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传统说唱“君”多声部音乐研究

文章将侗族传统说唱音乐研究置于文化承载者的文化语境中,既探寻了君琵琶、君牛腿琴的分类及多声部音乐特征、歌唱传统的历史继承性,又淋漓尽致的阐释了"公母"伴奏思维、"母固公变"的多声观念、表演场、乐师成长及其相关乐种的比较研究。这样的音乐研究不仅展示了侗族传统说唱多声音乐结构的总体特征,而且也动态勾勒出其灵活性,进而在一种基于"多声音乐形态"分析的基础上,凸显出其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

“大学科”语境下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属性再思考——兼及对学科命名问题的讨论

音乐人类学作为一个外来"学科",需要结合中国语境进行本土化观察与重新审视。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均已有百年历史,不但有着区别于西方的发展脉络,而且在国内也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认识,对其脉络及差异的讨论与了解有助于当下中国音乐人类学的学科思考,同时,音乐学科也应部分地进入中国独特语境下的人类学等学科脉络,从艺术人文的角度做出自己的理论贡献。文章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语境下人类学的发展脉络、本土化讨论及学科命名问题进行梳理,以之作为音乐人类学学科属性等相关问题讨论的参考,并对音乐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命名进行新的思考。

岩洞寨与小黄寨春节鼓楼竞歌比较研究

文章通过对十洞地区的岩洞寨(黎平县)与九洞地区小黄寨(从江县)的鼓楼大歌的构成、竞技原则、竞歌实况、唱法、音乐形态等方面的比较研究,以探索侗族大歌在表演中如何获得生命活力,合唱中变与不变是如何规定,对同一首歌,青年歌队如何简单化演唱,老年歌队又如何复杂化演唱等问题。这将丰富我们对鼓楼大歌的"尾腔预示法"、"抛高式旋法"、"公领母跟"等音乐形态及表现手法的认知,和便于掌握歌手间的合唱竞技法则。

“格鲁克歌剧改革之父”——论杜拉佐的音乐历史贡献

杜拉佐是格鲁克歌剧改革中的重要人物。作为18世纪中叶维也纳舞台戏剧的掌管人,杜拉佐曾大力推动法国戏剧文化在维也纳的传播。在他的策划下,形成了以作曲家格鲁克、剧作家卡尔扎比吉等人为代表的"杜拉佐小组"。该小组以戏剧改革为旨要,引进法国戏剧文化为目标,在维也纳掀起了戏剧改革之风,成功推出了舞剧《唐乔瓦尼》、歌剧《奥菲欧与尤里狄西》等改革戏作。文中着重探讨杜拉佐在维也纳歌剧改革中的贡献,并且进一步探究这次歌剧改革的深层原因及其引发的音乐社会学问题。

新疆曲子戏自乐班社存续机制研究

自乐班社是新疆曲子戏传承有序的承载者。社会认同理论对群体社会成员资格、社会范畴化、刻板印象、积极内群关注和群际比较的分析为解释新疆曲子戏自乐班社存续提供了新的思路。自乐班社成员中曲子戏爱好者、参与表演者、名老艺人和主要演员三个层次的结构体现了曲子戏群体的内部关系。具备了所认同的各种共享性新疆曲子戏常识的群体对曲子戏的实践活动,是将曲子戏爱好者个体范畴化为一个群体成员的真正原因。群体内部认为,只有小曲子才能代表新疆的汉族移民艺术形式,曲子戏自乐班社定期互访联谊,互为赞誉,相互砥砺,不同群体的成员,总是对内群做出积极的评价,对外群则会有贬义的刻板印象。新疆曲子戏群体建构起了自己的社会认同,社会认同与社会范畴化是新疆曲子戏自乐班社得以存在和延续的主要原因。

瓦格纳未完成歌剧研究导论

瓦格纳15部未完成歌剧是瓦格纳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些作品未完成的原因多样,其中多部改编自经典之作,这些作品的研究体现出多种意义。首先,未完成的歌剧中体现出瓦格纳对于多种风格的尝试,尤其是德奥歌剧以及法国歌剧类型;其二,未完成的歌剧中包括了多部喜剧,展现了瓦格纳的喜剧创作思维;其三,宗教风格是瓦格纳未完成歌剧中重要的特征,因此这一系列作品有利于我们全面把握瓦格纳的宗教思想;其四,瓦格纳作品中存在密切的关联性,其在未完成作品中体现尤为明显。总之,瓦格纳未完成歌剧研究利于我们清晰全面地把握瓦格纳的创作思想,思考作品之间的关联,是瓦格纳研究走向深入的重要基础。

