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交群评”:迈向人民主体性的基层治理——以北京市平谷区接诉即办改革为例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日益成为主导基层治理的逻辑,在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不断深化改革的基础上,以北京市平谷区“下交群评”工作为例,探索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机制,并重点关注如何引导群众成为基层治理的主体。研究发现,“下交群评”通过治理主体的组织嵌入化、治理单元的熟人社会化、治理规则的崇公抑私化、治理机制的交互整体化形塑了新时代“三治融合”的实践机制,为系统治理和源头治理提供了重要保障;从接诉即办的倒逼式治理到主动性治理,再到自主性治理,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治理问题的发起者、治理过程的参与者、治理成效的获得者、治理情况的监督者。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体现了基层正在从被动的市民诉求驱动迈向人民主体性的治理。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社会组织作用发挥研究——基于能力专有性视角

能力提升和作用发挥是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转型亟需回应的现实问题。基于能力专有性的理论框架,通过案例分析问题需求、培育体系和考核机制是如何构筑起社会组织的能力专有性并促进组织作用发挥的。问题需求开启了社会组织能力专有性形成的窗口,良好的培育体系为组织提供了可持续化、专业化的资源保障,前瞻性和渐进式的考核机制促使社会组织能力的形成向不可替代的方向演进。社会组织能够构建与外部主体平等协商的伙伴关系,获取外部有效且持续的资源支持,从而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动力和活力。由此,政府需准确定位问题需求,构建科学的契约关系;社会组织需持续提升培育能力,开展专业的组织行动。

“韧性社会治理共同体”:元宇宙赋能下的中国社会治理转型

中国语境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与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整合和社会联结密切相关,面向风险社会,“社会治理共同体”加入了“社会韧性”的要素,元宇宙社会将为“韧性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与发展提供技术基础和实践驱动力。在元宇宙赋能下,“韧性社会治理共同体”将在技术基础、社会联结力和抗冲击能力方面得到不断发展提升,以政府为核心的算法治理,或将取代现今平台霸权下的算法治理;信息技术加持下的共意凝聚及其带来的联结力,将塑造共同体中社会团结的新的精神内核;强大的自组织能力和多元主体间的协同合作,将构建抵御不确定性社会风险的坚固屏障。在社会治理领域,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地位,应当重视元宇宙发展带来的社会赋能和中国特色“韧性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发展机遇,抓住转折机会,倡导技术向善,建构与新时代相适应的中国社会治理新格局。

全域中心工作:市民诉求驱动的基层治理——基于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的实践研究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推动了自上而下的党政任务驱动向自下而上的市民诉求驱动的逻辑转变,形成了全域中心工作的治理逻辑。基于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的实践研究发现,以市民诉求驱动的全域中心工作的工作范围具有全域性与外部性特点,工作时限具有全时性和紧急性特点,动员范围具有全员性与整体性特点,考核形式具有全程性和双重性特点。以市民诉求驱动的全域中心工作的治理逻辑得以可能,主要依赖于市民诉求为先导的社会动员机制、技术平台为支撑的数字治理机制,以及政治统合为协调的整体性治理机制。这些机制有效衔接市民诉求、上级政府与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克服全域与领导注意力有限之间的张力与矛盾,使一套快捷响应民众诉求的治理体系得以建立,但也仍面临群众诉求不规则与群众评价主观化的问题,从而对基层治理秩序提出挑战。

环保社会组织推动青年参与的路径研究

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青年群体的环境参与热情逐渐高涨,尤其是近年来环保社会组织的发展,扩大了青年人的有序参与。从资源动员理论出发,基于北京G组织及其校园环保小组的调研发现,环保社会组织的青年动员主要是以关键人物和活动进行成员动员,以校内校外相结合实现资源动员,以榜样和个体诉求构建框架动员。进一步研究表明,在环保社会组织的青年动员和参与中,尽管卡里斯玛型权威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主要通过为组织成员赋能、重视激励机制和构建意义框架等路径,实现组织动员和有序参与。

