国际理解教育,有助于该国际教育项目的系统构建。国际理解教育作为一个创新性的学科,有独特的价值追求,其学科建设的重点内容包括基本理论框架的构建;完善地方课程体系以及学习模式的构建;这些内容建设要从理论研究、教师培训、教学实践三个层面推进。

“大河”文学“重读”的空间与可能

新世纪以来,文学和文学史的"重读"已经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批评者通过综合性的知识以及知识分子性的"当代"视域与作为"历史"的文学和作家进行重新对话与重新阐释的再造。这种"重读"性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这对于祛除以往"非文学"化的阅读具有着诗学上重建的意义。与此同时,带有考古学和现象学意义上的文本"重读"

从一条河流开始的文学地理——读杨立元的《滦河作家论》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在当下快速前进的去地方化时代显然具有不言自明的重要性。杨立元的《滦河作家论》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回应了文学如何"还乡"以及文学和"地方"之间隐秘关系的文学主题。围绕着"滦河"所展开的文学地理以及在多种文化的交相碰撞中著者更为立体、多元、丰富地还原和呈现了这些滦河作家群体的特殊性文学征候和精神场域。尤为可贵的是作者立体、开放而包容性地呈现了滦河作家的共性文化因子之外的诸多不可消弭的差异和不可规约的个性。

在历史现场打开一代人的诗歌卷宗——关于《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的对话

时间：2009年12月9-10日,深夜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杨庆祥：首先我想祝贺你《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这本著作的出版发行,说实话,虽然也偶尔涉足诗歌圈子,但是对于你书中提及的诗人、作品、刊物、现象等等还是比较陌生,很多的名字还是第一次看到。

并未消失的单行道——新世纪十年诗歌批评的问题与考察

我想起《圣经》里的一段话：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 2000年的1月，寒冷的冬天仍在延续……此时，“90年代诗歌”论争已不知不觉持续了十年之久。王家新和孙文波编选的涉及38篇文章和3篇附录的《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变奏的风景:新世纪十年女性诗歌

谈及当下的女性诗歌写作决非是轻松简单的话题，面对新世纪十年来大量的女性诗歌写作群体（尤其是网络和博客上的女性写作群体），我们的疑问就是她们给这个时代的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什么崭新的素质和新的阅读体验？“女性诗歌”是否还像1980年代和1990年代那样具有耐人寻味的“先锋意义”和文化、身份、性别和社会学价值？

1989～2009:中国女性诗歌的家族叙写

1989年以来中国的女性诗歌无论是在题材、语言、经验、想象力和表现方式上,还是在思想和社会学层面都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一变化最为重要的体现就是这一时期的女性诗歌在家族谱系叙事上的差异和新变。部分"70后"和"80后"女诗人在后工业时代的背景下,在城市与乡土、批判与赞颂中展开的家族叙写,凸显了女性诗歌的历史轨迹和新的美学征候。

新诗史叙事场阈中的十七年诗歌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重写"新诗史开始,包括十七年诗歌在内的新诗史现象在新诗史叙事中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动和重新阐释的过程,而这一错综复杂的变动甚至"祛魅"的过程不仅与相应的新诗史叙事的美学转换和知识型构有关,更与社会转型、政治文化、时代语境等历史场阈有着相当复杂的互动关系。

当代诗歌:困境及其可能性

徐志伟：你是一位以诗歌评论见长的批评家，并且你也从事诗歌写作。从事诗歌评论对你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机遇还是一种自觉选择的行为？霍俊明：我曾一再搪塞自己的“诗人”身份，因为我并不太看重我的诗歌写作；但是当我更为真切地意识到诗歌写作与诗歌批评之间那种“别才”和“别趣”的特殊关系时，

社会转型时期的“南方”诗学——江苏新世纪十年诗歌的一个侧面

一场雨在不停地下着。在南京这个城市我想到了子川、张桃洲、吴情水等诗人。如今张桃洲和吴情水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但是阔大的梧桐树的阴影，潮湿、油腻的夫子庙，肥大的扬子江，雨水中的栀子花，苍茫的钟山，以及城市拐角处低矮的民居都让我感怀历史的无常和诗歌的巨大而“虚无”的力量。我想起《圣经》里的一段话：“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

“中年”诗学与生存“暗箱”——论子川近期诗歌

在加速度的时代语境中,近年来子川的诗歌以更为个人化和更具代表性的方式呈现了个人生存的暗箱和时代寓言。在知性、平静、焦虑和疼痛中,子川诗歌呈现出纯净和平和之美;与此同时,子川诗歌以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包涵了时代场景与历史记忆。

