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日联合江南地区民俗调查30周年笔谈

“中日联合江南地区民俗调查”(1989-2010)是较早时期开始并长期持续以中国传统村落为对象的学术调查。“2023中国(浙江)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调研交流活动——纪念江南调查30周年”会议2023年12月15日在浙江举办,会上举行了《中日联合江南地区民俗调查报告辑》(1-6册)新书发布会。参会学者围绕中日联合江南地区民俗调查、传统村落和民俗文化对传承民族文化的价值与作用、传统村落的调查记录与保护、传统村落人文景观等多个方面开展了学术探讨。刘铁梁教授以《文明进程中的村落传统》为题的学术演讲对传统村落保护进行了反思,提出要在文明进程的视野下关注传统村落中的“生活传承”。何彬教授在博士期间就参与了中日联合江南地区民俗调查,她在《走过来·写下去——持续性村落民俗志书写法之思考》一文中,提出应持续进行江南调查,开启“跨时间维度调查模式”。王京副教授与福田教授的对话回顾了六期调查的具体情况。这些学术思考与讨论有助于学界深入探讨新时代背景下村落保护和民俗发展的未来走向,探索传统村落所蕴藏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现代文明要素相结合的有效路径,从而有助于传统村落研究与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北京中轴线的中和之美

北京中轴线作为首都北京的空间规划之轴和文化之轴,体现了千年古都的文化风貌,承载着中华文化中和思想的清风古韵。北京中轴线申遗离不开对中轴线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和精准表述,这就需要梳理中和文脉,讲好中和故事。注重从艺术层面揭示北京中轴线的中和之美,从人文层面阐释中和思想的内涵与价值,从实践层面呈现将深邃的中和思想寓于日常生活之中的中国智慧。

北京中轴线概念的提出及意义

北京自金中都起就有中轴线之实,但一直没有中轴线之名,今日申遗之“北京中轴线”则肇始于700多年前的元大都。北京中轴线概念的提出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学者们发现中轴线之实,并“取实予名”不断发展的结果,具有重要意义。这使得北京城这条居中而处的南北向轴线摆脱了有实无名、隐而不显的状态,成为可辨识的文化事象。它明确了北京中轴线作为城市空间之轴的性质,使其继续发挥统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作用;它使北京中轴线成为一个文化实体和文化整体,深化了人们对中华文明历久弥新、多元一体的理解和认识,并深刻影响着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工作。

“三个文化带”与北京文化中心建设的思考

由北京市文物部门提出的"三个文化带",经中共北京市委党代会和北京城市发展规划制定,内涵不断得到完善,内容不断得到充实,已经成为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重要举措。"三个文化带"与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关系密切,从北京历史发展脉络来看,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是北京城市诞生和成长的摇篮,史称"神京右臂";长城不仅是中原农耕民族与西北草原民族融合的前沿阵地,也是南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还是北京作为国家都城的重要屏障;中国的大运河始终向着首都修建,尤其京杭大运河北京段更是体现了大运河与国家首都——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紧密联系。由此,"三个文化带"建设的内容就是北京全国文化中心高地建设的内容。

北京中轴线的文化积淀与特色

北京是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北京旧城有着古代东方城市独特的建筑风貌。这种建筑风貌在世界古代城市建设史上是罕见的,这种罕见就在于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的完整性和蕴藏着的深厚文化内涵。这种完整性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又集中体现在北京旧城中轴线上。这条中轴线不仅是北京城市的脊梁,统领着整个城市的布局,支撑着城市的街巷肌理,还是一条人文线,展示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一座北京城,半部中华史,北京旧城中轴线积淀了元、明、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丰厚的历史文化。

北京中轴线及南、北延长线规划建设的思考

在北京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和落实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两轴'即南北走向的老城传统中轴线及南、北延长线和东西走向的长安街及东、西延长线已经成为北京城市发展、创新的引领,同时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统领和优势所在。北京中轴线申遗,以及南延长线大尺度规划发展,已经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由此,本文重点讨论北京中轴线的文化内涵和作为'生态、文化、发展轴'的南延长线的空间节点、生态建设和文化传承。

北京老城整体保护与活化传承

对北京老城的整体保护与活化传承,体现了当下人们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认知发展。北京老城由四重城和中轴线组成,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以中轴线申遗为契机,深入挖掘老城人文价值和中轴线文化内涵,做好老城整体保护与活化传承,讲好老城与中轴线的故事,是北京面向未来发展的重要任务。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北京城市家庭小汽车出行的活动情境变化研究