改革开放40年首都农民工社会管理政策：演变、反思与前瞻

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农民工社会管理政策的导向应往何处,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现实命题。本文以政策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为主线,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首都农民工社会管理政策主要经历了"让不让进京""进京后基本生存权益保障""如何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以及"由聚到疏,疏融结合"四个阶段。由此进一步提出,"选择性疏融"将作为未来首都农民工社会管理政策改革与创新的突破口。在此基础上,从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落地三个方面对首都农民工社会管理政策进行了反思,并据此提出优化城市布局、提升首都核心功能的对策建议。

元宇宙的社会潜能和变革性影响--从网络权力的维度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全面铺开,元宇宙正由科幻走向现实,开始被定位为网络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并被赋予了一系列社会意义和未来想象。从网络权力的维度“窥一斑而见全豹”,能够看出元宇宙社会层面的潜能和由此带来的变革性影响。在元宇宙社会中,Web2.0时代网络权力的现实困境将被化解,卡斯特式的网络权力将有机会成为现实。赋权和去中心化技术,将成为网络权力实现的技术驱动力;感性共创的普通网民共同体,将化身为网络权力主体;分布式决策的自治组织,将成为网络权力的组织支撑。普通网民将在自主自发的互动中,重新定义和建构权力,进而集聚产生出我们无法想象的巨大力量,创造出元宇宙社会崭新的权力格局。

尊尊统亲亲:论传统中国社会的伦理内涵与结构化机制

亲亲、尊尊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化原则,亲亲与尊尊系于具体的人伦关系,尊尊之义生于亲亲之情,而又统摄亲亲。尊尊统亲亲在社会结构层面有特定的意涵,一是家内父子主轴的确立,二是在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尊统的生成,三是本宗与外亲间的内外之别的形成。礼制中有关“亲”与“尊”的诸种概念,如至亲、至尊、正尊、私尊,体现了家内的尊尊统亲亲的结构化过程。由尊尊之义形成宗统与君统两种尊尊之统,则是尊尊统亲亲在宗法与政治领域的结构化过程。通过婚姻确立夫道与妇道,形成男女有别的亲属关系体系,是尊尊统亲亲在内外亲领域的结构化过程。尊尊统亲亲,就其伦理意义而言,是以尊敬涵育亲爱,由此形成一个道德共同体。

技术重塑治理关系与数字治理“内卷化”——以“12345”热线驱动市域治理为例

目前,推动来自数据资源的技术驱动与政府行政体系融合,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数字治理对民众和政府具有双向赋能意义,但需要有效协同数字技术与科层体制之间的关系、平衡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避免陷入数字治理“内卷化”的困境。以A市“12345”热线驱动市域治理为例,数字治理的“内卷化”生发于数字信息在行政体制内运行的不同阶段。在诉求信息输入阶段,信息传播的跨时空性使群众从逐级传递变为直接面对上级政府,上级政府实现对诉求处理全流程的监督和考核,形塑了去中间化治理主体关系,导致治理内容、数量和成本不断增长,同时基层政府自主治理的空间减少。在诉求信息筛选阶段,现实诉求以简化和标准化的信息形式在热线数字系统中闭环流转,治理实践中诉求解决的情境关系出现脱域。原先可以在治理情境中被识别的不合理诉求和反复提交的诉求,伪装成单一诉求从而突破原有治理结构的抑制,挤占了大量的治理注意力和治理资源,破坏原有的治理传统与治理规则,造成“无理”诉求工单在热线系统中的空转。在诉求信息处理或执行阶段,受到科层压力与信息传递的乘数效应影响,诉求治理的责任关系发生改变,基层组织由于压力过载产生目标替代行为。数字治理“内卷化”是数字技术逻辑对治理逻辑与治理关系的改造,使数字技术从辅助治理的工具手段转变为主导基层工作的关键变量。数字技术对治理的反噬后果,不仅表现为治理效能的低效增长,还体现在工具理性思维对人本思维的侵蚀与替代。破解数字治理的“内卷化”问题,需要审视数字技术引发的治理关系变革,发挥数字信息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支撑作用,在市域层面重点发挥数据挖掘的决策辅助功能,厘清各个治理主体关系责权利边界,避免数字化的过度监督。数字治理要辅助场景式治理,重点激发基层组织和群众的主体性。

