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电力行业碳排放驱动因素及脱钩效应研究——基于广义迪氏指数模型

为研究宁夏电力行业碳排放驱动因素及其与电力产出量的脱钩效应,采用五因素广义迪氏指数模型及Tapio脱钩模型分析了2000—2020年宁夏电力行业的碳排放状况。结果表明:(1)2000—2020年宁夏电力行业的碳排放量、能源消耗量和电力产出量呈不断上升趋势,单位电力产出量的能源消耗量和单位电力产出量的碳排放量大致呈下降趋势,单位能源消耗量的碳排放量几乎没有变化;(2)单位能源消耗量的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耗量是导致宁夏电力行业碳排放量增长的最主要因素;(3)宁夏电力行业碳排放量与电力产出量整体仍未脱钩,但有向脱钩状态转化的趋势。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产业数字化测度

基于国家统计局《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对数字产业的界定,文章借助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的结构分解技术对我国产业数字化特征进行探析。研究发现,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产业间循环,其次是产业内循环,而外循环的影响较弱。同时,驱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数字产业有所差异。数字产品制造业是推动中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数字产业,数字要素驱动业与数字产品服务业是推动生活性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力量。数字技术应用业在产业数字化转型中表现最弱,与传统产业未形成全面关联性。

“双碳”目标下基于国际经验的我国碳税制度研究

“双碳”目标的提出,是我国主动承担全球气候变化责任的大国责任、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碳税作为重要的碳减排政策工具,有助于强化政府对碳排放行为的调控力度。借鉴国际实践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合理设计碳税制度,有利于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促进“双碳”目标的实现。

中国数字经济产业与制造业融合测度研究

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对数字经济产业进行界定,并以此编制中国数字经济产业投入产出表。借助投入产出模型的结构分解技术将产业关联机制分解为部门内乘数效应、部门间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三部分。在考察产业自循环能力的基础上,对中国数字经济产业与制造业的融合进行全面深入的测度。研究表明:第一,数字经济产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主要依靠乘数效应,其次是溢出效应,反馈效应的影响最小。部门内自循环机制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大于部门间关联机制的作用,这点在制造业部门表现尤为明显。第二,数字经济产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存在非对称性,制造业对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更显著,是二者融合的主要驱动力。第三,数字经济产业与中技术制造业的融合度最高,其次是高技术制造业,与低技术制造业的融合度较低。第四,对于细分的数字经济产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与中、高技术制造业的融合度最高,已形成良性互动融合机制;数字技术应用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度最低,二者融合互动存在较大障碍。相关研究为理解产业增长动力以及产业间关联特征提供重要依据,可以针对不同制造业部门识别使其快速增长的关键数字经济产业,对于明确数字经济重点发展方向,提高产业政策实施效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基于投入产出表的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构建

卫星账户作是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心框架为基础,对其某些概念加以修改而建立的附属核算体系。既避免了对中心框架严谨统一性的破坏,又极大地扩展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分析功能。为保持数字经济卫星账户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紧密联系,文章依据国家统计局《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中对数字经济产业的分类标准,基于全国投入产出表对数字经济相关活动进行剥离,从投入产出视角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并在此基础上对数字经济产业进行生产核算以及产业关联效应分析,以期为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的编制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完善提供借鉴。

中国数字产业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基于投入产出视角

对数字产业合理定位是释放数字产业经济效应,驱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前提。通过编制2010—2020年的中国数字产业投入产出表,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框架下,利用结构分解技术测算中国数字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效应,并利用最终需求诱发系数测算数字产业与消费、投资等最终需求关联的数量特征。研究发现:第一,中国数字产业发展主要依赖国内经济循环,而国内经济循环中又以产业间循环为主导,在产业间循环中,溢出效应远高于反馈效应。第二,数字产业内部的产业关联效应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数字产品制造业自循环能力较强且产业间关联性也高,具有“承上启下”的行业特征。数字产品服务业自循环能力较差,且对其他产业的关联影响较微弱,行业发展滞后。数字技术应用业与数字要素驱动业行业成长性较差,但产业关联特征显著。第三,数字产业增加值主要来自投资和出口的诱发作用,随着时间推移,数字产业对投资的扩张效应更加敏感,由出口依赖型逐渐转变为投资依赖型。研究结果对于有效识别驱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数字产业,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增长动力以及产业间的关联特征提供重要依据。