基于对北京城市居民在新冠肺炎疫情不同时期的小汽车出行行为的问卷调查、典型案例家庭的活动日志调查和深度访谈,借助时间地理学个体路径和活动情境分析方法,分析不同家庭在平常态、疫情期间及复工后小汽车出行行为及其活动的微观情境变化。研究发现:在疫情期间以社交休闲娱乐为目的的开车出行显著减少,且开车独自出行的情况减少,与家人的联合出行增加,上下班途中多目的出行减少;在疫情期间,家人联合通勤、大批量购物、照顾老人和寻求代际支持方面的小汽车出行需求是刚性的,而休闲娱乐等活动的小汽车出行需求是弹性的、可调整的。对于后疫情时期,建议鼓励弹性工作时间安排,增加小汽车联合通勤,从而减少交通拥堵和碳排放;同时鼓励社区、学校等提供医院转诊、课后托管等社区服务,提高社区生活圈内部服务的精细化水平,将一定程度减少小汽车出行需求。

北京中轴线的三重社会价值

北京中轴线是人们的精神家园,是旅游打卡胜地,也是一所综合性学校。北京中轴线更是开放的文化遗产,它张开手臂,欢迎每一个到访它热爱它的人。北京中轴线是中华文脉、古都脊梁,凝聚了中国古老都城规划设计的宝贵理念,承载着中国传统建筑的高超技艺,充满了中国式的情趣和审美,也体现了北京城市乃至中国社会、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在凝聚文化认同、提升文化自信和人文素养、满足休闲旅游需求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北京中轴线是中华礼乐文明的集中载体

北京中轴线秩序井然而又和谐统一的建筑布局,以及在其上举行的诸多仪式活动本身,都是礼乐制度的产物,而它们如其所是的存在又成为礼乐文明的最好说明。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标志。唐人孔颖达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钟敬文先生论民俗学者的素养

当前,新文科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的关键在人才。钟敬文先生不仅重视和从事民俗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工作,而且对于应该培养什么样的民俗学专业人才和如何培养民俗学专业人才有高度的自觉。他认为:民俗学者应该坚守人民立场、中国本位;拥有学科意识和学术自觉;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和自觉的方法论意识;能够既学习理论又深入研究对象之中;学风端正,勤奋淡泊,做社会的中流砥柱。钟敬文关于民俗学者素养的论述,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既来源于他对学者与学科、学问之关系的理性思辩,又来源于他对自身经验的总结和反思,也来源于他对民俗学者发展现状的持续关注和应对。钟敬文不仅是民俗学者应然素养的倡导者,也是践行者,更是其教育者和推广者。钟敬文认为的培养与训练人才是民俗学进一步发展极关键一着的思想、关于民俗学者素养的具体论述以及他自身的素养修行和育人实践,是今天民俗学进行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应当充分汲取的宝贵财富。

西山退谷与清初文人心态

清初西山退谷文人活跃的时期,即孙承泽隐居此地的顺治十年至康熙十五年期间,也恰好是顺康之际文坛新旧交替之时。退谷虽为皋壤,却与皇家园林一墙之隔。退翁隐居此处,内心深处始终没有忘怀儒家的积极用世的情怀,是入世的隐士之代表。在与之交往的仕人中,吴伟业代表了在仕清与不仕清之间徘徊,内心与外在不一致的具有两面性的名士心态;在与之交往的处士中,朱彝尊代表了文人心态正在逐渐发生改变的时代特征。西山退谷浓缩了顺康之际,希望为清廷服务的心态逐渐占据上风的过程,预示了清初文坛新的时代的到来。

庆赏中秋结彩棚:北京的中秋节

“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月亮作为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天体之一,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以月朔、月望、月晦为时间基础发展而来的节日,如元宵节、中元节、中秋节、送寒衣节(十月初一)、正月晦等,共同构成了中国节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秋节的起源发展及习俗活动、文化内涵无不与月亮有关。“中秋”一词,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周礼》中有“中秋献良裘”“中秋夜迎寒”的记载,但这里的中秋并无节日之意。

晚明北京居民的节日生活与城市空间的发展

晚明北京居民节日生活具有鲜明的地方性特征,体现在节日的时间安排、节日活动的空间布局、游赏游戏作为节日活动的普遍性、明显的群体差异性等方面。笔者以为,区域节日文化地方性特征及其形成必须与该区域的整体联系起来才能得到理解。本文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即可以被视为对晚明北京节日文化地方性特征及其形成原因的一个理解过程。然而,笔者的意图并不止于此。当节日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仍然活态地存在于居民日常生活之中,它就不仅是被建构的对象,它还具有建构的能力。本文还将试图阐释晚明的北京居民是如何通过过节,即对节日文化的实践作用于北京城市活动空间的发展的。由此,该文便为理解地域文化与城市空间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一项个案的说明。