国家力量的双重进入与村规民约的重塑——基于215份优秀村规民约的文本分析

国家权力主要通过国家的“村规民约化”和村规民约的“国家化”两种方式进入到乡土社会中。国家力量与地方非正式规范的遭遇中,嵌入地方知识的同时将其纳入到国家的规则体系之下规范化地运行。当代村规民约在承担更多的国家政策的转译与国家规范化要求的同时也面临着治理资源不足的困境,因此当代村规民约需要以治理有效为目标引入多元复合的治理手段,以交错配置的方式来完成其治理内容。村规民约的性质也从传统时期的非正式制度转向“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制度载体。

青年女性群体的“美丽羞耻”形成机制研究

文章从女性追求美丽的身体实践入手,以羞耻这种情感作为基点,探讨女性为何因追求美丽而感到羞耻,挖掘其背后的生成机制。研究发现,女性所处的社会情境不同,其羞耻来源也不同:或是直接来源于身体,或是来源于身体所承载的深层内容,它往往弥散于整个社会。进一步探究发现,青年女性美丽羞耻的真相往往可分为两大部分:社会性羞耻与道德性羞耻。前者将社会标准加之于女性身体,使其面对着他人实际的或想象的评价、传统文化与女性主义话语的拉扯、现代性流动与失控的震荡,并从中感受到羞耻;后者将道德要求与女性身体相连,用性别结构的不平等与固有的耻文化对女性身体进行羞耻教育。

智能官僚主义的产生逻辑及治理建议

智能官僚主义是行政管理主体主导下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实施的智慧治理的衍生产物,研究智慧治理中智能官僚主义产生的逻辑并提出解决思路,对于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运用科层制理论分析,发现智能官僚主义是科层体系引入智能技术后,其组织逻辑、技术逻辑、运转逻辑和利益逻辑均发生重要变化并共同作用的产物。基于此,认为利用智能技术建立服务对象自下而上的反映渠道的赋权治理、强化“理念-体制-技术”的综合治理,以及政务绩效评价制度创新治理,是消解智能官僚主义的重要思路。

当代青年女性“容貌焦虑”的社会机制分析

当前社会中出现的“容貌焦虑”成为困扰青年女性群体的重要社会心态问题。基于质性研究方法,从身体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探究青年女性“容貌焦虑”形成的社会机制。研究发现,青年女性“容貌焦虑”的社会因素关联了构建亲密关系与寻求社会认同的双重维度,为此青年女性既要接受社会性别规训的审美凝视,又需通过身体消费实践以拒绝“容貌焦虑”。信息网络媒介的发展虽使女性有了更为开拓的自身呈现空间,却也强化了社会审美文化和消费社会文化,加之媒介宣传中对身体形象标准的强化与身体消费误导的制造,从而使青年女性陷入“社会审美-容貌焦虑-身体消费”的循环往复的社会场景之中。

高标准农田建设实践与粮食安全保障路径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从地方实践来看,保障粮食安全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形成了多元导向思路,包括土地流转导向、基础设施建设导向和土地细碎化治理导向。基于对不同建设思路的比较,发现土地细碎化治理导向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产生了较强的经营激励,是具有较强复制性和基层适应性的粮食安全保障路径。以土地细碎化治理为导向建设高标准农田的关键是构建有效的管理体制和治理机制。安徽省T县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实践表明,统分结合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体制与行政赋能的村级民主治理机制有助于推动土地细碎化治理导向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在管理体制层面,统分结合体现为县级政府统筹与多部门联合工作机制以及县级主管部门赋权基层组织的“双业主”管理模式;在实践运作层面,村级民主治理机制呈现为全过程民主治理,包括社会动员、民主协商和权力社会化3个环节。土地细碎化治理导向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有利于保证粮食生产稳定性、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以及增强粮食生产能力,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教育系统下的青少年阶段制度化过程——基于中日两国比较研究

日本在经济高度增长期间(1955—1973年),针对青少年建立了一套“大家统一步调、共同长大成人”的教育体制,20世纪70年代高中升学率已超过90%。日本政府同时对高中和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劳动力市场加以制度化,使得教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较好地衔接在一起,保障了青年人在完成学业后能够顺利获得职业。经济高度增长期间,日本实现了青少年阶段的生命历程制度化。同样,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不断施行新的教育政策,教育系统改革日趋完善。截至2020年,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高达9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50%,整体上,我国青少年阶段的制度化结构愈发明晰。然而与日本相比,我国高中阶段教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衔接明显不足,在部分青年群体中存在主要生命事件的发生年龄分散化、向成年角色转变过程延长化等现象,制度化与弹性化的并存或将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中国式生命历程结构特征。

