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微课的青少年电影素养教育课程设计研究

电影是一种重要的媒介方式，由于易于接受和普及，语言障碍较弱，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也因此对青少年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形成产生了较强的影响。但日前电影市场日趋繁荣，影响作品质量良莠不齐，有些会涉及到暴力、色情等不适合青少年观看的内容。因而，提升青少年的电影素养，亦即对电影的选择能力和判断能力就变得至关重要。

电影教育模式、人才培养理念与现实问题探寻——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电影电视系主任Eric Scholl访谈

受访人:Eric Scholl,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电影电视艺术系主任,副教授。采访人:康宁,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教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录音翻译整理:王法严,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教育研究中心硕士生;采访地点: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电影电视艺术系主任办公室。康宁(以下简称"康"):您是如何选择电影教育作为自己的职业的?Eric Sholl(以下简称Eric):我最早是考入位于爱文斯顿的西北大学研究生院学习纪录片。

北京电影工程学院设立及撤销历史探赜

新中国成立之后,电影教育事业如何开展?是那个时代必须要回答的问题!1956年北京电影学院的成立,国家明确了电影教育的宏图,学习借鉴前苏联的电影教育模式,电影学院和电影工程学院分别设立,电影学院培养电影艺术人才,电影工程学院要肩负起培养电影工程技术人才的历史使命。

中小学影视教育推进中的问题探寻——以京津冀地区电影教育调研数据为参考的观察

国家对中小学影视教育问题的重视由来已久,二十几年来制定多项政策措施予以推动,很多学校开始设置校本课程,组织学生观影,营造影视教育的校园氛围。总体而言,中小学电影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通过对京津冀地区中小学的调研数据的观察发现,现有措施的推进过程中,仍存在青少年对影视作品的自发放任式接受、校本课程的敷衍"在场"及校园影视活动的被动式"缺席"等诸多问题。中小学影视教育仍任重而道远。唯有在根本上解决师资配备、课程设置、教材制定等基本问题,才有可能真正全面地推进青少年影视教育。

互联网+时代电影教育观念的新变化

目前,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了多屏的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阅读方式,同时也改变了普罗大众的认知方式和社会文化的传播方式。互联网已然是影像生存、发展和传播的利器,移动媒体和多屏时代的到来,又进一步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渠道和传播景观。对于电影而言,创作者从投融资、到策划、宣发、档期的确定、放映形式等等,都嵌入到了互联网。一、"网生代"

中国早期电影教育功能观念流变——基于《东方杂志》(1912-1935年)的考察

经历20世纪初期的发展,电影作为一种新的视听娱乐媒介拥有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其所具备的教育功能也开始为社会所瞩目,美国电影研究会启动“佩恩基金研究”项目、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对教育电影的推崇等,都体现了社会对电影教育功能的认知。对早期电影教育功能观念的梳理,有助于重返历史现场,对电影史、电影与社会、电影与观众的认识都有一定意义。

微电影研究综述

对微电影的研究跟随着微电影的产生从2010年开始陆续出现,到2013年达到鼎盛期。文章从利用在发现系统中得出的数据对微电影研究进行数据和内容分析,数据分析包括研究文献的种类、文献发表的时间、研究内容所涉及的学科、研究者所在的地域等;内容分析包括广告营销、传播特征、行业前景、叙事艺术等方面的分析。

中小学电影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原则的思考

电影是人类艺术之花，是艺术王冠上的明珠。其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和情感传达力量，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城市化进程，对现代社会的文化生活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同时，电影诞生以来，即以其生动的影音传播方式，成为人类社会用来传达信息、教育民众的文化工具。国际社会从20世纪30年代初就成立了相应的教育电影联盟。在蔡元培先生的推动下，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于1932年。

黄金时代序曲:20世纪50年代台湾电影专业教育史略

20世纪50年代,台湾电影经历了从百废待兴到重振旗鼓的嬗变,从政宣片陷入低迷到台语片掀起热潮,从公营制片厂的勉力前行到民营制片公司的百花齐放,终于在60年代步入台湾电影的黄金时代,激起了健康写实主义电影、台语电影、黄梅戏电影、琼瑶电影以及武侠电影的百舸争流。

早期香港电影教育的改良寓言、多元实践与观念统一

从电影传入香港到“香港电影”的发展繁荣,无论是创作人才的传承接力还是观众素质的不断提高,都得益于电影教育的催化。但长期以来,聚焦香港电影教育研究的目光似乎略显黯淡,尤其早期香港电影教育发展研究更是寥寥。文献缺乏,加之年代的久远,让早期香港电影教育的踪迹似乎淡出我们的视野。但事实上,早期香港电影教育在不同历史阶段因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而呈现着不同的特征和模式,值得我们重返历史现场去探索。

