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人大释法与宪法实施的完善化

一国两制是中国国家治理及和平统一进程的重大宪制性创新。香港基本法是这一宪制原则的第一个系统、完整的法律形式；澳门基本法对此多有借鉴；台湾的和平统一尚未完成，相关宪制创制尚未启动。香港基本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全国性法律，其主要的宪制性功能是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自治授权，将一国两制相关政策法律化。香港基本法实施，就香港自治权内部而言，主要依赖香港司法的普通法传统，但就一国两制的完整理解与维护而言，香港的地方司法显属不足，需要在香港自治权外部引入一种监督性的中央管治权以重建香港自治权体系的宪制平衡。

香港基本法与国家建构——回归二十年的实践回顾与理论反思

香港回归二十年是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的"中期时刻",也是总结与反思这一宪制创新工程的重要机遇。香港基本法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第一个正式的基本法律,在保障平稳回归的同时,亦为回归后二十年香港繁荣稳定、高度自治及与国家的互惠互动提供了坚实的宪制保障。但由于香港殖民历史及其遗产的复杂性以及香港制度模式所具有的西方因素,香港的"人心回归"及与内地、国家的制度整合过程遭遇到了多层面的问题与挑战,发生了占中对抗、旺角暴乱、港独宣誓等一系列超越基本法秩序及背离一国两制初衷的激进行为,港独分离主义在香港社会尤其是青年本土派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威胁到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的整体权威。香港基本法在法理学层面亦遭遇到本地司法与国家法理之间的错位和冲突。香港基本法的国家建构之维在价值与制度上未能充分展开,中央管治权与香港自治权及香港社会的有机性宪制连接未能充分建立。但一国两制作为一种科学的宪制方法论,香港基本法作为具有高度弹性及可塑性的宪制安排,在面对当前多重挑战过程中亦逐步积累起新的认知、共识与制度经验,加之国家经济战略拉动与依法治港的理性深化,2017之后的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的全面准确实施仍然可以相对乐观地加以预期和规划。

大湾区建设视野下的香港本土治理新思路

香港本土主义是香港历史与社会矛盾及"一国两制"内部张力复杂作用的结果。回归以来,香港政治文化逐步呈现公共性危机,民主回归的共识日益破裂,青年本土派基本形成自决与港独的政治话语及观念形态,本土主义在后占中时期呈现泛滥态势。国家对港治理高度关注香港本土主义问题,逐步形成以依法治港和有序融合为基调的管治新方略。粤港澳大湾区是支撑融合发展方略的最主要抓手,不仅构成香港转型发展的历史性枢纽,而且有效提升了香港经济社会的竞争力空间及其对国家的可能贡献。居住证改革及高铁、港珠澳大桥等"大交通"基础设施的开通,开启了一个香港与内地融合发展的新时代,为"一国两制"2. 0版的有序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政策基础和物质基础。大湾区,大交通,大融合,大发展,善于在发展中解决矛盾问题,这恰恰体现了"一国"智慧对"两制"的科学合理的整合与推动,符合"一国两制"的初衷初心。

第四种权力:违宪审查权的建构

11月15日,香港高院原讼庭作出初审判决,承认人大释法权威,结合对香港法例的普通法解释,剥夺了港独候任议员的就职资格,为后续上诉判决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框架,维护了香港基本法的秩序权威和国家主权利益。此次人大释法属于主动、提前释法,是在未经香港管治机构提请、有关案件尚处于审理阶段而进行的应急性释法,打破了中央治港既往的“后发”惯例，而自觉主动地承担对基本法的宪制性维护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