历史视野下的生命历程理论内涵及其对中国家庭史研究的启示——兼谈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可能路径

历史视野下的生命历程理论被视为新家庭史研究的核心框架。通过对该理论的发展过程及其内涵进行梳理,可以归纳出三点主要发现:第一,个体时间和家庭时间具有共时性;第二,个体与家庭的生命历程是一个与历史力量不断互动的时机调整过程,个体时间和家庭时间深受历史时间的影响;第三,早期的历史条件和人生转型经验对后续人生转型带来累积影响。历史视野下的生命历程理论在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能够为当代中国家庭史研究带来启示,由此助力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研究主题上,可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考察中国特定工业地区的家庭动态;在研究方法上,可以从更加细致的纵贯数据运用和立足于中国实践的研究团队建立两个方面展开探索。

新兴体育社群:青年新部落生活方式实践——以极限飞盘社群为例

文章以极限飞盘社群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在传统共同体式微、同辈竞争内卷加剧的当下,新兴体育社群如何成为青年群体的聚集地,帮助青年重建情感共同体的过程。研究发现,新兴体育社群是青年群体在制度化的生命历程中撑开的弹性空间,参与体育社群活动起到缓和社会时钟下身心紧张状态的作用,部落内形成的关系网络也为提升个人发展创造机会。新兴体育社群以其合作包容、自我赋权的文化价值和去中心化、自我管理的组织形态吸引和凝聚了青年群体,其组织特点也为青年组织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参考。

当代青年女性群体的社会参与:类型、阶层与体制

当代青年群体的社会参与是激发社会活力的主要来源,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对青年女性群体不同类型的社会参与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当代青年女性群体的社会参与具有类型多样化特征,整体上表现为积极正向的社会参与状态;除个体特征和婚姻家庭因素影响外,阶层与体制的社会结构性因素会影响到青年女性的社会参与,尽管不同类型社会参与中的阶层因素影响不尽相同,但青年女性群体的社会参与呈现体制内外的显著差异化特征,进入到体制内就业且实现经济地位提高的青年女性群体更能够积极主动开展社会参与活动,而体制外就业的新社会阶层青年女性的社会参与整体偏弱。为实现女性在社会领域的全面发展,在提升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同时,为新社会阶层青年女性开辟利益诉求表达的渠道,构建积极有序的社会参与机制,激活其社会参与的能动性,仍然是今后需要面临的重要课题。

乡镇治理结构的双重调适及其实践逻辑——基于管区制度的案例研究

通过乡镇治理结构调适提高基层政府的适应能力,已经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以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W镇的管区制度为例,探讨乡镇政府治理结构调适的实践过程与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乡镇政府通过管区制度再造科层组织结构,实现了基层治理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有效统合。在此基础上,乡镇政府借助管区制度推动任务执行,形成统筹包干制的治理策略,充分调动了乡镇干部的治理积极性。治理结构的双重调适体现了乡镇政府的多重实践逻辑,即党政体制对组织结构的调适、基层治理对一线治理的适应以及治理成本与有效治理的平衡。治理结构调适说明乡镇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源于基层党政体制的弹性与制度空间。

传统文化网络化建构中Z世代青年的角色和作用——以《国家宝藏》和《典籍里的中国》为例

传统文化网络化建构不仅需要融入互联网元素,更需要以互联网的思维进行建构与传播。本文运用网络民族志,以《国家宝藏》《典籍里的中国》两个文化综艺类节目为例,探究文化框架的互动性建构逻辑和Z世代青年在其中的角色转变。对传统文化的网络化建构,是将传播的单向度工具式逻辑逐步转变为互动性的框架建构逻辑。在网络化建构过程中,根据Z世代群体特征和互动反馈确定和完善新框架;同时,Z世代也是框架的辅助建构者,其作为主体直接参与到传统文化的创新和传播过程中。经历了框架互构、框架调整和框架再创造的过程,传统文化成功实现网络化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