师承之道:中国电影教育学徒制探微

学徒制,或称师徒制,"是一种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以口传身授为主要形式的技能传授方式,其特点是寓技能学习于实际生产劳动之中,通过完成工作任务获得技能经验,因而它是一种内部技能形成方式。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师徒制不但是一种职业技能形成的方式,还是一种劳动雇佣制度"[1]。

中国电影产业资产证券化现状研究

电影资产证券化在中国的推广与应用尚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不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应用层面,对电影资产证券化的理解和掌握都亟待提高。本文旨在通过深入探讨电影资产证券化的起源、发展并结合美国电影行业的成熟经验,为中国电影产业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东欧国际电影节获奖华语片传播语境研究

在国家"软实力"战略背景下,电影不仅仅扮演一种促进经济产业发展或文化载体的角色,还是国家形象海外对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倡议下,华语片在中东欧国际电影节的获奖与展映促进了中国与丝路经济带各国的文化艺术交流,不同类型的影片共同建构着中国形象,提供了新媒介时代海外传播的新逻辑。

香港电影产业与创作前沿:类型移植与本土坚守

一、香港电影产业状况 产业方面，主要从香港本土市场，香港电影在本埠票房表现以及香港电影和影人在内地的表现三个角度分析，本土市场稳中有降，类型偏好相对保守，突破有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香港电影及影人在内地表现优异，内地香港合拍类型融合更顺畅，实现了票房口碑双丰收。

新媒体时代电影人才培养的新样态

新媒体时代,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创新带来了整个电影产业的剧变,因而也引发了电影人才培养的"巨变",它体现为电影教育规模的巨大扩展,也体现为电影教育层次的巨大丰富以及电影教育前景的巨大空间。这种巨变的现象,人们有各自多种多样的读解,但对这些变化的规律和典型现象、变化之后的要求,以及未来的发展态势,却值得我们深入读解。一、新媒体时代电影教育领域的新变化(一)

本土风格回暖与新香港精神重建——年度香港电影整体观察

2015年度至2016年上半年的香港电影,从产业数据方面看,本土市场票房攀升、整体回暖,本土电影增势也较为明显,但类型方面未见明显突破;香港电影在内地市场表现优秀、本土风格受欢迎。

法治理性、易装美学与摩登语义:“软性电影”中民族国家话语的都市转译

1936年以后,中国电影界进入了一支新的创作力量,那就是在不久之前掀起电影＂软硬之争＂的＂软性电影＂论者们。以刘呐鸥、黄嘉谟为代表的＂软性电影＂论者,将他们的电影观念带入了其主导的电影创作中,从电影史的角度说,为中国电影贡献了一些别开生面的作品。

《电影界的新生活》:“道德统计”“计划电影”与“道德自律”考索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其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发动了一场冠以“新生活”名义的社会运动,该运动以“由公务人员作起,再推之民众”的程序和“先以教导,后以检阅”的方式[1],迅速辐射到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和社会各个领域。从根本上说,新生活运动是一场试图通过“教育”来达到社会改造目的的运动。关于它的性质,可作出如下界定:它是一场以建构现代性的民族国家为出发点的国家行动和社会改造运动,冀图通过建构吉登斯意义上的社会控制的方式来完成社会整合,①并最终达到复兴国家和民族的目的。②作为一个试图建立全面社会控制的现代性工程,新生活运动自然不会放过电影这一重要的社会领域。

1936-1937年电影文化运动的类型化与现代主义探索

在1936-1937年,随着国难的日益严重,公共话语对于电影生产的要求,也越来越功利化,国防电影的讨论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在这种舆论环境下,电影创作者进行艺术探索的可能性和空间也变得越来越小。当然,这种状况本身也属于正常现象,毕竟,从一开始中国电影就被赋予了浓厚的教化功能,而当时的现实环境又在不断地强化这种倾向。但即便如此,在这一时期仍然有人作出了艺术上的有益探索,这些探索在今天看来,都是难得的宝贵财富和经验。不过。

浅谈民国露天电影的发展与演变

露天电影作为一种特殊场域下特定的电影形态,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有它独特的地位和身份。它以特有的传播方式和形态参与到政治、文化、教育和经济的方方面面,并伴随着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本文试图通过史料记载梳理民国露天电影不同发展时期的各种形态,观照露天电影在民国各个时期如何与教育、文化、经济进行多元的融合,厘清露天电影与流动放映队的异同,并试图建构起对露天电影的一个多角度的理解,以期能对当下露天电影的发展与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