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质生产力与知识产权法院现代化建设——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实践与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建院近十年来,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知识产权保护与专门法院建设的相关部署要求,坚持专业立院,不断推进审判机制改革,持续提升知识产权审判能力,重视人才队伍建设,深化对外交流,在知识产权法院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实践与探索。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背景下,知识产权审判应当进一步转变理念,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更加注重保护规则的国际化,加强专业人才培养,以更加优质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赋能,为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我国知识产权诉讼中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的构建--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司法实践为切入点

知识产权技术案件中技术事实的查明是案件审理中的焦点、难点。为攻克技术事实查明难题,司法实践中不断探索解决路径。从优化合议庭的组成到借助技术调查官的专业知识实现合议庭整体知识结构的再设计,从传统依靠鉴定到引入专家辅助人实现技术问题庭审实质化,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逐渐建立起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本文结合司法实践和审判经验,通过解构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及运行模式,揭示法官审理技术事实的思维导图,为进一步优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提供思路。

知识产权案例指导制度实践样本--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庭审实质化诉讼改革

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设立基地,建立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案例指导制度(或称判例制),已经取得较高的学术共识。该制度的建立,需要解决外部社会条件或体制条件,以及司法先例制度本身建设两大基础性问题。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基础上,推行以"诉、审、判一致性"为核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解决了以法官独立审判为核心的司法体制条件问题和判例制度自身建设的审判程序问题,探索了一条以形式正义约束和保障实质正义、矫正司法恣意的中国判例之路。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若干问题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成立处于建立创新型国家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两个重要节点背景下,其建立不仅仅着眼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支持创新驱动,更旨在以知识产权审判机制改革为先导,推动司法体制改革,促进依法治国。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法院设置、管理体制、审判机制上有诸多创新,这些为我国探索更为合理有效的知识产权审判体系提供了指引。

在先案例在知识产权审判中的运用情况调研--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为样本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知识产权案例指导制度探索过程中,一直坚持"法官主导、自下而上、借力外脑、多方参与"等工作方式,科学界定在先案例的相关范围。结合2015-2017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个案中运用指导性案例等情况,发现法院引述在先案例中存在认识观念差距、配套约束机制缺失、裁判说明不足、缺乏专业技术平台等问题,应在完善外部配套机制的同时,从逐步扩大指导性案例的范围、明确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层级和效力范围、建立规范案例指导制度实施的内部约束机制、细化指导性案例的退出机制等四个方面对内在制度加以完善。

你知道吗?一粒种子的保护之旅

国无农不稳,农以种为先。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子好不好,事关人民饱不饱。推动种业振兴、保护粮食安全,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更显重要。本刊围绕种子的知识产权保护邀请司法界、农业从业人员等人士座谈,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视阈下知识产权法院的实践与完善

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建设是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是司法改革推动的必然结果,也是参与知识产权国际治理的现实需要。包括知识产权法院在内的知识产权司法体系实践成果丰硕,案件集中管辖为确保国家知识产权政策落地奠定了坚实基础,专门化审判改革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提供了必要条件,裁判规则输出和专门职能发挥为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并培养了一批专业化职业化的知识产权司法人才队伍。但同时,知识产权法院建设还面临资源保障不足、专门程序缺乏、管理体制不合理、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但这些问题并非改革造成的结果,而是改革不充分不到位的表现,应通过进一步改革破局,以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为目标,坚持知识产权保护司法主导理念,健全专门审判体系,探索专门诉讼制度,创立专门管理机制,加强源头治理,提升司法能力,发挥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的职能作用。

论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与完善--以知识产权审判为视角

案例指导制度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当前司法改革中构建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以知识产权审判为视角,指出案例指导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尚未有效落地,指导性案例在数量、范围、援引情况、援引方式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各方面观念尚未达成共识、缺乏外部配套机制、裁判说理不足、缺乏专业技术平台、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缺陷等均影响到案例指导制度的有效实施。目前要争取在更大范围内尽快形成共识,并以知识产权审判作为突破口进行先行先试,从外部配套机制和内在制度设计两方面入手,推动我国案例指导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

商业秘密司法保护规则研究

商业秘密民事纠纷中,原告主张保护的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是案件审理的焦点问题之一,原告所称商业秘密范围的确定及其是否满足秘密性、保密性要件是案件审理的重点。对被诉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的评价方面主要有根据证据直接认定和推定两种方式,两种方式均须通过信息比对确定被告获取、披露或使用的信息与涉案商业秘密是否构成相同或实质上相同。被诉侵权行为成立时,须审查被告合法来源抗辩是否成立;确定被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时,须根据法律和具体案情确定是否销毁侵权载体、损害赔偿的计算方式,以及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等。若有需要,可对原告主张保护的信息的秘密性和技术信息是否相同或实质上相同等事项进行鉴定。

论药品专利链接民事案件的受理条件

药品专利链接案件与专利侵权案件虽然在实体规则上并无实质不同,但在受理条件上存在很大差别。在目前已审结的案件中,与受理条件相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涉案原研药与涉案专利的关系、涉案专利权的法律状态、可登记的专利类型、声明类型的判断、45日的性质认定等方面。目前法院的通常做法是,如果涉案原研药未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或者涉案专利权虽已被认定应予无效但仍处于诉讼程序中,或者涉案专利的类型不属于可在中国上市药品专利信息登记平台登记的专利类型,或者仿制药申请人所作声明类型就实质而言不属于四类声明,以及仿制药申请人提起诉讼的时间不符合45日的规定,则原告的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