音乐与混沌分形理论

混沌理论(Chaos Theory)的提出,从科学角度探讨了世界的本质问题。与之密切相关的分形理论(Fractal Theory)无可争议地成为了20世纪的三大科学革命之一,该理论不仅改变了人们观察世界的角度,更启迪了我们反思往昔习以为常的一切。文章重点审视音乐作品与生律方式中展现的混沌与分形特质。从巴赫的古钢琴作品中探讨混沌理论中对于初始条件的依赖性;在约翰·凯奇的音乐创作中探索不可预测性;探究申克分析法与作品自相似性特征;探寻三分损益律所展现出的分形图形等。总之,从音乐作品,到音乐分析观念,再到广阔的音乐文化,我们在纷繁复杂的音乐现象背后的确能够发现混沌分形的特质。

崇多元·跨学科·重实践——对四所院校民族音乐学课程设置的研究

由于担任民族音乐学课程的教学，笔者越来越多地体会到国内在此课程设置中的问题，并由此关注到欧美院校相关课程设置的模式与应用。

中国传统音乐体系性学科研究的范本--袁静芳《乐种学》述评

袁静芳教授的专著《乐种学》，早在1999年7月由华乐出版社刚出版时即由作者送给了我。十余年来，几经通读，每每给我以新的启示；作者在该领域通古博今的知识面、掌握材料的丰富、建立学科架构的全面而深邃的思考、研究方法上既多样又有创见的运用等方面，均令人钦佩。全书内容极为丰富，包括了与乐种有关的方方面面，下面仅谈几点学习体会及其认识，以求教于袁教授和各位专家。

和而不同:蒙古佛教藏语诵经音乐比较研究——以《无上瑜伽部大威德金刚十三尊成就仪轨》为例

蒙古佛教1寺院诵经音乐分为藏语诵经音乐和蒙古语诵经音乐,其中多数寺院用藏语来诵唱经文。本文以中国境内的雍和宫和蒙古国境内的甘丹寺僧侣诵唱的藏语《无上瑜伽部大威德金刚十三尊成就仪轨》诵经音乐为例,从微观、中观、宏观等三个不同层级进行比较,阐释诵经音乐在不同的国家语境中所产生的不同形态特征。

雄安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报告

为摸清雄安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藏现状,以探明地方文化资源,为这一地域的地方传统文化样貌留下历史存照,"京津冀学者联合考察团队"完成了对雄安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文章就雄安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基本情况、非遗保护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以及雄安新区未来发展中的非遗保护对策等进行陈述,对雄安新区未来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提出建议。

苏州“十番鼓”音乐的调查与研究

较少学者从多声部音乐的角度去分析和阐释苏州十番鼓音乐,而十番鼓音乐的多声部形态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生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正因如此,过去和现在也是一个很难隔断的纽带。本文透过1799年的"曹谱"以及当代活态的"十番鼓"音乐,分析道长们在"笛骨弦肉"的纵向观念下,灵活运用各种"快、慢、拆、散、放、收"等多声部音乐发展手法,将各种曲牌与鼓段配合渐进,构成各种情趣的多声部音乐园林。

时空转换中的碎片记忆——江苏兴化六书婚礼仪式调查

20世纪70—80年代,历时研究开始受到人类学者的关注,越来越多的文化概念被放到过程中去考察。[1]集体中的记忆碎片将是追寻与构建民俗仪式音乐事项立体时空的重要途径和元素。1**本文根据兴化六书老艺人与乡民关于六书仪式的记忆碎片、当下六书艺人的生活景观,以及其它相关史籍、图片等资料,将兴化六书婚礼仪式、观念、六书艺术本身以及六书班子的传承、变迁等信息重新捡起、加以组合,力求还原兴化婚俗及其六书艺术的本原面貌,记录六书艺术发展、变迁的历史痕迹,并注意揭示兴化六书婚俗在遭遇时代撞击中,民俗观念、六书艺术认同心理等均逐步发生变化的心理历程。

苏州评弹多声部音乐形态研究

苏州评弹音乐结构原则是弹词语言艺术的多声音乐化表现,纵向结构表现出"上固下变""上骨下肉""去头咬尾"多声结构特色,横向旋律发展呈现出"以字行腔、依调行腔、以书情化腔",苏州评弹其实就是在苏州方言阴阳之声韵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多声部说唱音乐。