北京中轴线:“贵中尚和”价值的传承

中和是中华民族的理想境界,表现在天地各安其位,运行有序,万物各尽其性,繁荣生长,也即《中庸》所说的"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宇宙和谐。北京中轴线传承着中和理想,以位于中轴线上的前朝宫殿为例。我国历来重视正名,前朝宫殿是传统社会国家政权最重要的象征,也承载着执政者的执政理念和价值追求。

宫廷“散志澄怀”与清代士风

清代宫廷中的"散志澄怀"是指帝王和士人广泛参与,以宫廷生活、宫廷雅集及相关的山水景观、书画音乐等为表现对象,进行文学艺术创作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从帝王一方面看,"散"志不"散",而是有一定的政治目的,缺乏出尘的心境,也难有真正的澄怀。从汉族士人一方面看,参与"散志澄怀"活动,自觉或不自觉地迎合帝王的好尚,客观上促成了满汉对立士风的转变,文坛的整体风气也在无形中得到整饬。而在不同阶段中,部分作品也映射出清代士人不同的家国情怀。

新冠肺炎疫情下社区活动的地方秩序变化:北京双井案例

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日常活动与社区治理带来巨大挑战。本文从新时间地理学企划和活动的地方秩序概念出发,基于北京双井街道社区工作者在疫情不同时期的活动日志和深度访谈以及社区报纸《今日双井》等多源数据,分析社工工作活动的时空特征变化,社区地方秩序的变化及其对居民日常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疫情不同阶段社区组织企划明显调整,社工工作时间延长且规律性被打破,工作地点由室内转向室外,工作活动更加多元化、破碎化;社工、居民、物业、周边商铺等社区生活圈中多元主体互动加强。本研究对后疫情时代社区生活圈服务与治理优化提升有重要意义,也丰富了新时间地理学对社区生活圈中个体与组织互动、多行为主体互动过程的解读。

“家园—他乡”之间:明清士人西山诗文的心灵空间

在"家园—他乡"的两极空间二元结构中,常存在中性地带。当家园失落了以后,人们会寻找一个"替代空间",来满足自我的"恋地情结"。西山对于明清京师士人来说就是一种具有地方感的"替代空间"。由于临近京师又有南方山水的灵秀,西山虽不是家园但具备慰藉心灵的功能。京师士人在朝市与山林之间,始终涌动着痛苦与逃离、追寻与屈服的矛盾与挣扎,难以找到出处之间的统一。虽然身处帝乡,西山诗文却体现出了与皇权文化不一样的想象空间,其中饱含着士人的家国情怀。

转向企划—活动系统研究的时间地理学

全生态综合世界观和人地互动过程与复杂性的系统研究是时间地理学理论体系构建的核心,也是行为地理学关于空间—行为互动理论构建的关键问题。企划和活动的地方秩序嵌套是新时间地理学的最新发展。论文围绕企划—活动系统及其变化、企划交织下的活动系统与社会互动、企划实现过程中活动的地方秩序构建等3个方面对时间地理学理论发展和研究前沿进行综述,系统梳理时间地理学在交通出行、城市与区域规划、地理学、康复医疗与健康、资源能源利用等领域的跨学科应用。未来呼吁更多学者关注时间地理学,积极开展跨学科应用和时间地理学创新应用的国际比较研究,将时间地理学的最新研究进展与中国城市发展的现实问题相结合,创新并发展中国城市研究的行为范式,丰富和完善中国城市的空间—行为互动理论,为中国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日常生活数字化转向的时间地理学应对

信息和通信技术(ICTs)对日常生活产生重要影响,而时间地理学及时应对了日常生活的数字化转向。论文梳理了日常生活数字化转向的基本特征,包括破碎化、多任务与时空替代等方面。相关实证研究试图回答ICTs是否以及如何改变日常生活,但是忽略了对其内在机制的阐释。时间地理学应对日常生活数字化转向的最新研究包括理论扩展与可视化及分析工具发展等方面,这为理解与刻画日常生活的数字化转向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与有效工具。研究发现,首先,经典时间地理学的理论和概念可扩展应用于虚拟空间中的行为。时空间去耦合是日常生活数字化转向的内在机制。其次,基于GIS开发了物质—虚拟混合空间行为的可视化和测度方法。最后,新时间地理学对日常活动复杂情境的分析直观揭示了日常生活数字化转向的时空去耦合机制与破碎化、多任务、时空替代等基本特征,并提出前后台活动、ICT介导的活动束、ICT介导的秩序口袋等理解移动ICTs影响下日常活动转型的创新概念。最后,以时间地理学为基础,提出以实虚活动系统为核心的日常生活数字化转向研究框架,并从数字生活、智慧社会和安全城市等方面讨论未来研究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