“淡化式侵权”的法律适用及救济

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是商标的重要功能,混淆规则是基于商标的标识功能而产生和发展的商标侵权判定规则。随着商业活动的发展,除标识功能之外,商标还产生了广告宣传等多种功能。针对在既不相同也不类似的商品上使用近似商标的行为,混淆规则的规制出现空白,基于保护商标广告宣传功能及显著性的淡化规则由此产生。商标淡化成为与混淆并列的损害后果,当淡化与混淆并存时,以商标性使用为前提。针对非商标性使用的商标淡化,则可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救济,以起到平衡驰名商标权利人权益保护以及公众表达自由的目的。

文稿“塑身”四法

关于如何改进文风、提高文稿起草质量,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求短、求实、求新”三点要求。其中,求短,就是用尽可能短的篇幅把问题阐释清楚。“文到高处,言少而意多。”讲短话、写短文,体现的不仅是文稿工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更是一种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文稿如何写短,以下结合工作实践,分享几点体会。

“一单一表一台账”做好工作交接

办公室工作千头万绪、涉及方方面面,工作交接不清不楚,“新人不知旧事,旧人不理前账”,不仅会让继任者无从着手、应对失据,也会影响相关工作的平稳过渡和有序推进。因此工作交接不能“凭良心、看交情、随心情”,要打破“因人而异”的交接方式,主动担当、善于作为,用好“一单一表一台账”,推动形成“前浪引路、后浪奔涌”的良好局面。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關於侵犯,商業秘密民事案件訴訟舉证參考》的適用情况及展望

商業秘密是重要的知識產權,是企業創新、市場競争的戰略性資源。然而,目前很多企業對商業秘密的保護意識較弱,提起或參與訴訟的能力有限。為此,2021年10月29日北京知識產權法院發怖了《侵犯商業秘密民事案件訴訟舉证參考》(中英文版)(以下簡稱“《参考》”)。一年來,《参考》為國内外當事人開展商業秘密民事訴訟提供了指導和幫助,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舉证難”“勝訴難”問題。本文將對《参考》的制定和實施情况進行分析,並對商業秘密司法保護工作作出展望。

不正当竞争纠纷中原告适格问题的司法认定——以北京创磁空间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福建恒业影业有限公司上诉穆德远、陈燕民等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为例

竞争关系认定的日益广义化,虽然赋予经营者通过起诉的方式参与诉讼的更大可能性,但并不意味着诉权赋予的任意性,经营者欲对他人实施的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提起诉讼,除需证明两者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外,还应当初步证明其与案件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立案登记制条件下,前述"直接利害关系"不能对原告的起诉资格要求过高,在查明原告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情况下,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我国未来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时可考虑赋予消费者团体诉权,并对经营者的代表人诉讼问题进行具体规定。

知识产权审判中的技术事实查明机制研究

技术事实查明一直是法官在审理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时的短板,从影响知识产权审判中技术事实查明的因素出发,分析当事人、法官、人民陪审员以及专家辅助人、技术鉴定、专家咨询和技术调查官等辅助机制在技术事实查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着重分析了各自的优缺点。然后,通过考察域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分析了对我国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的借鉴意义和启示。在此基础上,针对能够促进知识产权审判中技术事实查明工作准确、高效进行的工作机制提出意见建议。

科技创新体系中知识产权司法的守正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事业取得丰硕成果,知识产权审判领域司法改革深入推进,知识产权审判质效、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在服务和保障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使命,要求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这对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科技创新体系中知识产权司法事业要实现长足发展,必须走守正创新之路,在坚持党对知识产权司法事业的全面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前提下,进一步坚持问题导向,注重系统观念,强化国际视野,从真正制约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建设的体制机制性问题着眼,用改革创新精神破局开路,推动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

我国知识产权审判中技术审查意见公开机制的研究

2014 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技术调查官制度的正式确立。之后,广州、北京、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相继开始对该制度进行实践探索。依照《暂行规定》的内容,结合司法审判实践中的相关做法,技术调查官可以在案件审理的不同阶段根据法官要求,提出技术审查意见。但对于技术审查意见的性质、是否应当公开、当事人可否对其进行质询等问题,《暂行规定》中并未有明确的规定,各界对此的观点也各不相同。实践中,技术审查意见通常不予公开,但由于技术审查意见对于技术类案件审理的重要作用,不予公开的方式也容易遭到当事人的质疑。本文从我国技术审查意见的内容、作用、性质出发,借鉴国内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的经验,并结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两年多以来司法实践的经验,尝试探索构建我国知识产权审判领域中的技术审查意见公开机制。

我国知识产权领域技术调查官选任问题探析

科学、公正审理知识产权技术类案件对于国家创新发展和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查明专业领域的技术事实是技术类案件审理的关键,技术调查官制度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知识产权技术类案件的专业化审理水平。技术调查官制度的运行、技术调查官作用的发挥与技术调查官的人员选任有着直接关系,本文立足于我国现有技术调查官选任相关规定及存在的不足,分析借鉴域外技术事实查明人员的选任经验和做法,结合笔者所在的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制度运行一年多来的实践,对我国知识产权领域技术调查官的选任问题进行探讨。

举证责任转移的适用条件问题研究 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谈起

近年来,知识产权司法审判为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为全面深化改革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并且一直在不遗余力地为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努力。基于智慧财产与生俱来的无形性,导致知识产权侵权的低门槛和知识产权维权的高难度。很多大企业依然感觉知识产权维权困难重重,举证难一直是他们维权的瓶颈,最为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当前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不合理。本文试图通过对举证责任一般分配原则和特殊分配原则的分析,倡导如何运用特殊分配原则中的举证责任转移,以缓解当前举证责任分配中产生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