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推定之新规判解——以“中国垃圾焚烧致病第一案”的检视为中心

同高度盖然性说、疫学因果关系说等的举证责任正置思维不同,《环境侵权解释》不仅确认了以举证责任倒置为基础的因果关系反向推定规则,还规定了原告关于排污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的初步证明责任。针对关联性的证明,原告可从时间先后的关联性、空间距离的关联性、环境接触的关联性、致害物质的关联性、生态作用的关联性、疫学原理的关联性和概率统计的关联性等方面入手。运用这一原理对中国垃圾焚烧致病第一案进行检视,发现该案原告实际上已完成关于关联性的初步证明责任,而被告却未能完成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最终证明责任,理应推定因果关系成立,判原告胜诉。

真正身份犯与实行犯关系的认定——兼论共同犯罪既遂的标准

真正身份犯的主要特征是只有具备该特定身份的人才能单独实施全部犯罪的实行行为 ;在真正法律身份犯的情况下 ,同样存在间接正犯的可能 ;有身份者教唆、利用无身份而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实施真正身份犯 ,有身份者和无身份者均构成直接正犯 ;在共同身份犯的情况下 ,不可能存在部分犯罪人犯罪未遂或中止 ,而其他共犯既遂的情况。

环境权的理论辨析

环境权即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如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采光权、通风权、安宁权和景观权等。环境权既不包括资源权、排污权等与环境有关的实体性权利,也不包括环境知情权、环境参与权和环境监督权等程序性权利。环境权的权利对象是环境而非生态,故不能称为生态权。环境权是国际人权发展史上的第三代人权,是生态文明时代的标志性权利,是环境公益诉讼最为重要的权利基础,是助推环境司法走出当前困境的主要法宝。今后,我国应将确认和保障环境权作为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

环境法庭原告资格受限问题的分析与对策

从原告资格受限方面剖析了环境法庭"无案可审"的原因,提出了对应的办法,指出应该通过环境权的设置来拓宽原告资格。

论森林资源的刑法保护

与1979年《刑法》相比,现行《刑法》对森林资源的保护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存在处罚力度不够、立案标准不科学、法律规定模糊等问题,应将森林生态价值纳入犯罪标准考量范围、加大对部分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处罚力度、明确森林资源相关概念及建立合理的立案标准,以满足在社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对森林资源加强保护的需要。

我国刑法中抢劫罪的暴力是否包括故意杀人

虽然从立法原义上看,我国刑法中的抢劫罪包含故意杀人的行为,但是无论是从法定刑的配置、犯罪客体的确定,还是从杀人与抢劫的关系以及国外的立法例来看,这种规定是不合理的。从立法完善的角度考虑,应当将以杀人为手段进行抢劫的行为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浅析物权法公示公信原则

近代各国民法大多实行公示公信制度,这对维护物的占有秩序和交易的安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我国,公示公信原则作为物权变动的基本原则,其在物权法中有着极高的价值定位。我国正在逐步建立以公示公信原则为核心的物权变动制度模式。本文着重就公示公信原则的概念、起源、适用和二者相互间的关系及我国公示公信原则的完善发展作了论述。

“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理解与适用

抢劫罪的连续犯 ,应当以实际实施的抢劫次数来认定 ;构成多次抢劫 ,应当以行为人抢劫行为构成犯罪达到多次为标准 ,多次抢劫的构成 ,并不以达到既遂次数达到多次为必要条件 ;多次抢劫的构成中 ,不应当包含以其他罪名定罪的抢劫行为 ;抢劫数额巨大 ,不能以行为人实际获取的财物的数额为依据。

论物权形式主义中的物权行为

物权形式主义是指物权变动除了债权合意外,还需当事人另外就物权变动做成一个物权合意,并履行登记或交付的公示方法。在物权形式主义下,若要发生所有权转移的效果,需要债权行为、物权合意以及公示。这与基于法律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下的意思主义、债权形式主义有很大的区别。

浅谈斯德哥尔摩模式下的犯罪治理与预防对策

在斯德哥尔摩犯罪模式中,被害人对犯罪人产生赞赏、喜爱情感并结成融洽友好的特殊关系发人深思,在此情境下对该模式中采取措施对被害人身心救助显得尤为必要。在该犯罪模式下应从受害人自身、官方救助与社会、家庭帮助三个方面预防与治理此类犯罪。