在个人与文化的圆融中接续伟大的诗歌星空——汤松波《东方星座》对“主流诗学”的拓展与创设

应该意识到1990年代以来的诗歌观念看似已经相当繁复和多元，诗歌写作也是在差异和多个向度展开，诗歌的技艺也似乎达到了新诗发展以来较为乐观的时期，但是在近些年所涌现的一些诗学问题、甚至在某些人看来大是大非的问题已经揭示出诗歌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学自身的问题，商业、传媒、大众文化、话语权力、诗歌趣味、诗人身份都和诗歌极其含混、暖昧而又不容分说的纠缠在一起。

“重写”的空间与“颂诗”的可能

《东方的太阳》不只是一部大诗,更是中国的一部诗歌史、社会史、思想史和灵魂史。诗人站在茫茫的时间水岸听到了历史的澎湃回声。重要的还在于它给我们每一个人以重新面对历史、面对人性、面对灵魂的机会。

李绿园诗歌艺术摭拾

李绿园小说创作的成就要高于其诗歌创作的成就,但在清代,其小说名却在其诗名之下。绿园诗歌有其独特的光彩和成就,其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朴而弥文"、"大力盘礴"、"体验入微"三个方面。必须在重视对于《歧路灯》研究的同时重视对于绿园诗歌的研究,这样才有可能一睹绿园的"全人",一睹绿园创作的全貌,才有可能对绿园文学创作的总体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出全面、中肯的评价。

“坚持”与“变奏”的不断再出发——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阿毛诗歌创作研讨会综述

2010年7月3日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阿毛诗歌创作研讨会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会议由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思敬主持。

重叙当代诗歌语言的“惯性”机制——以“地下”诗歌、“今天”诗歌和“第三代”诗歌为例

百年汉语新诗的发展已然形成了其与古典诗歌相异的自身传统,但不容忽视的是汉语新诗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语言问题。学界对1940年代后期开始的"当代"主流诗歌在语言上存在的明显弊病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却普遍忽视了在新诗史叙述和相关研究中被经典化且声誉日隆的"地下"诗歌、"今天"诗歌甚至"第三代"诗歌在语言层面上仍然存在着僵化的主流诗学的"惯性"机制和惯性思维。换言之,这些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先锋"诗歌话语是具有"双重"、多重性格和多层次性的,即它们在带有创设性色彩的同时仍然带有主流的十七年诗歌和"文革"诗歌语言机制的影响与框定。

不断压低声响的河流——胡弦诗歌读记

在写作和批评都失范不堪的年代谈论诗歌是不可靠的，甚至是危险的，但是总有一些诗人属于让我有话要说的部分，这其中就包括胡弦。胡弦的诗歌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像一条静静流淌的南方的河流，很少惊涛骇浪和泥沙俱下，而是呈现出当下时代诗人少有的宁静、自足和不断试图倾听、回溯、发现和创设的可能。

来自澳大利亚的课堂观察

借国家公派汉语教师机缘,笔者有幸深入澳大利亚圣诞岛区域中学课堂,听这里的英语教师上课——希望从中汲取有益于我国母语教育的经验.Peter老师是该校九年级（相当于我国的初二年级）的英语教师，从教近四十年，他的足迹遍及澳大利亚各洲及香港地区。这里的初二学生每周有四节英语课，每节课55分钟。Peter所教的这个班共16名学生，其中华裔8人、欧洲裔7人、马来裔1人。我来到这里时正赶上他们学习“如何阅读小说”。

朦胧诗之后:错乱的新诗史命名

任何时期的新诗史研究和叙述都与新诗史命名联系在一起,而新诗史概念尤其是对当代(1949年以来)发生的诗歌史现象的命名,其状况是相当混乱而又令人尴尬。这显示了当代新诗批评面对新诗史现象,尤其是1980年代中后期的"纷乱"的诗坛所表现的命名的乏力与失语状态,而越是晚近时期的新诗史命名越是呈现出"批评"的性质。

《周易》中的乾坤与男女——从《彖传》《象传》以及《文言》《系辞》论乾坤两卦

《周易》中的乾坤之意具有广泛性,关乎天地万物的差异与相合。虽然乾坤两卦并不局限于男女两性的取象,但是仍可以作为男女两性差异的形而上之指导。就《周易》一书本身而言,其乾坤、男女之意也有不同的诠释和倾向,内容的变化可见于《彖传》《象传》《文言》和《系辞》本身。男尊女卑之观念并不是形而上既定的,而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观念的演进而逐渐形成的,此可见于《文言》《系辞》中乾坤内容的高低描述,这一定程度上映射了当时两性观念开始出现明显的尊卑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