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全球价值链分工与福利效应

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本文利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征关税清单、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和中美家庭消费支出调查等数据,使用Taylor一阶展开法和考虑消费异质性的Creedy方法测算了中美贸易摩擦给全球价值链参与者带来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无论基于Taylor一阶展开法还是Creedy方法,本轮贸易摩擦给中美两国自身带来的福利损失最大,且美国受损程度明显高于中国;第二,全球价值链上加拿大、墨西哥等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成员以及日本、德国、英国等经济体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的福利损失较大;第三,国别责任分解表明中美福利损失主要来源于自身加税行为,而其他绝大多数经济体的损失主要由美国加税引致;第四,收入分配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引致的中国福利损失是累退性的,而美国福利受损程度与收入呈现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表明中美贸易摩擦不利于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全球价值链各参与者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主动维护多边贸易规则和国际治理秩序。

大学创业生态系统条件要素对中美大学生创业意向影响的比较研究

大学创业生态系统是以大学为基础的存在于大学内部及其周边的创业生态系统,其条件要素包括社会网络、制度、服务/支持、基础设施、教育/培训、领导、文化、资金、人才九个方面。通过对551名中美大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大学创业生态系统条件要素中社会网络、人才、基础设施要素对中美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而其他几个要素对中美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差异不显著。分析其原因可能和中美两国不同的宏观经济环境、制度文化背景等因素有关。并据此提出正视中美差异、精准施策,重视拓展大学生创业社会网络,正确对待基础设施的影响、在经济落后地区积极开展促进创业工作等建议。

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对家庭风险投资决策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基于Probit和Tobit模型实证研究移动互联网可及性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移动互联网可及性能显著提高家庭进行风险资产投资的概率和程度,使用区县其他家庭的智能手机使用比例作为工具变量,这一关系仍显著成立。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对城市、东部地区、高资产、户主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风险投资概率的促进作用更大,对这些家庭风险投资程度的影响大小则基本相反。机制分析表明,移动互联网可及性通过增加金融信息关注度和正规金融服务机制促进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行为,但不支持经由增进金融知识进而促进风险资产投资的渠道。

移动互联网可及性、金融排斥与商业健康保险参与--来自CHFS数据的证据

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Probit和Tobit模型,研究了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对商业健康保险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移动互联网可及性能显著提高商业健康保险的参与概率和程度,对城镇、户主受教育程度高和成员有创业经历的家庭的影响更大。采用所在小区智能手机平均数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处理,使用移动支付替换关键变量,结论均稳健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移动互联网可及性可通过缓解金融排斥促进家庭参与商业健康保险。

高管团队异质性影响企业信用评级吗?

本文从高管团队异质性角度出发,选取2008—2019年深、沪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高管团队成员背景特征的差异性如何影响企业信用评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教育水平异质性、职业背景异质性对信用评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高管团队年龄、教育水平、职业背景等方面的异质性越高,信用评级水平越高;第二,高管团队性别异质性对信用评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高管团队性别差异越大,信用评级水平越低。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信用评级会随着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异质性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企业应合理配置高管团队资源,最大限度发挥团队有效性,扬长避短,实现优势互补,不断提高企业价值,获得更好的信用评级。