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动物福利立法的限度及其定位——兼谈动物福利立法中动物的法律地位

从道德和道德法律化的角度看,给予动物福利其实就是科加人对动物的道德义务,而动物福利立法的实质便是把这种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即实现动物道德的法律化。不过,动物并未就此获得法律主体地位,它只是一种"物格"弱于一般客体物的"准物"而已。由于道德法律化是有条件的,动物福利立法也应有限度,只有那些获得社会普遍认同和共同遵守的基本动物道德,才可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规范。对此,我们可用"利益关系分析法"和"利益层次分析法"来大致界定"基本动物道德"的范围;用自卫原则、对称原则、最少损害原则、分配正义原则以及补偿正义原则,来对动物福利立法进行较明确的定位,以妥善处理动物福利和人的利益的关系。

法律诊所课程教学方法的研究与实践

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注重法学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的传授,忽略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致使学生在毕业之后短时间内难以满足工作岗位的要求。诊所法律教育的形式借鉴了医学院诊所教育的模式,医学院的学生需要花费相当的时间从事临床实习,从实践中学会诊断和治疗,当法学教育引入这种教学方法时,就产生了"法律诊所"这一法学领域特有的名称。美国的诊所式法律教育为我国的法学教育改革提供了可以借鉴的一种模式,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模式在中国也面临着诊所课程所需经费和教育师资等现实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依靠社会各界的力量。

罪刑法定视野下刑法的扩张与克制——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的分析

《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修正案")废除9个罪名死刑,并细化现有部分刑法条文,彰显了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明确性与人道性精神。"修正案"通过增设罪名与修改现有罪名构成要件方式对现有刑法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扩张,同时"修正案"借助"从宽处理规定"及"较低的法定刑配置"保持刑法的克制。但总体上,"修正案"克制途径单一,扩张趋势明显。未来立法有必要在无被害人犯罪及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强化刑法克制情绪,提高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在刑法发展中的比例。

未成年人犯罪中警察职责之三维式考察与定位

警察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职责先后经历了打击犯罪、打击兼顾保护和打击与保护并重阶段。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立法抑或是大陆法系国家立法均对涉罪未成年人案件确立了警察保护性职责。但受警察一般性职责影响,法律执行职责成为警察处理涉罪未成年人案件中的首要职责,维护社会秩序与服务社会职责则成为次要性职责。未来立法有必要在涉罪未成年人案件中明确服务社会职责为警察首要普通职责,并确立警察保护为主兼顾打击的案件处理原则,以贯彻我国新修订《刑事诉讼法》中保护为主、惩罚为辅的未成年人诉讼原则。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功能论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具有弥补起诉权、区分成年人司法、分流案件与预防犯罪的重要功能。将附条件不起诉纳入酌定不起诉范畴进行一体化改良思路混淆了两者界限。附条件不起诉的系统化起诉权功能要求确立该制度的独立地位,以自由裁量权为核心,与绝对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和酌定不起诉一起构成宽严相济的严密起诉权体系。为发挥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二元化司法功能,宜以区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为基础完善其适用范围。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吸纳恢复性司法"合意"要素,并将帮教行为予以前置化,有利于犯罪人顺利回归社会。预防犯罪的综合性、复杂性特点要求"合意"与"帮教"内容具有自由发展空间,为此,立法只能对帮教行为做原则性规定,不宜固化其形式。此外,立法宜构建国家被害人补偿制度,以消解"以钱买刑"质疑,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公平适用提供制度支持。

论环境权研究的困境与出路——兼谈中国环境法学向何处去

环境权理论研究在我国虽已走过了近30个年头,但至今仍陷于主体范围不定、内容杂乱、客体不明、属性不朗等困境之中。这主要是由于存在诸如习惯于固有思维和传统理论、不遵循研究的科学性和法理性要求、过度宣泄道德情怀和人文精神等研究误区使然。环境权研究要走出困顿、突破瓶颈,就必须树立全新的思维,另辟蹊径,探寻研究的新进路和新方法。具体而言,应当以环境权的客体作为研究的突破口,重新构建由环境权生成论、本体论、关联论、运行论、保障论、救济论组成的环境权理论体系,并宏观规划环境权研究的重点课题。而陷入尴尬的中国环境法学,应以环境权为核心和基石,重构其理论体系,方能走出幼稚,走向成熟。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未成年人犯罪治理错位与归位

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特殊性与教育矫治改造的可能性使得世界各国未成年人犯罪立法表现出理想的一面:尽量使用中立词语描述未成年人犯罪相关概念;将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目标设置为预防保护;对成年人犯罪治理路径进行前后延伸。但司法实践中受未成年人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影响,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现实与理想设计表现出较大的差距,并表现为不同的犯罪治理模式:两极化发展的美国模式;福利中怀疑的北欧模式;融合化发展的日本模式;权力恩宠下的中国模式。受理论研究与立法、司法的片段化发展影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治理存在明显的错位现象。遵循刑事一体化思路,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有必要以研究与实践的融合为基础,协调理念与制度,完善能动立法与能动司法制度,创建独立的未成年人定罪、量刑、执行反转适用制度,以推动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的体系化发展,从而提高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水平。

环境权立法,勿要“好大喜功”

环境权概念提出50年，至今仍陷于基本要素全无定论的尴尬；道德情怀和人文精神的过度宣泄，“代际公平”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大肆传播，最终导致“环境权”和“环境保护”之间目的和手段的逻辑颠倒；法律不同于道德，法学也不同于伦理学，环境权立法要切忌“好大喜功”——内容越宽大，精确度就越小，甚至破坏法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