基于2030年碳达峰目标的中国省域碳配额分配研究

研究目标:基于2030年碳达峰目标,将公平、效率、责任、发展等多项原则纳入区域间碳排放权分配方案中。研究方法:综合运用空间联立模型、零和博弈SBM模型、熵权法等构造不同原则下的碳配额分配方案。研究发现: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的综合性碳配额分配方案因地区间减排成本差异小而容易被更多主体所接受,最适合中国当前情况。研究创新:设计的碳配额分配方案在公平性原则的基础上融入可持续发展原则,在效率性原则的基础上融入零和博弈的思想,兼具公平性、效率性、可持续性和可操作性。研究价值:制定区域间初始碳配额的合理分配方案,对于推进省际协同减排战略、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实现2030年碳达峰目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电力绿色供应链供应商闭环管理探索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发展绿色供应链和绿色经济已成为电力行业的共识和未来的发展方向。绿色供应链管理作为一种创新型环境管理方式,在传统的供应链管理中融入了全生命周期、生产者责任延伸等理念,依托上下游企业间的供应关系,以电网企业为链长,通过云采购、供应商绿色评价、供应商分类管理以及绩效考核等工作,将带动供应商的绿色低碳发展与转型升级。在此基础上,通过开展供应商闭环管理,进一步驱使电网企业整合内外部资源,形成以产业链为主的生态化发展圈,提高核心竞争力。

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ESG责任表现吗?——基于MSCI指数的经验研究

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运行效率和感知能力,同时也为企业履行ESG责任创造了基础条件。本文以2016—2021年入选明晟(MSCI)ESG评级的314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造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特色数据库,探究了数字化转型对ESG责任表现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改善其ESG责任表现。数字化转型程度每提高1%,促进企业ESG责任表现提高0.096%。其中,数字化战略和数字化技术每提高1%,促使企业ESG责任表现分别提高0.114%和0.080%,数字化战略对企业ESG责任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大。此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公司治理责任表现影响最大,对环境责任表现影响最小。第二,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企业创新能力、信息互动和财务绩效三种渠道对ESG责任表现发挥了间接作用。第三,数字化转型提升ESG责任表现存在异质性特征,低碳企业、国有企业、消费型企业和服务业企业的ESG责任表现对数字化转型更为敏感。本文丰富和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的应用研究,为推动上市公司更好地履行ESG责任和落实“双碳”目标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中国2030年碳达峰的省级目标、政策工具与路径选择

实现2030年碳达峰是中国重要的战略目标,文章分析了国家和省级政府推进碳达峰的整体目标和重点行动计划,采用Mann-Kendall统计趋势检验法研判各省的碳排放达峰情况,分析了各省推进碳达峰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实现碳达峰的路径选择。研究发现:第一,各省级政府积极响应中央要求,制定并积极实施碳达峰行动方案,北京、上海、河南已经率先实现碳排放达峰,湖北、四川、重庆、吉林、黑龙江的碳排放处于平台期,其他各省碳排放尚未达峰;第二,各省实施政府专项扶持与财政补贴、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推行低碳城市试点、引导企业碳信息披露、发展碳金融衍生品等政策工具,有效引导低碳发展理念、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碳排放,进而实现碳达峰;第三,建议在推动碳减排和实现碳达峰的工作中,将减排目标合理分解到不同地区、行业和企业,做到统筹规划与分类推进、政府与市场并重、监督与激励并举、数量与价格并行、减污与降碳协同。

考虑消费者偏好的绿色供应链补贴绩效研究

为了提高绿色供应链绩效,政府会给与零售商绿色产品补贴,制造商会给与零售商绿色推广补贴.基于Stackelberg博弈分析由制造商和零售商构成的二级供应链,探究考虑消费者绿色偏好下绿色产品补贴和绿色推广补贴对供应链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补贴对于产品绿色度与利润都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消费者偏好不高或产品绿色化系数低时,适合采用绿色产品补贴;消费者偏好较高或绿色推广效率较高时,适合采用绿色推广补贴.绿色产品补贴作为供应链外部补贴,调节能力是有限的;而绿色推广补贴作为供应链内部补贴,能产生更高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