从仪式到展演:大摆手的历史变迁

大摆手是土家族一度盛行的祈禳仪式,自20世纪以来,经历了几次断层与接续,其仪式与仪式音乐在内容、形式和功能等方面都产生了很大变化,经历了从仪式到展演的变迁过程。文章对3个版本的大摆手仪式进行比较,发现传统仪式以信仰为核心、表现形式复杂多变、宗教意味浓厚;现今仪式则呈简约化发展,多以文化展演的形式出现,其宗教性被逐渐消解,惟有部分祭祀歌尚存。

城市艺术田野与“音乐上海学”--艺术人类学三人谈之四

城市艺术人类学研究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迅速发展进入到学者的研究视野,受到学界的瞩目。中国城市的艺术田野有它的特殊性所在,对于国外研究经验的借鉴与内化要注意结合本土的历史和文化生态。"音乐上海学"是一个基于"地方性知识"的研究论域,通过十几年的积累,努力建构城市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中国理论与经验",以期建立起中国城市艺术人类学的自身特色和话语权。

综合调式性七声音阶的理论及其创作实践研究

“综合调式性七声音阶”的称谓是黎英海先生于1959年提出来的。他在《汉族调式及其和声》第四章一开始即写道：“综合调式性七声音阶的特征是：在旋律构成中表现为七声内综合两个甚至三个不同宫的五声音阶，这时‘间音’具有另一‘宫’的五声音阶音的意义，但是它又不是‘转调’，而只是带有调发展的因素，这种独特的旋律法广泛地存在于民间音乐特别是戏曲音乐中，非常值得注意。”

对马思聪和声技法的研究及认识

青年时期的马思聪在法国巴黎学习小提琴与作曲，由于较少接触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因此他自认为其早期音乐创作无论是旋律还是和声均缺少民族风格。1935年他以广东海丰县民歌音调为素材创作了小提琴独奏曲《摇篮曲》，从而开始探寻和使用与旋律风格既相适应又相拓展的和声手法。他的探寻是全方位的，从和声结构的多样化到调式、调性的扩展处理，从富有特色的织体构成到突出色彩功能的和声进行，都做了有成效的创造性运用。

论上海“飞地”音乐社会的政治与文化空间(下)

世界上没有哪一座城市的音乐及其历史能像近代上海那样复杂而又丰富,它是一座无与伦比的音乐富矿。近代上海既是现代性的国际大都市,又是传统的中华吴越文化中心;它既是国民政府的重镇,又是共产党建立的基地,更是英美法帝国主义的最大租界地。由于此,造就了在这块西方外侨建构的"飞地"中,既有大量交响乐、歌剧、芭蕾舞剧在此首演,一批以西方音乐体裁创作的具有中国风格的作品诞生,也出现了以欧洲模式创办的音乐高等学府和大批音乐教育系科,同时,中国传统戏曲也在这里扎根和发迹,城市时代曲开辟了广阔的市场,江南丝竹和琴社开启了城市化的发展,电影音乐、唱片公司市场繁荣,广播电台、报刊和出版涉及的音乐内容铺天盖地,一度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租界音乐活动,为上海这座被誉为"东方彼得堡"和"东方巴黎"的国际大都市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文章通过引子、"飞地"音乐历史的纵横数据、"飞地"音乐社会叙事、"飞地"政治与文化空间、结语五个部分的论述,提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主义设立了上海"飞地"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场域",由于上海"飞地"的特殊性营造了一个"音乐社会",支撑这个"音乐社会"中的人与事的"特定机制"即是上海"飞地"的特殊性建构的一个生态链。

新疆曲子戏的发生学研究

新疆曲子戏是在西北小曲的基础上,经重新整合而产生的一种戏曲艺术形式。作为一种新的被认同的知识体系,其形成经历了一个由各地小曲传入、整合统一、确立三个重要时期。乾嘉时期西北小曲的传入为新疆曲子戏的发生创造了基本条件;道光时以"唱太平歌"代称西北小曲,促进了曲子戏的整合,民众对曲子戏的认知逐步统一;新疆建省和政策的驰松,为新疆曲子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曲子戏民间自乐班社的社会行动巩固了民众对新疆曲子戏的社会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