论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刑法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新近出台的《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八条的基础上,对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和天然野生动物的差别化保护作出了更为具体、科学的规定。本文以“深圳鹦鹉案”为例,对该司法解释的进步性作简要评析。为高质量推进解释的适用,建议进一步将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根据野外种群濒危程度、人工繁育技术成熟程度等因素划分为三大类型,进而采取差别化的刑罚措施,以实现更高水平的保护。为推进我国的环境刑事法治建设,应着力加强刑事环境法学和环境刑法学的对话和沟通,弥合知识结构上“事实—事理—法理—法律”的多重断裂。

浅析物权法公示公信原则

近代各国民法大多实行公示公信制度,这对维护物的占有秩序和交易的安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我国,公示公信原则作为物权变动的基本原则,其在物权法中有着极高的价值定位。我国正在逐步建立以公示公信原则为核心的物权变动制度模式。对公示公信原则的概念、原则、二者相互间的关系及我国公示公信原则的完善发展作了论述。

浅谈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这一"帝王条款",随着法律思想的迁延,由自由权本位时期仅作为道德规范存在过渡到社会权本位时期的最重要的法律原则之一。从诚实信用原则的概念与本质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诚实信用原则在中国法律的适用,以及诚实信用原则在他国法律的地位,提出了完善诚实信用原则的方法。

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问题和对策——基于2019年127份典型裁判文书的分析

通过对2019年的127份环境公益诉讼裁判文书进行梳理和剖析,发现本年度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存在行政机关败诉率高、固体废物污染与涉林类案件占比多、行政不作为案件比重大、检察机关100%胜诉、行政机关"是否全面履职"成为争讼焦点等主要特征。由于理论基础的薄弱和实践经验的不足,我国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还存在履职标准不明晰、履职期限不合理、诉讼时效不明确、线索渠道不广泛、裁判形式不科学、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不充分等问题。对此,建议从制度设计和司法实践两方面入手采取应对措施:在履职标准上采用以"行为标准"为主、"结果标准"为辅的原则;授予环保组织起诉资格;规定可延长的弹性履职期限;明确规定行政公益诉讼的特殊诉讼时效;强化公众参与,拓展案件线索渠道;谨慎使用"确认违法"的判决形式等。

瑞典土地和环境法庭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瑞典土地和环境法庭制度在其国内的环境纠纷解决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自1969年《环境保护法》颁布以后,水法庭得以建立,并逐步演化为环境法庭以及现在的土地和环境法庭。土地和环境法庭、土地和环境上诉法庭共同组成了瑞典的土地和环境法庭体系。对当前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组织的建设而言,瑞典的土地和环境法庭制度能够从立法先行、扩大管辖权、提高判决的执行力等方面为我们提供借鉴。

污染环境罪之立法变迁与完善

污染环境罪自设立以来,已经历过3次刑法修正案修正,其法益保护理念也逐步演进和变化。2021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污染环境罪作出了重大修改,形成了较为科学的三档刑罚处罚体系,但污染环境罪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本文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污染环境罪的立法变迁及法益保护理念,提出明确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态,扩大本罪规制的污染物范围,出台与《刑法修正案(十一)》相配套的司法解释的污染环境罪完善途径。

论东洞庭湖区湿地保护

湿地对人类的生态保护有重要的价值,但其非常脆弱,需要法律加以特别保护。湖南省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现存问题较多,须在立法、宣传教育等方面加强,使其得以解决。

从法律冲突视角审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制度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也逐渐得到完善，作为一种从源头上控制环境问题的保护机制，它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同样的公众参与制度也是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目前我国环境影响评价中的环境信息披露，以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的参与权和知情权之间存在着冲突，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制度有待完善。

我国环境立法的六大问题——基于生态文明观的检视

我国的环境立法整体上是以环境保护观、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的,若以生态文明观审视之,发现尚存在如下突出问题:环境、资源、生态三大支柱的制度发展不平衡,“尊环境,重资源,轻生态”的问题较为突出;社会、文化“发展生态化”的制度建设不足,“生态资本化”和“环保产业化”方面的制度发展缓慢;缺乏国土空间利用格局的理念,对生态空间的保护不力;未按照利益衡平的原则妥善处理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冲突;未对环境权进行确认,对资源权的规定还不够健全;立法体系上缺乏龙头法和基本法,法律生态化建设尚不充分等。今后,应全面树立生态文明观的指导地位,系统推进我国“第三代环境法”的形成和发展。

探究我国按日计罚制度——环境法与行政法的对话

面对"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现象,我国引入了"按日计罚"制度,以一种重压的姿态对当前排污企业形成震慑。由于这项制度出台不久,在认识上和实施中都存在一些问题。结合我国国情,在行政执罚过程中,必须明确尺度和标准,提高执法的精准度,体现公平公正,并拓宽监督渠道,以实现有效治理污染这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